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为高等院校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建设带来了共性的特色，也为课程建设的四个环节提出了不同的任务。

选编文献是文选课程建设的第一环节，选好典型性文献，揭示中国历史文献的主要类别，触类旁通，认识中国历史文献的基本规律，指引阅读的范围，这是培养阅读能力的第一步。周予同先生主编《中国历史文选》（第三版）共计选编57种文献，通过每一种文献的“解题”部分，举一反三，累计介绍了280多种文献（其他历史文选教材也有类似的现象）。通过选编一系列各具特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献，开拓阅读历史文献的视野，阅读的途径自然显现。有些学者称之为“知书”，视为历史文选教学的一个“主题”。这一环节如何操作？不可忽视所选文献的典型性。关于典型性文献，应该考察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选择优秀的的文献典籍。哪些属于优秀文献，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即重视历史“名著”。所谓名著，实际上是中国长期历史传承中经过历代学人批评、检验的文献，这类文献已经接受了历史的选择。古往今来，用目录学、训诂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各种治学的途径，介绍中国历史名著的著作不乏其人，亦不乏其论。当代关于历史名著的介绍不下数百种。检讨这些介绍历史名著的文献，不难看出历代学人，包括当代学者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惊人的共识。例如，《史记》《汉书》等几乎都视为名著，成为史学中的经学。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历史名著本来就是历代学人的选择，历史上阅读的人多，具有广泛的阅读群，有广泛深刻的讨论，传递的历史信息量大，因而具有代表性。

第二，选择具有历史学特性的历史文献，这是历史学科的要求，便于利用所选的文献学习和研究历史。中国史学文献的积累尤为丰富，客观上为历史学科建设提供了优厚的学术资源，也为汲取历史精华、推动当代史学研究提供借鉴。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历观新中国成立60年编撰的文选教材，基本上体现了这一鲜明特点，而且在选编史学体裁的这类上比较齐全。如果用古典目录学的眼光来看，史部目录的二级分类的各个种类的文献都有所选择。用《四库全书总目》来衡量，史部下面的15个分类的文献，几乎都有所选择。在“六经皆史”、“二重证据法”、“以诗证史”等史学理论的支配下，经史子集下设的45个分类的文献几乎都有所选择。张大可、邓瑞全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进而选编了《四库全书总目》这一经典文献，体现了继承古典目录学的学术理念。张衍田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文选》直接利用了古典目录学中“经史子集”的分类，作为全书的框架结构。其他教材，也在选编历史作品中体现了这一思路。例如周国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中选编了《汉书·刘歆传》；高振铎先生主编、张家璠先生副主编《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选编了《汉书·艺文志序》等，不难看出，其旨归是深化提高学生认识史学种类的能力。

第三，选编有特色的历史文献。有些历史文献的体例和内容有新的演变，并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显示了同一体例文献中的新的特色。例如，《晋书》属于纪传体，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很多教材在选编《史记》《汉书》等纪传体文献时，仍然选编了这一文献。究其原因，《晋书》创造了“载记”的体例，为记载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历史总结，提供了体例方面的史学经验，显示了中国史学体例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学术创造。同样的道理，魏收编修的《魏书》也常常被很多学者选编，原因之一是该文献直接撰修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族贵族创建的政权，而且增修了《释老志》，带来了纪传体文献编修成分的新特色。

第四，选编新中国成立以后有重大研究成果的文献。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文书等被称为“新文献”的家族，显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成为一块重要基地。从1961年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到2007年最新出版由何晋先生主编的《新编中国历史文选》，都体现了这一选编的理念和共识。

选编历史作品，属于该课程建设的第二环节，也是主要的环节。一篇选文就是构建一个阅读平台，通过各别选文，提高阅读史料和应用史料的能力，借以进一步认识各种文献的特点、性质、学术价值、历史局限等。构建哪些平台？亦应有四个基本理念：揭示中国历史发展基本线索；体现唯物史观，兼顾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体现与时俱进的历史观；体现古典文献特性，如传、疏、注、解等文体。

