（一）将“通论”另编成册

从目前教材的体例格式看，虽以“文选”为主，但其实，“通论”部分，包括文选前面的“典籍概述”，内容其实相当庞大，虽然有省去了翻检之劳，但一定程度上也“淹没”了本教材的主题，即“文章选讲”。与其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将这些内容另编成册，作为教学参考用书，还可以考虑适当加大“通论”的内容。这样，既能突出选文的“核心”地位，又能使古汉语常识更具系统性、应用性。

（二）及时更新教材内容

首先，将少数民族文献的比例加大。《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第七个部分“民族文化保护”一节中，提到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整理、研究和编纂传统文化典籍的作用，“加强民族古籍和文物抢救工作，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做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古典民族史诗的整理出版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出要“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应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因此，笔者认为，应加强这方面的内容选编。

其次，吸收新的考古方面成就，如碑铭、墓志、行状等。近年来，考古发现成就斐然，有些考古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适当加入这方面的文献。如由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的《晋祠之铭并序》，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不仅“字体飘逸洒脱，遒劲雄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通行书大碑”，而且是一篇“研究李世民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像这样价值珍贵的碑铭，俯拾皆是，应适当选择进入教材。又如《侯马盟书》《鄂君启节》等，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还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

再次，加入科技史方面的内容。正史中的《天文志》《律历志》等，可以适当加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三）适当插入图片

史书中加入图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鲜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专列一“图谱略”，强调指出：“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史，不可偏废。”他强调图的重要性是：“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1]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和州志舆地图序例》及《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中，也指出图的重要性：“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2]仓修良先生为此指出，“图的表达往往是文字所无法表达出来的，况且又形象、节省文字叙述的篇幅”。虽然章学诚强调的是修志中要充分发挥图的作用，但我认为，史书中图的作用一定也很重要。古人尚且如此强调图的重要性，《中国历史文选》教材作为历史专业的一门“入门课”，何尝不加入一些图例，激发学生的兴趣呢？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文选作为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其“基础”地位不能动摇。为了适应时代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转变教育理念，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又势在必行。我们必须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尊重教育教学规律，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1]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

[2]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