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历史文选课的教学，是以所采用的传统教材中有限的文献选篇（一般在20篇左右）为主要内容。然而实践证明，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这样的内容太过单薄。一学年的课程学习结束后，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学生对所学课文大都耳熟能详，但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整体情况却知之甚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时对课文外文献的阅读和应用能力较差，难收举一反三之效。这对学生专业基础的培养显然是不利的，也影响到相关专业课的学习和日后的专业研究。而在实际工作中，历史类大学毕业生分不清文献的四部归属和无法认读近古碑文，也已成为屡屡出现、引人深思的现实问题。基于改善学生知识结构、加固学生专业基础的考虑，结合教学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我在以教材为教学重点、合理安排课时进度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度扩充。增加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文献阅读基础知识，主要是有关汉字和目录的基础知识

文字学古称“小学”，顾名思义，它是从事一切学习和研究的基础。许慎《说文解字序》指出：“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汉字自臻于成熟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无论是构造、形体还是字（词）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了解这一变化的轨迹，就不具备读懂古文献的基本条件。因此在开始进行课文讲解之前，我先就汉字的产生、构造方式、形体变易、滋生、古今字义的区别等问题向学生作较为详细的介绍，帮助他们在心理认识和知识积淀上为日后课内外历史文选学习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我增加了简单的目录知识讲解。目录是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的“纲纪”。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由于教学计划课时限制，这门课不可能像“历史文献学”一样将“目录”讲解得非常深入细致，但我还是以两个课时的时间向学生勾勒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的脉络、介绍文献的四部归属，让他们了解每篇选文的出处，以便更好地把握对文献的查找、学习和利用。

（二）古代文化常识

阅读古文献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对一段文字而言，你或许可以识读其中的每一个字，却仍然无法正确理解它的含义，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古代文化常识缺乏了解。例如课文《秦始皇本纪》中说嬴政“姓赵氏”，学生就会奇怪他为什么既姓“嬴”又姓“赵”；又如课文《诗经·七月》里有“七月流火”，学生就会发问这颗“火星”是不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的火星等。针对这种情况，我通常会根据课文出现的问题，定期进行“古代的姓氏名字号”、“古代避讳”、“古代职官”、“古代天文学常识”等专题讲解。通过对有关文化常识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学习课本、阅读文献，人文知识也相应增长。

（三）考古文献

王国维先生认为，历代学术史上新潮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新发现引起的。如汲冢书的发现，使学者对古文经学有了新的认识；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商代历史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西域木简和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和唐史的许多认识。因此，他提出了在历史学界至今仍具指导意义的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然而，传统的中国历史文选教材中鲜见考古文献，即便有也属早期资料。鉴于近年来全国范围考古收获颇丰，其中不乏文字资料，笔者便尝试从中选择部分资料，在教学中向学生作介绍和讲解。例如讲解《道德经》和《孙子兵法》时，补充介绍了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郭店楚简本《老子》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讲解汉赋时，补充介绍了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赋》等。通过这种方法，让学生了解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异同，认识考古文献的重要性，为日后阅读和掌握利用考古文献打好基础。

（四）泛读文章

受大学英语教学的启发，笔者根据教材的具体情况，从文献中精心选印了大量相对简单易学又极具趣味性的短篇作为教学辅助内容，称之为“泛读文章”。每讲完一篇教材选文，则辅以一两篇泛读短文，让学生当堂翻译并做作业发表。这样既补充了学生的阅读量，又锻炼了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