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两个贪婪而残酷的人突然攫取一只濒死的羔羊那样，费蒂斯和麦克法兰打算到那座碧绿、安详的墓地的墓穴中去胡作非为。这是一个农夫的妻子，活了60岁，以奶油技术高超和举止虔诚而远近闻名。她半夜被人从墓穴中挖了出来，一丝不挂，被带到了那个遥远的城市，她曾经穿着最好的衣服光顾过那个城市。她那无辜而又庄严的肢体将要被展示在解剖学家最后的好奇目光下。
一天傍晚，两人披着斗篷，准备瓶子，然后就出发了。雨肆无忌惮地下着——冰冷的倾盆大雨，时不时地会吹过来一阵风，但倾盆的雨水抑制着它。到盘尼奎克这段路，一路忧愁静默，他们要在那里过夜。他们停了下来，把工具藏在离墓地没多远的一片浓密的灌木丛里。他们在“渔翁之家”又停了下来，在厨房炉火前吃了点儿面包片，喝了一点威士忌，还喝了一杯淡色啤酒。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藏起双轮马车，喂饱了马，并安顿好它，然后这两个年轻的医生便在一个隐蔽的房间里坐了下来，享用这所住宅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晚餐和美酒。灯、炉火、打在窗户上的雨点，还有他们眼前的令人战栗的、不合时宜的工作，这些都为他们享用这些食物增添了趣味。每喝一杯酒，他们的情谊就随之加深。不久，麦克法兰把一小堆金币放到了同伴的手中。
“一点小意思，”他说，“朋友之间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薄利不值一提，应该让其像烟斗里的火光一样转瞬即逝。”
费蒂斯把钱放进口袋，大声鼓掌表示赞成。“你是一个哲学家，”他叫道，“认识你之前我是一个笨人。你和K——你们之间，我敢发誓，你将把我变成一名男子汉。”
“我们当然会的，”麦克法兰赞同道，“一个男子汉？我告诉你，那天早晨我就需要有男子汉来支持我。有些40岁的人，块头很大，吵吵闹闹的，却是胆小鬼，他们看到这种东西后会觉得恶心。但你不一样，你头脑冷静，我注意过你。”
“呃，为什么不呢？”费蒂斯自我吹嘘起来，“这不关我的事。一方面，我得到的只有烦恼，另一方面，我还指望你的感谢之情，你看不出来吗？”说着，他拍了拍口袋，直到里面的金币响起来。
听了这些不愉快的话，不知何故，麦克法兰感到有些惊恐。也许他后悔如此成功地教育了这位年轻的同伴，但他没有时间打断，因为对方在不停地吹嘘着自己：
“重要的是不害怕。现在，你和我之间，我不想被绞死——这是事实。但说实话，麦克法兰，我生来就轻蔑一切。地狱、上帝、魔鬼、正确、错误、罪恶、犯罪以及所有引起人们好奇心的东西，它们可以吓住孩子们，但世上的男人，就像你和我这样，轻视它们。想想格雷吧！”
此时，天色渐晚。按规矩，双轮马车点着两盏明亮的灯光，绕到了门口。这两个年轻人结了账后便上路了。他们声称要去皮布尔斯，于是就朝那个方向驶去，直到驶出城外的无人之地。他们熄了灯，回到出发地，选了一条偏僻的路朝格伦科斯驶去。四周很静，只能听到马车的声音和不停下的大雨的“哗哗”声。夜非常黑，不时出现的白色大门和围墙上的白色石头照着黑暗中很小的一块地方，指引他们行进。但大部分时间只是试探和摸索着前进。他们小心谨慎地穿过沉闷的黑暗，艰难地到达了幽暗孤寂的目的地。在横贯附近墓地的凹下去的树林里，最后的一丝光线也无济于事，他们只能划火柴，又点亮了马车上的灯。这样，在不停滴雨的树下和晃动着的巨大黑影的包围中，他们走向了实施深重罪孽的地方。
他们两个人干这种事都很有经验。用铁锹挖了不到20分钟，他们就听见了棺材盖上传来的沉闷的声音。与此同时，麦克法兰的手指被一块石头弄伤了，他毫不在意地把那块石头扔过头顶。他们站着的那个墓穴差不多齐肩深，墓穴紧挨着高地的边缘。为了能更好地照明，他们把双轮马车上的灯挂在一棵树上，那棵树就在陡峭河岸的边缘。巧得很，那块石头恰好打了个正着，传来一声玻璃的碎裂声。周围一下子暗了下来，接着是交替的沉闷铃声，这是灯落到岸上弹起时发出的响声，还有偶尔撞到树上发出的声音。有一两块石头被下落的灯带动，滚向深谷。然后是一片沉静，犹如暗夜又恢复了其主宰作用。他们竖起耳朵，除了听到雨水随着风飘**，稳稳地落在几英里的开阔田野上发出的响声外，什么也没有听到。
他们即将完成这件他们认为最好在天黑之前完成的令他们憎恶的差事。棺材被掘出并被砸开，尸体被塞到雨水湿透的粗麻布袋里，抬到双轮马车上，他们一个人坐在车上照看尸体，另一个人拽着马顺着墙和灌木丛摸索着往前走，直至来到“渔翁之家”旁边的宽阔的大路上。这里有微弱的、范围很广泛的光线，他们像欢呼黎明的到来一样欢呼，然后加快速度，朝着通往城里的方向飞奔而去。
他们干活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而且贴在了身上。此刻，随着双轮马车在深深的辙印间颠簸，放在他们两人之间的那个东西一会儿倒向你，一会儿倒向我，不断循环。每次当这个可怕的东西接触到自己时，他们都本能地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它从自己的身旁推开，这个过程很自然，开始影响两人的情绪。麦克法兰颇为不快地嘲笑了几句农夫的妻子，但说出来的话很空洞，并被沉默吞噬。这个不近人情的重负依然来回挪动，时而好像当作秘密一样把头靠放在他们的肩上，时而那块湿透的粗麻袋布冷冰冰地拍到他们的脸上。费蒂斯的心头不禁打个寒战。他瞥了一眼包裹，似乎它比刚才大了一点。乡下的任何地方都能听到农家狗在互殴中发出的悲惨叫声。他越来越坚信，某种不近人情的奇迹已经完成，某种难以形容的变化已经发生在死尸上，正是由于惧怕邪恶的负担，狗才不停地嗥叫。
“看在上帝的面上，”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才说出话来，“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们有点亮光吧！”
麦克法兰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尽管他没有回答，但他停下马，把缰绳递给同伙，跳下马车，走到前面把仅存的那盏灯点着了。这时，他们还没到通向奥根丁尼去的十字路口。
雨依然下得很大，好像又在发洪水。在这样潮湿黑暗的情况下，点灯是非常困难的。当闪烁的蓝色火焰最终移向了灯芯并开始燃烧时，双轮马车的周围扩散出朦胧的亮光，使两个年轻人彼此可以看清楚，也能看清楚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个东西。大雨使得覆盖在尸体上的粗麻布袋凸凹不平，尸体轮廓毕现，头部与四肢区别开了，肩部平展，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车上这个可怕的东西。