第一，何谓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即注意选编揭示每一段历史的典型历史作品，用历史选文揭示中国历史文献具有记载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也有利于从历史文献学习中深化认识中国通史的概貌。从新中国编纂出版的各种历史文选教材看，自觉不自觉显示了这一特点，不仅选编了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历史的文献，而且在编排上体现了时间的顺序，有效地发挥了中国历史文选课程与中国历史学习相互配合的作用，其学习和运用史料的能力在“随风潜入夜”中提高。例如大多数文选教材都选编了《尚书·牧誓》或《尚书·汤誓》，这对于认识夏商王朝、商周王朝的历史演变，具有一定的意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选编，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社会历史，从历史人物活动中增加非常丰富而又感性的认识。

第二，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这是新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建设的重大特点，也是重大的教育成果。几乎所有的文选教材都能够运用唯物史观选编历史作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鲜明特点，强调社会历史的三维结构：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开宗第一篇选编的甲骨文《武丁卜辞》，即是反映商朝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历史，揭示商朝奴隶社会的历史性质；选编《诗·七月》等，借以揭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水平；选编《世本·作篇》等，借以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水平；选编《后汉书·党锢列传》，借以揭示东汉末期世家大族和豪强专权的政权结构；选编《史通·六家》等，借以从学术文化方面揭示同时期历史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是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于各种历史作品选编的匠心。

第三，何谓体现与时俱进的历史观？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社会历史观也在不断发展。1988年9月，邓小平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随着邓小平理论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进入了该课程的建设。2006年，周国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选编了贾思勰《齐民要术·序》、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几何原本序》；张大可、邓瑞全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2007年）选编了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序》。其他文选教材选编历史上的科技人物及科技作品也屡屡有之，形成了弘扬传统科技文化的学术教育思路。其他如廉政、法制、民族等观念的加强，也对文选课程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吏治、刑法志、少数族历史文献等选文，被选编进入文选教材，进入文选课堂。张大可、邓瑞全主编的文选教材第十二单元专题选编了很多典型记载少数族历史的文选。又如社会上关于“国学”的学习和研究的热情正在不断升温，有些学者能够适应形势发展，在文选课程适当增加了“国学”文选，2006年周国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显示了这一特色。

第四，何谓体现古典文献特点？历史文献在历史传承中，传、疏、注、解等训诂的文献，不仅揭示原文献的内涵，也拓展原文献的内容。如“春秋三传”、“水经注”等，为了揭示这类文献的学术价值，适当选编这类文献，连同原文献一并编入教材，有利于增强历史专业的学术修养和研究能力。例如周予同先生选编的《水经注·鲍丘水》篇，“经文”顶格排版，注文另起一行，空两格排版，经文、注文相互比较，不仅记载了北魏时期北京郊区部分水道及其水利工程的兴修，保存了研究北京水资源的早期资料，也显示了经、注之间学术发展的源流关系。

选编历史作品名段，也称为“节选”，这是第三环节，是对于前两个环节（选编文献、选编文选）的补充。很多典型的历史文献的部分章节、段落，具有文选学习和运用的价值，应该予以灵活选编，节选其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学习和研究。用节选的方式搜集这些散金遗珠，也有利于培养爬梳钩剔史料的能力。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第三版），即有很多这样的节选：《史记·六国年表序》《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宋书·谢灵运传论》《明儒学案·凡例》《文史通义·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等均属于节选。节选“名段”，篇幅短小，既能够揭示文献的精华，又能够减少篇幅，浓缩教学任务，减轻学习负担。近年来新编纂的文选教材，选编国学方面的文选，也采取了节选的编纂法，例如周国林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中《老子》《论语》《礼记》《周易·系辞》等也采取了节选编纂法。

选讲教学内容。这是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第四个环节，是课堂实践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的“选”，包含前三个环节中“选编文献”、“选编选文”、“选编名段”的再运用。在文献选讲方面，可以有详有略。例如纪传体文献，《史记》详细介绍《史记》，其余《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等，通过对比选讲其演变和新的特点，减少雷同的课堂教学内容。文选作品方面，亦不能够全部详讲，大多数文选教材中，《史记》《汉书》文选比较多，有的多达10篇，其中有些选文，可以依据课堂教学时间，选讲部分段落。例如《汉书·食货志》中“赵过代田法”选段，不仅记载了汉武帝农业政策的变化，也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劝农”“教农”的农业生产历史，记载了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推广，记载这一农业改革带来的粮食产量的增长。这一段落不到1千字，浓缩了很多历史信息，详细选讲，大约1个课时，有利于加深对《食货志》特点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汉书》文献特点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