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明[1]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对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及“社会建设”时，有这样一段话：“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是“政社分开”这一概念，第一次见于党的最高层次的纲领性文献中。因此，在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其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而未来10年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时期，社会组织能否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民生服务，为社区服务，为传播正能量服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如何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既不能操之过急，拔苗助长，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需要依托社会改革发展的大局，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以创新和发展为动力，通过数据分析和国际比较的方法，为中国未来10年的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创新路径。在此，笔者提出五点建议：第一，完善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第二，建立社会组织的创新框架；第三，创新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第四，建立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第五，如何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问题。
2013年3月，全国“两会”之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大方向和方案明确后，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有多大，目前还不是非常明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组织发展的春天真的就要来了。但是即使春天来了，社会组织本身能否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依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自身的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因素。这里，笔者就如何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
一、完善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
合理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组织发展的根本，是社会组织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要完善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根据国内外社会组织发展和实践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考虑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形成法人治理体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真正实现政社分开
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体制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这里既包括政社分开之后，社会组织在独立运营的过程中，能否按照法律框架和组织章程规范管理和承担其组织治理的大任，建立能够实现组织的权责明确的新型体制；同时也包括社会组织本身能否有效地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承担与其宗旨相关的社会事务。因此，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组织使命和活命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当组织非常明确其希望实现的远景目标时，才能够激励组织的每个成员认同这一目标并理解其价值[2]。因此，在社会组织发展和运行中，既不能够见钱眼开，忘记组织的宗旨，也不能够忽略社会环境变化，对宗旨理解得过分简单，从而丧失创新思维，放弃组织的发展需求。
（二）发挥理事成员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理事会成员应当是多元、独立、自愿和民间的
非营利组织治理的核心是保证有效的决策[3]，因此，理事成员能否履行其责任，决定着理事会运作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在选择理事会成员的过程中，需要让不同专业背景的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理事会的工作，同时需要倡导理事会成员参加社会组织工作的自愿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发自内心地心甘情愿为组织的发展献计献策、出工出力，而不是一种想理事就来，不感兴趣就不参与的自由和随意行为。对于理事会成员的民间角色，目前还没有形成普遍共识，提到理事会，立即想到与政府的关联性，也就是前面提出的政社分开的关键点，即使是社会组织在创始阶段，有政府的支持和影响，但是，其理事会的角色依然是非政府的性质。
（三）建立理事会的政策治理框架
治理过程中，理事会成员是平等的，理事会成员由日常管理转向价值观的体现与使命的实现[4]，因此，在决策程序上，应坚持对事不对人，不能够因为个人因素影响机构的日常管理。目前中国大部分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理事会出现了一人说了算的现象，有的理事长或者秘书长，拎着单位的公章出行，还出现过到届不换届和该离任不办手续等现象，其关键是缺乏一个规范的政策治理框架，实际上是人治主导而非现代法人治理主导的管理体系，造成组织管理的不规范性和缺乏民主决策的基础。
（四）完善机构的管理制度
治理结构中，制度建设是关键，克服社会组织管理的随意性。对于组织的制度建设是关系到社会组织能否建立百年老店的基础工程；包括社会组织的理事会的议事规则，理事会的民主参与机制，管理制度的公开讨论和履行各项制度的监督和评估。例如，大部分社会组织没有完善的员工薪酬管理体系，因此都在参照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薪酬体系，其结果产生与组织管理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
（五）形成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目前来讲，中国社会组织的组织规模总体还是比较小，根据2008-2012年连续5年民政部公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详见表1，2008-2012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数和就业人数），中国社会组织的总体组织规模在11.5～13.9人之间，5年社会组织的平均规模是12.66人。
表1 2008-2012年民政部统计社会组织登记数和就业人数