麦克法兰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举着灯。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包围着他，就像一个紧紧裹在尸体周围的湿漉漉的床单一样，费蒂斯惨白的脸绷得紧紧的。无意义的恐惧不断涌入他的大脑。但他的同伴首先采取行动来阻止他。
“那不是女人。”麦克法兰低声说道。
“我们装进袋子里时还是个女人。”费蒂斯低声说。
“拿着灯，”对方说，“我一定要看她的脸。”
当费蒂斯拿来灯时，他的同伴解开了捆在粗麻袋布上的绳子，取下了盖在头上的东西。灯光清楚地照在阴暗的、五官端正的脸上。这张脸他们太熟悉了，它经常出现在两个年轻人的梦中。伴随着一声惨叫，两人都从自己那边跳了下来，灯掉到地上碎了，火也熄灭了。马儿被这突如其来的**惊了，带着双轮马车和唯一的乘客，朝爱丁堡方向疾驰而去。那个乘客就是死去的、已被解剖的格雷的尸体。
Every night in the year， four of us sat in the small parlour of the George at Debenham—the undertaker， and the landlord， and Fettes， and myself. Sometimes there would be more；but blow high， blow low， come rain or snow or frost， we four would be each planted in his own particular arm-chair.Fettes was an old drunken Scotchman， a man of education obviously， and a man of some property， since he lived in idleness.He had come to Debenham years ago， while still young， and by a mere continuance of living had grown to be an adopted townsman.His blue camlet cloak was a local antiquity， like the church-spire.His place in the parlour at the George， his absence from church， his old， crapulous， disreputable vices， were all things of course in Debenham.He had some vague Radical opinions and some fleeting infidelities， which he would now and again set forth and emphasise with tottering slaps upon the table.He drank rum—five glasses regularly every evening；and for the greater portion of his nightly visit to the George sat， with his glass in his right hand， in a state of melancholy alcoholic saturation.We called him the Doctor， for he was supposed to have some special knowledge of medicine， and had been known， upon a pinch， to set a fracture or reduce a dislocation；but beyond these slight particulars， we had no knowledge of his character and antecedents.
One dark winter night—it had struck nine some time before the landlord joined us—there was a sick man in the George， a great neighbouring proprietor suddenly struck down with apoplexy on his way to Parliament；and the great man's still greater London doctor had been telegraphed to his bedsid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such a thing had happened in Debenham， for the railway was but newly open， and we were all proportionately moved by the occurrence.
"He's come，" said the landlord， after he had filled and lighted his pipe.
"He？" said I. "Who？—not the doctor？"
"Himself，" replied our host.
"What is his name？"
"Doctor Macfarlane，" said the landlord.
Fettes was far through his third tumbler， stupidly fuddled， now nodding over， now staring mazily around him；but at the last word he seemed to awaken， and repeated the name "Macfarlane" twice， quietly enough the first time， but with sudden emotion at the second.
"Yes，" said the landlord， "that's his name， Doctor Wolfe Macfarlane."
Fettes became instantly sober；his eyes awoke， his voice became clear， loud， and steady， his language forcible and earnest. We were all startl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as if a man had risen from the d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