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女性的尊严》一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颇能扣人心弦,是一篇很成熟的作品。但在我看来,赞美女性最中肯、最妥当的,还是朱伊(法国作家)所写的那几句话。他说:“倘若没有女性,我们生命的起点将失去被扶持的力量;中年失去欢乐;老年失去安慰。”拜伦在他的剧作《萨丹那帕露斯》里也曾对女性发出感人至深的赞美:
人类呱呱坠地之始,就必须依靠女性的**才能不断成长,婴儿的牙牙学语亦出自女性之口的传授,我们最初的眼泪是女性给我们抑止,我们的最后一口气通常也是在女性身旁吐出来……
(第1幕第2场)
以上二人所言都能真切、具体、传神地道出女性的价值所在。
显然,就女性的外观和内在精神来说,她们常常不能承担肉体上的剧烈劳动,这是由于她们在行动上不能承担“人生的债务”,因此,造物者故意将一些受苦受难的事情加诸女性身上以求补偿,诸如分娩的痛苦、对于子女的照顾、对丈夫的服从等——很微妙的,女性对丈夫常常有一种超常的忍耐力。女性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悲哀、欢喜或其他强烈的力量,所以,从本质上说,她们的生活无所谓比男人幸或者不幸,她们只是渴望恬静、安稳的一生。
女性最适合担任养育婴儿及教育孩子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女性本身就像个孩子,既浅见又愚蠢——一句话,她们的思想介于男性成人与孩子之间。一个少女能和孩子通过唱歌、跳舞、嬉戏等方式来度过一整日的时光。如果换个男人,即使他能耐下心来做这种事,但各位不妨想想看,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造物者似乎把戏剧中所谓的“惊人效果”用在了年轻女性的身上。造物主赐予她们的财富只有短短几年的美丽,以及暂时的丰满和魅力,到最后,甚至透支她们日后所有的姿色。因此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她们能够俘获男人的感情,让男人承诺对她们的爱护——直到死亡。因为欲望促使男人动心直到做出承诺,只靠理性的成熟还不能保证其有效。所以,上苍创造女人和创造万物一样,使用经济手段,只有在生存必需时才给予她(它)们需用的武器或器械。比如,雌蚁在**以后便丧失翅翼,因为翅膀已经成了多余,而且将给产卵与抚养带来一种威胁;同样,一名女性在生下几个孩子以后,往往也就丧失了美丽、娇艳。
因此,在年轻女性们的心里,家务及其他女工也就成了次要的工作,甚至只是当成一种游戏罢了。她们唯一思虑的,只不过是如何恋爱、如何俘获男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事情而已,诸如化妆、跳舞,等等。
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越是优秀、高等,他们达到成熟的时间就来得越迟。在二十八岁以前,男性的理智与精神能力成熟的并不多见,女性却在十八九岁时就已进入了成熟期。虽说是“成熟”,在理性方面她们仍表现得非常薄弱,因此,女性一辈子都只能像个孩子,她们往往只看重眼前利益,执着于现实,思维也只是流于表面而不能深入,不注重大是大非问题,只喜欢跟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较劲。
人,不同于一般动物,只满足于生存在“现在”,人类有理性,通过它,能够检讨过去而瞻望未来。人类的远见、悬念以及烦闷等都是因理性而生。由于女性的理性非常薄弱,因此那些因理性而生的利与弊,也比男性少得多。不,应该说女性是精神上的近视者,这样更准确。
她们直觉的理解力,对身边事物的观察力非常敏锐,但远距离的事物却无法入目。因此,凡是不在她们视野之内的,不管是有关过去还是有关未来的,她们都漠不关心。虽然男性身上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没有女性那么普遍,况且她们严重的程度有的已近乎疯狂。女性的浪费癖就是基于这一心理,在她们的心中,赚钱是男性的本分,而尽力花掉这些钱(在丈夫未逝前或去世后)就是她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为了家庭生活丈夫把薪资交给她们保管以后,更坚定了她们的这个信念。
当然,上述的做法和观念存在诸多弊端,不过也具有一些优点,由于女性是活于现实的,因此她们知晓及时行乐的道理,看着整日劳苦的丈夫,她们不免于心不忍,为了调节丈夫的身心,必要时还会千方百计给丈夫以各种慰藉,增加生活的情趣。
古日耳曼民族有一个风俗,就是在男人们遭遇困难时,总是会屈尊求教于妇女,这样做无可非议。为什么呢?主要因为女人对于事物的理解方法与男人完全不同,最明显的是,她们眼里只有距离近的事物,做事情通常会选择离目标最快捷的路径。而男人在看待眼前事物时,最初是毫不在意地一晃而过,但想来想去,绕了几个弯儿,最终得出的结论重点仍在眼前的事物上。而且,大致上说,女子果断,比较冷静,对于事物的见解,只存在于当前事实,思绪单纯,不会被那些纷乱复杂的思想所干扰。而男人则不然,如果激动起来,常常把存在的事物加以扩大或想象,结果要么把小事闹大、要么钻进牛角尖。