以上数据充分体现出中国社会组织的整体规模偏小，因此作为这样规范的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规模也是有限度的，客观上也造成了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局限性。尽管如此，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因为它是关系到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六）确立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
随着社会组织的登记规模在不断增加，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在随之增加，尤其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的社会组织整体动员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根据民政部2007-2011年连续5年的报告显示（详见表2），2011年的社会组织捐赠规模已经达到470.8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表2 民政部系统与社会组织接受捐赠数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社会组织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和占民政部系统的社会捐赠比例范围为58.2%～96.1%之间，其平均数已经达到72.3%。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组织的整体动员能力还是比较小，仅仅占2011年中国当年GDP总量的45.8万亿元人民币的0.1%。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达到10～20倍。而这样的差距与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和国民慈善意识、自由慈善指数比较低都有较大关系。
二、建立社会组织的创新架构
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体现创新和做不同的事的理念，因此，社会组织的人才竞争、资源竞争和管理竞争也随之形成，唯有建立创新架构，才能够推动组织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其具体内容分为六个方面。
（一）提升创新观念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
需要明确社会组织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何处；实践证明，非营利组织向来不缺好的主意，最缺的是将这些创意转化为实际成果的意愿和能力[5]，社会组织创新观念是组织管理中的灵魂，没有创新观念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就缺乏活力和动力；其实创新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对组织发展的客观认识，就类似一位医生给病人做一个全面体检，通过体检能够找到组织的问题所在，组织的危机所在，组织的发展机会所在和提出创新思路和对策。
（二）提升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既有正能量影响，也会有负能量影响；因此，如何弘扬正能量，减少负能量；社会组织影响力取决于组织的信息透明度，组织管理的开放度和组织运作的专业性；上述三个基本条件满足了，还需要建立起组织创新的动力源泉，分析哪些部分机制不能够适应创新架构的要求，如何寻找新的有效机制替代，以保证组织发展的连续性。
（三）强化社会组织的品牌建设，提升社会地位
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其关键需要品牌意识做先导，什么是组织的品牌？其内涵都包括什么内容？其品牌的社会价值内涵是什么？这样的品牌对组织发展，对社会组织行业的影响等，如何建立组织的品牌，其实质就是组织的项目创新、管理创新和长效推动，不是社会组织在品牌建设刚开始之时红红火火，由于缺乏持续的长效推动力，最后好多优秀品牌销声匿迹。
（四）吸引专业人员进入，形成专业化运作体系
社会组织在创新的过程中，无论是项目创新，管理创新，还是长效推动力，成功与否取决于人才，人力资源规划是民间组织人力发展的基础[6]，尤其是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这里需要有开发意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维；放手大胆地使用人才，同时在薪酬管理、配套资金和政策环境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真正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形成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形成专业创新的运作体系。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整体的信用机制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时期，社会的信用体系并不完善，这也势必对社会组织的信用体系建立增加了难度和不可确定性；同时，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属于公共事业的范畴，这取决于社会组织的资金并不是完全在自收自支，它的运作资金通常来自社会捐赠，来自政府的支持，来自基金会的资助等。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关系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如果组织一旦失去社会的信任，其组织的存在价值令人怀疑和质疑。
（六）寻求发展空间，做别人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的事
社会组织的发展取舍过程中，需要重新考虑业务范围的潜在危机，需要对发展市场做系统分析和比较，其本质就是发现新产品，发现新空间，做别人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的事务。因此，从战略层面，从顶层设计和长远发展需要三方面考虑，有序地建立一支市场运作，市场研发和市场风险分析的员工队伍，找到组织发展的新机会，为社会组织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
三、创新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
社会组织是社会文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工作的人员既不像在政府机关拥有权力，也不像在企业有比较好的收入。社会组织需要通过社会协同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信任，获得资源和收入，因此社会组织的协调机制的本质就是建设社会网络和增加社会资本。
（一）增强社会组织对社会事物的观察能力
社会组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和研究是其观察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行业协会的发展，需要研究国际市场的变化，需要研究市场的导向和各个国家政策的变化：五年之前，中国太阳能行业是一个非常时髦和朝阳的产业，随之欧盟、美国政策的变化，产生中欧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纷争，如果作为太阳能行业的协会和学会能够预测和研究其发展变革的趋势和投资风险等，这样的观察结果对我国太阳能行业的健康发展一定能够起到重要咨询作用。
（二）需要协调社会组织与不同利益体的交流和合作
