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萧军与萧红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分手。根据萧军的描述，萧红是微笑着跟他提出分手的，萧军表示同意，并没有过多渲染他们的初识，以及在哈尔滨旅馆度过的艰难岁月。

当然，根据给萧红写传记的作者，也是她生命晚期的好朋友骆宾基的说法，当时在哈尔滨那个旅馆里，也就舒群和萧军去看过她，当初可能并没有像萧军描述的那么具有文学性。因为骆宾基听萧红聊过很多事、很多人，但最终萧红并没有非常甜蜜、快乐或是浓重地讲起她与萧军的第一次相见。

两人分手之后，萧红很快明确了与端木蕻良的恋爱关系。端木蕻良也来自东北，他的出身和萧红有点儿像，也是地主家庭，但有些没落了。端木中学、大学读的都是名校，这一点跟萧红完全不同，他南开中学毕业，在清华大学念书，晚年研究红学，写《曹雪芹传》，虽然早中年是一位文学家，但晚年更像一个学者。《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也是这样的人，青年时期从事文学，晚年研究经文和古文，这也是从作家向学者的一个过渡。在这方面，端木跟萧军是不一样的。

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在汉口举办婚礼。8月上旬，因武汉形势危急，日军打过来了，端木独自离开武汉前往重庆。9月中旬，萧红与另外一位女士结伴也去了重庆，在走到宜昌时同行的女伴吐血，萧红手足无措，幸亏当时船上有位《武汉日报》的编辑，帮忙把同伴送到了医院。两天后，萧红一个人到达重庆。而在两个月后，她在重庆江津白沙镇的一家妇产医院产下一名男婴，这就是萧军的骨血。但是不幸的是，这个男婴在三天后就去世了。

1939年12月中旬，因为害怕重庆也会沦陷，端木蕻良和她一起去了香港。去香港，更多的是端木的主意，因为他在香港有个朋友，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明关系很好，在香港当地算是位富商，端木当时想去投奔这个朋友。但当时在重庆的一些朋友不建议他们去香港，但又没集体挽留，事后萧红也比较后悔，说不该去香港。

初到香港的时候，萧红过得还算愉快，深受当地文化界的欢迎，因为抗战避难到香港的内地文化名人也不少，有夏衍、范长江，以及著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人。在香港，萧红的居住环境很差，1941年3月史沫特莱看望他们夫妇，发现后便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别墅住了一个多月。

到了秋天，萧红因病再次住进玛丽医院，当时一个是咳嗽加剧，一个是痔疮。之前的7月住过一次，11月再次住院，因不满医生护士的冷遇，便急于出院。这段时间，端木并没有时常照顾他，这是骆宾基的说法。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同时进攻香港九龙。骆宾基这时候就想离开香港，向端木、萧红辞行，但端木挽留他，请他帮忙照顾萧红，而萧红也不让他走，骆宾基就留下来照顾萧红。在他照顾的那段时间里，端木来的次数很少，直到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世。所以，端木在骆宾基给萧红写的传记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形象。

骆宾基认识萧红的时间很晚，但他对萧红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既有仰慕，也有怜爱，既可以说是被她的才华所感染，也可以说是被她的性情所征服。总之，他对萧红有一种真挚的情感。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在1949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重印，有人批评他过于细致地描述情感和生活的细节，而忽略了对萧红其人、其文的评价。其实，这种批评完全是片面的，为什么？作为萧红身边的友人，骆宾基与她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刻，其中也有快乐的时光，他把这些记录下来，同样是很宝贵的资料。

就像萧红回忆鲁迅，她从没说鲁迅是什么文艺棋手、中国人的脊梁之类的话，因为这样的文章自然会有人写。萧红因为跟鲁迅经常在一起聊天，所以她笔下记录的更多是鲁迅的日常生活、性格怪僻，以及他不为人知的温和一面，这些同样非常宝贵，甚至是更珍贵的一种记叙。所以，用一种所谓道德高地的方式对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进行批判，我认为是失之偏颇的。