女性比男性更具怜悯之心,因此,对于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她们易于表现出包含仁爱与同情的言行。但因为现实的心理,关于诚实、正直、正义感等德行却比男人差。这是由于女人理性的薄弱,因此只有现实、具体、直观的事物能在她们身上激起力量,对于与此完全相反的抽象思想、常在的名言或那些关于过去、未来或远隔的各种事物,女人完全无法顾及。因此,她们虽然天生具有那些德行,却无法发挥展开。就这一方面来说,女性完全可以与有肝脏但无胆囊的生物相比了。由此,我们就发现了女性最根本的、最大的缺陷——不正。
这个缺陷同样要归咎于理性的欠成熟,女性是弱者,她们没有被恩赐雄浑的力量,造物者就赐予她们一项法宝——“狡计”。她们天生就有虚伪、谲诈的本领,这就是上苍的奇妙安排,就像狮子有利齿和锐爪、牛有角、象有牙、乌贼有墨汁一样,造物者让男人具有强健的体魄与理性,也赋予女性以防卫武装的力量,那就是佯装的力量。虚伪与佯装,可以被称作是女性的天性,即便是淑女,与愚妇相比,也没多大的差别。因此她们尽可能地利用机会,借助这一力量,实际上,这就像上述动物遭受外界攻击时使用它的武器那样,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认为这样做就像是在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一样。因此,几乎没有绝对诚实、没有一点儿虚伪的女性。
女性对于他人的虚假极易被发觉,所以,我们千万别拿虚伪去回报女人。因为她们存在这一根本缺陷,于是不贞、背信、虚伪、忘恩等毛病相继出现,法庭上的“伪证”,女性远比男子做得多。因此,对于女性发誓赌咒之类的行为,其真实性如何,实在有待推敲——我们不是常常听到一些雍容华贵的妇人在商店里居然做起了顺手牵羊的三只手的勾当吗?
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为了避免种族的退化,那些强壮、年轻而又俊美的男性,应造物者的召唤现身而出。这是一种自然而坚不可破的意志,被女性视为一种**。从古至今,这种法则一直凌驾于其他法则之上,因此,男性的权利和利益一旦与它相违背,必然遭殃,在那“一见钟情”的一刻,他的一言一行就会分崩离析。因为在女性潜意识的、不形之于外的、神秘的、与生俱来的道德中早已认定:“我们女性天生具有对于那些只知谋取私利、妄图霸占种族权利的男性行使欺骗的权利。种族的构成与幸福,关系到我们的后代,这全靠我们女性的养育与照顾。我们顺应本心去履行我们的义务吧!”对于这个最高原则,女性不只是抽象的意识,还暗藏着对具体事实的意识,因此一旦机会来临,除了付诸行动外,没有别的方法了。在她们这样做时,其内心超乎我们想象的平静,因为在她们心灵深处早已意识到种族的权利远比个体大,所以更应为种族尽义务,尽管个体的义务可能会因此遭受侵害。
总之,女性就是为了繁衍种族后代而存在的。她们的天性也是应此而生的,因此,她们甘心为种族牺牲个体,她们的思维也常常侧重于种族方面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她们的性情和行为被赋予了某种轻佻的色彩,具有和男性截然不同的倾向。这在婚姻生活中可见一斑,不,人们常说的夫妻不和谐,差不多就在于此吧。
男人之间可以随随便便地相处下去,女性之间似乎生来就相互敌视。商场中那种“同行相嫉”的心理,对男人来说,只会在某一特殊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嫌隙,而女性则具有一种独占市场的心理,因此所有女性都成了她仇视的对象,即便是在路上相遇,也好像Guelfs党徒碰面。只有理性被性欲蒙蔽了的男人才会把“美丽天使”这个头衔用在那些矮小、瘦肩、肥臀而又短腿的女人身上,因为女性之美通常只存在于性欲之中。
与其说她们漂亮,不如说她们毫无美感更加准确。不管是对于音乐、诗歌还是美术,她们都没有丝毫真情实感。或许她们会表现出一副用心欣赏、非常在行的样子,那也只是为了迎合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总之,女人对这些事情,绝对不会以客观性介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男人对待任何事情都是靠智慧或理性,尽力去理解它们或者亲手征服它们;而女性不管何时何地,都是通过丈夫的这层关系来间接支配一切,因此她们天生具有一种支配丈夫的能力。她们生来就有一种固执的观念——一切以俘获丈夫为中心。女性做出关心其他事物的态度,其实那只是在伪装,是为达到目的而进行的迂回战术,说到底不过是在模仿或献媚罢了。卢梭在写给达兰倍尔(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的信中曾说:“一般女子对所有艺术都没有真正的热爱和真正的理解,同时,对于艺术来说,她们也没有什么天赋。”