社会组织在协调社会内外关系过程中，与不同利益群体的交流和合作至关重要；社会组织是政府、市场和会员组织以至公民个人的桥梁和纽带，是缓冲带和汇集意见的平台，因此，社会组织不仅需要满足组织的自我发展的需求，同时也需要承担起部分的社会责任和任务；社会组织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要生存？社会组织要能够提供专业的运作服务和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三）需要增强社会组织的对外传播能力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经常讲，我现在连员工的工资都不能保障，或者连员工的社会保障都无法满足，谈何对外的传播能力的建立？其实不然，社会组织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其对外传播的要素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组织刚刚创立阶段，需要利用一切力量广泛传播组织的发展目标、组织的愿景和组织的战略方向等；如果组织发展处于一个上升阶段，这时候，需要有选择地或者针对地开展对外传播和沟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模式打天下的做法。
（四）社会组织要建立一种合作各方的谈判机制，提高博弈能力
社会组织在与各个合作方的交往过程中，客观上讲，社会组织是处于弱势状态，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你需要让更多不同合作方了解你，理解你和接受你，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接受，其过程是漫长的，不能拔苗助长，需要有耐心和恒心，因为，有不少事情需要时间和机会，需要合作方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到认可。因此组织的制度管理和档案管理是保障与合作方长期来往的关键，不能够像熊瞎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
（五）应该提高社会组织的危机应急处理能力
社会组织的危机存在是客观的，作为组织的领导人不能够回避矛盾，逃避危机，正确的态度就是面对危机，及时应对危机，能否将现存的危机转化为组织的发展机遇。如何处理社会组织的现存的危机？主要是研究危机处理之前的预案、危机发生过程中的及时、有序和沉着，以及危机之后的反思。作为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在解决危机过程中需要客观地分析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主客观原因，用理解的心情去倾听，而不是马上去辩解，讨论解决危机的程序与规则，尽可能地维护危机双方的关系，找到解决危机的交流媒介以及对未来合作的选择等。
四、建立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可持续发展是所有社会组织的一个难题，因为，其实质包括了组织发展均衡机制、寻求解决方法机会、财务和税务问题处理等，因此需要考虑以下六个方面。
（一）形成一种均衡的发展机制
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能否均衡地发展？能否形成一个有效的均衡发展机制？均衡机制的非稳定性因素如何测定？社会组织的均衡机制通常包括理事会层面、理事会与秘书处业务的均衡、财务的均衡、专业人员的均衡，等等，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多元的格局，多样化的组成，不能够用一种模式来套用和复制，因此均衡机制也是不同类型的。均衡机制的难点还是在理事会层面，也是均衡金字塔的顶端，作为理事会的负责人需要时刻想到社会组织的未来均衡能否持续下去，还是昙花一现。所以，组织的均衡机制是组织决策层提出可以衡量的指标和分解之后的模块，也就是我们需要坚持“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原则。
（二）解决和克服发展困境的能力
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类型的发展困境。例如，有一家社会组织的领导，有一天早上到办公室，一看几乎所有的员工都辞职离开了，这种现象就是人才危机和困境；还有的社会组织遇到财务困境，无法支付员工的基本工资，向员工打“白条”，或者无法支付员工的社会保险等。当然，更可怕的困境就是社会信任危机。因此，作为社会组织的领导需要时时刻刻想到这样的困境——也许就在今天发生，也许就在明天的中午出现，因此需要有承担困境中心理压力的能力。
（三）社会组织结合自身宗旨和使命，增强组织控制能力
非营利组织如果确定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能避免因混淆道德理念和经济现实而造成的资源浪费[7]。社会组织不宜过分地追求所谓的做强和做大，而需要注重“接地气”，在发展的道路上，停下来，看看我们工作与宗旨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为社区提供优质的服务？是否为会员提供专业的服务和为老百姓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是否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事实上，社会组织在“接地气”的问题上，当组织出现各类问题之时，你首先需要回到现实中来，回到你服务的群体中来，听取他们的需求，看看组织的控制力，分析你所在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价值，这样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往往也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
（四）机构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的业务能否可持续发展？目前从事的业务的稳定性如何？是否存在政策变化的危机？是否存在因为我们能力有限不可持续的潜在危机？当业务危机到来之时，能否有新的业务可以替代？社会组织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危机意识，有战略定位，有对社会环境变革的分析能力。例如，2013年国务院常委会通过了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新政策，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我们是否有机会参与这一利好的政策行动？同时政府又提出削减政府行政开支，是否也会影响政府项目资金的下拨等？
（五）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不断成长和成熟
社会组织与企业、政府组织有着较大不同，企业工作人员相对比较好衡量和考核，政府组织的公务员相对比较好管理，而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决定着专业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能否配合好，或者项目专业人员也需要从事部分行政、后勤工作，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专多能；同时作为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人员，通常也需要了解项目管理的流程，了解项目管理中监督和评估等内容。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配合和相互理解与支持，也是社会组织人才的成长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内部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能否建立不同模式的内部员工互动和交换机制，也是考察社会组织整体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