当然，作为一个局外人，骆宾基既不是萧红的丈夫，也不是萧红的情人，他只是她的兄弟、朋友，他记录这位传主的情感生活，固然跟萧红聊过很多次，但我们知道谈话也充满了陷阱，事实是无法通过谈话全部获得的。比如，萧军固然有很多对萧红实实在在的伤害，家庭暴力，频繁外遇，但你不能说萧红与萧军间没有感情，顶多只能算是一段孽缘，毕竟两人相处六年，算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

一味地认为萧军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错误，而萧红完美无缺，也未必真实，所以，读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时，我们固然要感谢他记录的那些无人知晓的珍贵细节，但同时也要警惕因情感、见闻的问题，无法写出真正史实。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萧红小传》里的一些记载。

在上海的时候，萧红、萧军与黄源、许粤华夫妻是朋友。当时，萧军与许粤华的关系也比较暧昧。按骆宾基的回忆录讲，这次萧军没有得逞。当然，介绍这些并不只是为了证明萧军又多了一次外遇，而是说骆宾基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作为萧红的朋友和爱慕者，只有更多地了解他的写作背景，大家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字。

骆宾基说，有一次萧红独自到黄源家里，到了后才发现萧军和黄源、许粤华夫妇正在寝室里聊天。然而她一走过去，他们的谈话就停止了。“萧红当时并不惊疑，这在妇女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的。”这些话都是《萧红小传》里的原话，应该是骆宾基听萧红讲的。然后继续根据他的记录，萧红就对许粤华说：“这时候到公园去走走多好啊。”当时的情况是，许粤华躺在**，而且窗子是开着的，萧红说了这句之后又说了一句：“你这样不冷吗？”可能是春天的白昼，萧红还想把大衣给她披上，就在这时候黄源说话了：“请你不要管。”

其实，这段话的文学性很强，作为萧军的夫人，萧红来体恤黄源的夫人，担心她着凉，而自己的妻子又可能与朋友有暧昧关系，黄源的这句“请你不要管”自然就多了几分玩味。

骆宾基是这样评论这几句对话的：

这就是以男人为社会中心的封建历史在作祟，我们谁不是和太太们的友谊建立在做丈夫的朋友身上？谁不是应当和朋友决裂，不是连同太太作为一体，而摒弃了？而且友谊间拥抱的时候，不管是怎样厌恶他的友人的太太，同样闪着微笑。友谊决裂的时候又是不管他太太有着怎样洁白而光贵的心灵，同样被摒弃。在这里夫妻是被社会看作一体的，然而，妻的这一面总是属于附属的一部分。[51]

像这样的观感、感触，是骆宾基当时感受到的，还是通过与萧红交流得来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骆宾基还讲了一个故事：萧红有一天在街头闲逛，看到一个犹太画家开办的美术学校，就去看了一眼。当时她并没有决定去学美术，回到家后干完活，当晚躺在**思考准备学画的事，其间正好听到萧军和黄源、许粤华夫妇以及一个S主人的谈话。萧军在客厅里说了一句：“她的散文有什么好的？”然后他的朋友补充了一句：“结构也不结实。”这个轻鄙的口气在萧红看来自然是萧军和朋友联合起来对她的挑衅。

生气的萧红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使他们餐后的闲谈停顿了：“啊，你没有睡着？”萧红平静地说没有，但“眼睛是冷峻的”，显然是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的自由发挥，因为他当时并没在现场，眼睛冷峻、语气和婉这类词，听萧红原话讲出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不要堕入文字和语言的陷阱。

“萧红就想到，每天我像家庭主妇一样操劳，而你却到了吃饭的时候跟朋友坐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不仅如此，在背后还跟朋友一起鄙薄我，这样的人生真是一个笑话。”毫无疑问，这一段应该是萧红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告诉骆宾基的。但绝不可能在上海，因为他们的第一次相识是在武汉。