这话说得太对了。比如在音乐会或歌剧表演等场合,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下普通女性的“欣赏”态度,即使是最伟大的杰作,即使是演唱到了最精彩的时刻,她们依然像个孩子似的叽叽咕咕,不知聊些什么。据说古希腊人曾有严禁妇女观剧的规定,如果这是真的,倒是非常可行,至少能让我们在观剧时不会受到干扰,可以多欣赏一会儿,甚至能领悟一点儿什么出来。我们确实有必要在“妇女在教会中要肃静”(见于哥林多前书16节之24)这一规则后面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妇女在剧院中要肃静”。
除此,我们实在不能对女性有太多奢望。就拿美术来说吧,从绘画的技法上看,男女一样适合,但有史以来,即便最优秀的女性在这方面也没有产生任何一项具有独创性或真正伟大的成就,而在其他方面,她们也没有给世界做出什么具有永恒价值的贡献。
表面看来女人们对绘画非常热衷,可是为什么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呢?“精神的客观化”是绘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女性凡事皆易陷入主观,正由于这个不足,因此普通女性对绘画都没有多少领悟性,连这个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自然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三百年前的哈尔德(马德里医学家和作家)在他的佳作《对于科学的头脑试验》中,就曾断言过:“女性不具备一切高等的能力。”除了个别特殊情形以外,这是绝对的的事实。
大体而言,女性实在是俗不可耐,她们一生都摆脱不掉平凡庸俗的环境和生活。所以,妻子和丈夫共享身份与称号是非常不公平的。一旦让她们指挥调配,会因为她们的虚荣心给男人带来无尽的刺激,这是造成近代社会腐化的一大原因。
女人们在社会中到底处在何种地位更为合适?拿破仑一世说道:“女性无阶级。”我们不妨把这当成标准。其他的如夏佛茨倍利(英国伦理学家)的见解也很有道理。他说:“女人尽管是因男人的愚蠢和弱点而生,但与男人的理性完全无关。男女之间,只有表面上的同感,在精神、感情、性格等方面却绝不相同。”女人毕竟是女人,她们永远都跟不上男人的脚步。因此,在针对女性的弱点方面,我们唯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必太认真,但假如对她们过于尊敬,却又显得可笑与夸张,在她们看来,我们男人是在自降身份。
自混沌初开,人类一分为二时,就没有绝对的“等分”,不过是分成“积极”和“消极”两类,不但质是这样,量也是这样。比如东方民族和希腊罗马人,对女性的认识判断他们要比我们准确得多,他们赋予女性的地位,也比我们妥当得多。女性崇拜主义是基督教与日耳曼民族丰富感情的产物;它同样是将感情、意志与本能高举在意志头顶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导火索,这种愚蠢到家的女性崇拜,常常让人联想到印度教“圣城”贝拿勒斯的神猿,当这只猿猴得知自己被当作神圣而获得“禁止杀伤”的特权时,它就更加蛮横霸道了。女性的横霸与任性犹有过之。西方各国所赋予女性的——特别是那“淑女”地位,实在是错得离谱。从古至今都是屈居人下的女人,绝对不是我们应该敬重与崇拜的对象,由于她们依靠自身的条件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权利还不可同日而语,更别说享有同等特权了,否则肯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要求给予女人一定的地位,不只会被亚洲人耻笑,若古希腊罗马人得知,也一定会讥笑我们的不智,只希望“淑女”一词自此消失无踪。如果这样,不管是在社会还是政治上,我相信都会带来不错的收益。
因为“淑女”这一身份的存在,让欧洲大部分女性(特别是那些身份不高的女人)比东方女性遭遇了更多不幸。这些所谓“淑女”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过对于那些主妇和就要成为主妇的少女们,她们确实不可或缺,对于后者,我们应该好好地教导她们,让她们不再狂妄自大,从而具有服从的优秀品质和快速适应家族生活的能力。
拜伦说:“古希腊妇女的生活状态,确实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男人可以为她们充分供给衣食,让她们不用为了谋生而到社会上抛头露面,可以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要达到这种生存状态,她们一定要接受充足的宗教教育,与诗、政治理论等相关的书籍不读也罢,但有关‘敬神’和‘烹调’方面的书籍却必须得看。空闲时,绘画、跳舞、抚琴唱歌都可以,还可以不时造些园艺或者下田耕作。伊比鲁斯的女人都能够修筑出十分漂亮的道路来,我们现在的女人还有什么借口不做那些挤牛奶、砍枯草之类的简单工作呢?”
服从是女人的天性,在此我还可以进一步说明:年轻的女人本来是自由自在与独立不羁的(这有悖于女人的自然地位),但要不了多久,就要寻觅一个能够指挥统治自己的男人为伴,这就是女人的受支配需求。年轻时,支配者是她们的丈夫;年老时,便是倾听忏悔的僧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