（六）机构财务要做到基本平衡，以确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民间组织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化身，所以更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自律[8]，财务平衡是组织长期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社会组织领导人对组织的收入和支出应保持高度的关注；尤其需要分析社会组织的收入构成中，哪些收入是长期稳定的？哪些收入是不可控制的？哪些收入是临时的或者一锤子买卖？长期稳定的收入需要维持好、服务好，对不可控制的部分应考虑能否转换成相对可控的部分；而对于潜在的收入如何努力争取获得，应作为重点去公关和沟通。在关注收入的同时，需要特别重视如何减少支出和相关的税收政策，尤其是内部支出部分，能否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开支。对于开支控制方面，需要领导带头，节约开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用收支预算管理、信息互通控制机制，减少资金管理漏洞，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五、如何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问题
2012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共有国际及涉外组织类的社会团体499个，占2012年度27.1万个社会团体总数的0.18%，国际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49个，占2012年度22.5万个民非单位总数的0.027%。根据中国基金会网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8月3日，共有从事国际事务的基金会51家，占3 252家基金会总数的1.6%，其中公募基金会34家，占1 352家公募基金会总数的2.5%，非公募基金会17家，占1 900家非公募基金会总数的0.89%。从以上数据来看，我国参与国际事务及涉外组织类社会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显得不足。可以说，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交往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而且，从时间上来看，我国民间组织也是近10年才开始走向国际的。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设有一个海外联络部，在英国设有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2010年在苏丹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成为中国民间组织走向非洲的典型案例；中华慈善总会在2007年承办了中国内地最大的民间捐赠工程，交付印度尼西亚海啸灾民使用。这三个案例也同时表明我国公益组织已经涉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事务，标志着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已经步入国际轨道。
（一）社会组织需要有国际视野，社会组织需要“走出去”
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与政府和企业形成“三位一体”的外交格局，是提高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整体软实力的可行方法。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尤其是政府开放公益慈善类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类组织、科学与技术类组织和为城乡服务的社区类组织的登记事务后，中国社会组织将迎来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阶段，而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组织将利用国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国家援外事业等新政策，同时企业也开始认可与社会组织开展海外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合作，这样的机会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应树立起一种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意识
切实转变以往我们对于国际民间组织的传统认识和偏见，对有益于中国社会组织成长的国际民间组织要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学习与借鉴它们的先进管理做法和经验，为我所用，为中国社会组织走向国际提供更多有益的经验、渠道和网络。其实，当今世界各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民间组织在社会组织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运作模式，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机会，借船出海，探索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发展规律和运营模式，成为补充中国软实力的关键。
总之，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主要需要解决政社分开，依法治理，权责分明，专业运作和规范管理等难题。而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其建立和谐社会的主体作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
以上建议纯属个人观察和研究成果，并不代表本人工作单位的意见；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1] 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员，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
[2] ［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65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3] 陈晓春等：《非营利组织经营管理》，6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4] 黄浩明：《民间组织操作指南（之四）》，41页，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5] ［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52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6] 黄浩明：《民间组织操作指南（之一）》，69页，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7] ［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84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8] 黄浩明：《民间组织操作指南（之一）》，121页，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