这段话不管出自萧红的口述，还是骆宾基从逻辑、情感上为萧红而设想出来的心灵语言，在逻辑上还是很真实的，不需要什么现代化的女权主义来影响。

“在深夜，当他们各自在寝室里安睡的时候，萧红悄悄走下床，她发现提箱里只有12块法币，她给萧军留下一半，自己拿走6块，随后准备好所带的衣物，在黎明时分她悄然地出走。”

萧红出走后去了美术学校，但很快萧军就找到了她。学校的负责人讲，既然你老公不同意你学画，我们也不能接受你作为学生，所以她又回到了家里。萧红被萧军带回家后，骆宾基对他们之间在那一刻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描述得很好：

萧红像俘虏一样被带回来，猛烈的暴风雨暂时是过去了，但阳光并没有闪现，这次二萧间的谐和只是形式上的，而两人所拥抱在一起的思想意识却由于萧红思想的独特发展而分裂开来，实际上这独特发展的萧红思想仍然是社会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力量所促成的，自然这里面也混合着对于萧军偶尔的强暴的仇视，仇视他爱的不真，然而最初这是次要的，附属于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力量的仇视力。作为思想上占有的萧军，虽然和萧红一样面对大气所指的同一个方向，然而在这反抗封建的性质上，她只是私告他，封建力量对妇女运动的压力，而没有直接感觉到她。同时他也没有发现他自己就具有这一种损伤人的威力。

骆宾基对把萧军、萧红以及那个时代的男女关系描述得十分精准，在他们夫妻携手对抗社会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就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所以他的总结我也是赞同的，他说：“在这里就有着思想分裂的空隙，而这空隙是感情所不能弥补的。”

萧红自己总结人生时讲过：“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后到了上海，而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

骆宾基曾直白地问过萧红：“你到重庆之后，有没有想过离开端木，换一种生活方式？”萧红说：“想试试，可是我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因为我是女人，男人与男人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友爱呢？”骆宾基说：“有是有的，不过也很少，不是古人也讲过嘛，人生难逢一知己，不论男女，这也许就是这个社会的冷酷性，为什么必定要有男人的友爱？”

显然，作为迷弟的骆宾基没有理解萧红的意思，所以萧红给他进一步解释：“因为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今天在任何地方，都有封建这个坏力量存在。”

骆宾基也是一个富裕家庭出身的人，但他的生活非常平淡，所以很难理解萧红从中学时期就十分叛逆的性格，因此他与萧红的聊天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得要领。

到香港之后，对英美宣战的日军开始攻打九龙，骆宾基就想离开香港，而这时萧红还在医院里，他临走前与萧红有一段道别的对话。

骆宾基说：“今天跟你来道别的，我要走了。”

萧红就问：“英国兵都在码头上戒严，你为什么要冒险离开？”

骆宾基说：“我要偷渡。”

接下来进入正题。萧红说：“那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吗？”

骆宾基说：“还有什么？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意思是安排萧红住院，由医生护士照顾她。

同时，骆宾基也把萧红的稿子拿到手上，就是萧红的名著《呼兰河传》，至少第一版的版税就是骆宾基得到的。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骆宾基是她的编辑，帮她出版成书，版税只能先放在他手里。

萧红就问：“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

“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

面对耍无赖的小朋友，萧红只好说：“那你就去吧。”

骆宾基发现萧红埋过脸去，终于沉默安定了下来。

萧红说：“面对现在的灾难，我需要的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时候死去，我会好起来，会有自信。你的眼光表明你就是把我当一个要死的人来看的，平时也把我当作别的那样的人来看，这是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时就感觉到的，你是不是也曾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很浪漫的作家来看？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前就站在萧军一方？我知道，和萧军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你不清楚真相，为什么就先入为主，以为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做人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对人粗莽？”

这段话也非常重要，是借萧红之口对她与萧军、端木蕻良的关系做了一个总结，但这话是不是萧红讲的，她平时有没有透露过这样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萧红说：“我早就该跟端木分开了，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家（哈尔滨），现在我想在父亲面前投降了，因为我的身体不行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端木是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离开香港，他从今天起就不会来了，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我要回家。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说要回青岛吗？那你把我送到许广平那里，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至于端木，每个人有个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要追求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为什么还要向别人诉苦？有苦你就自己用手遮起来，一个人生活不能太可怜。”

萧红话说到这份上了，骆宾基还是问出了一句幼稚的话：“我不理解，怎么和这样的人能在一起共同生活三四年？这不太痛苦了吗？”

萧红估计也是无奈，就跟他讲：“筋骨若是疼得太厉害，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仁了。”

在这个阶段，端木只来过一次，在病床前伺候了一番，当时滞留在香港的柳亚子也给了萧红很多帮助，留了一些钱。

接下来，是骆宾基的另一段重要记载：

1942年1月13日黄昏，一周后萧红就逝世了。这一天萧红被动了一个错误的手术，被误断为喉癌，喉管开了刀，手术之后萧红平静地靠在躺椅上，当时端木和骆宾基两个人在。萧红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口袋里若还有多余的铜板就给他两个，不要去想给他又有什么用，他向你伸手了，你就给他，你不要管有没有用，你管他有没有用做什么？凡是对自己并不受多大的损失，对人若有一些好处，那么就应该去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这种话对自己的丈夫说出来已经非常尖锐了，接下来萧红又讲：“我本来还想写写东西，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梦》给别人去写吧，你们难过什么？人又有谁是不死的？你们能活到80岁吗？生活如此，身体又差，死算什么？我很坦然。”

骆宾基听到这里哭了，萧红说：“你别哭，你要好好地生活，我也舍不得你们。”

在此处骆宾基又记录了一个细节，端木一边痛哭一边说：“我们一定挽救你，宾基你出来，我们商量商量。”然而据骆宾基的观察，在端木身上，这是他很少见的一种有爱的真挚，他们握手并且拥抱，但这份真挚像阳光的闪耀，只存在了一个夜晚就消失了。

1月19日夜里，因喉管手术萧红已无法再说话，只能写字。这天夜里骆宾基写下来的字，就是萧红的遗言。

她先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梦》给别人写。”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红楼梦》应该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无关，很可能是类似《呼兰河传》《生死场》这样的小说。

萧红是一个视野开阔、很有力量的作家，且从不利用小说等严肃文学作品来描述自己的苦难，哪怕自己生在黑暗之中，她也想着能够照亮和温暖别人。所以，她说的“留得那半部《红楼梦》给别人写”，也算是她唯一的遗憾，因为生前无法完成了。

最后，萧红才谈到自己的一生，她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我们对回忆往往有过滤效能，即过滤掉不好的，留下那些美好的，据说这是精神分析学里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整天想着那些难过的事，精神状态肯定不会好，所以便会不自觉地把那些不好的东西过滤掉。但在我的印象中，通过阅读和一些人生经历，发现人临死时往往想的多是不如意的事，就像萧红的这句“半生尽遭白眼冷遇”。

作为一个来自东北的文学女青年，尽管她很有才华，但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受交通信息的限制，真有怀才不遇这种可能的，然而她没有办法。文坛领袖鲁迅能为其第一部小说作序，这是多么荣耀的事，但萧红在临死前对自己的总结还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

骆宾基有一个最感人的细节，就是因萧红不能说话，他一直坐在床边陪着。萧红就问他，坐这么久很无聊，你是不是想抽烟，你要抽烟到走廊上抽一根就可以了。你是不是没有火？

骆宾基看她情况那么糟糕还在想着自己，就说不想抽烟，其实也没有火。估计他的表情被萧红察觉了，这时候就回他：“那我让护士给你拿个火。”这是骆宾基记录的萧红临死的最后一句话。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虽然充满了张力，有些地方可能会引起读者的不同意见，但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想有更详细的了解，还需努力去研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的生平，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这样才能避免我们掉进文字的陷阱。

我想把萧红一个人从武汉到重庆后说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来作为她的故事的结束语：“我总是一个人在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