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基

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其在汉代，未央宫前殿，“疏龙首山以为殿台”；“重轩三阶”，文献可稽。川、康诸阙亦有下以阶基承托，阶基四周刻作若干矮柱及斗者。画像石中，厅堂及阙下亦多有阶基，亦用矮柱以承阶面，柱与柱之间刻水平横线，殆以表示砖缝。直至唐五代，此法尚极通行。

二、柱及础

彭山崖墓中柱多八角形，间亦有方者，均肥短而收杀急。柱之高者，其高仅及柱下径之三点三六倍，短者仅一点四倍。柱上或施斗拱，或仅施大斗，柱下之础石多方形，雕琢均极粗鲁。孝堂山石室正中亦立一八角柱，高为径之三点一四倍，上下同径无收杀。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为础。出土汉墓砖中亦有上有斗下有斗形础之圆柱或八角柱，殆即此类柱之砖制者，但较为修长，其高可及径之五六倍。画像石中所见柱，难以判其为方为圆，柱下之础石似有向上凸起而将柱底凹入，使相卯合者。汉代若果有此法，虽可使柱稳定，然若上面重量过大或重心偏倚，则易使柱破裂，故后代无用此法者。

三、门窗

门之实物存者唯墓门。彭山墓门门框均方头，其上及两侧均起线两层。石门扇亦有出土者，均极厚而短，盖材料使然也。门上刻铺首，作饕餮衔环图案。明器所示，则门框多极清晰，门扇亦有做铺首者。函谷关东门画石，则门之两侧有腰枋及余塞板，门扉双合，扉各有铺首门环。明、清所常见之门制，大体至汉代已形成矣。

窗之形状见于明器者，以长方形为多，间亦有三角，圆形或他种形状者。窗棂以斜方格为最普通，间有窗棂另做成如笼，扣于窗外者。彭山崖墓中有窗一处，为唯一之实例，其窗棂则为垂直密列之直棂。

四、平坐与栏杆

画像石与明器中之楼阁，均多有栏杆，多设于平坐之上。而平坐之下，或用斗拱承托，或直接与腰檐承接。后世所通用之平坐，在汉代确已形成。栏杆样式以矮柱及横木构成者最普通，亦有用连环或其他几何形者。函谷关东门图所见，则已近乎后世之做法与权衡矣。

五、斗拱

汉斗拱实物，见于崖墓、石阙及石室。彭山崖墓墓室内八角柱上多有斗拱，柱头上施栌斗（大斗），其上安拱，两头各施散斗一；拱心之上，出一小方块，如枋头。斗下或有皿板，为唐以后所不见，而在云冈石窟及日本飞鸟时代实物中则尚见之。拱之形有两种，或简单向上弯起，为圆和之曲线，或为斜杀之直线以相连，殆即后世分瓣卷杀之雏形，如魏、唐以后通常所见；或弯作两相对顶之“S”形，亦见于石阙，而为后世所不见，在真正木构上究否制成此形，尚待考也。川、康诸石阙所刻斗拱，则均于栌斗下立短柱，施于额枋上。拱之形式亦有上述单弯与复弯两种；拱心之上或出小枋头或不出，斗下皿板则不见。朱鲔石室残址尚存石斗拱一朵，乃以简单弯拱托两散斗者，与后世斗拱形制较为相近。

明器中有斗拱者甚多，每自墙壁出拱或梁以挑承栌斗，其上施拱，间亦有柱上施栌斗者。“一斗三升”颇常见。又有散斗之上，更施较长之拱一层者，即后世所谓重拱之制。散斗之上又有施替木者。其转角处则挑出角枋，上施斗拱，抹角斜置，并无角拱。

画像石中所见斗拱多极程式化，然其基本单位则清晰可稽。其组合有一斗二升或三升者，有单拱或重拱者；有出跳至三四跳者；其位置则有在柱头或补间者。

综观上述诸例，可知远在汉代斗拱之形式确已形成，其结构当较后世简单。在转角处，两面斗拱如何交接，似尚未获圆满之解决法。至于后世以拱身之大小定建筑物全身比例之标准，则遗物之中尚无痕迹可寻也。

六、构架

川、康诸阙，在阙身以上，檐及斗拱以下，刻作多数交叠之枋头，可借以略知其用材之法。朱鲔墓址所遗残石一块，三角形，上刻叉手，叉手之上刻两斗。其原位置乃以承石室顶板者。日本京都法隆寺飞鸟时代回廊及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均用此式结构，汉代建筑内部结构之实物，仅此一例而已(57)。

七、屋顶与瓦饰

中国屋顶式样有四阿（清式称“庑殿”）、九脊（清式称“歇山”）、不厦两头（清式称“悬山”）、硬山、攒尖五种。汉代五种均已备矣。四阿、不厦两头、硬山见于画像石及明器者甚多。攒尖则多见于望楼之顶。九脊顶较少见，唯纽约博物院藏明器一例，乃由不厦两头四周绕以腰檐合成，二者之间成阶级形，不似后世之前后合成一坡者。此式实例，至元代之山西霍县东福昌寺大殿尚如此，然极罕见也。重檐之制见于墓砖，其实例则雅安高颐阙。汉代遗物之中，虽大多屋顶坡面及檐口均为直线，然屋坡反宇者，明器中亦偶见之。班固《西都赋》所谓“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固以为汉代所通用之结构法也。嵩山太室石阙将近角瓦陇微提高，是翘角之最古实例。

八、檐端结构

石阙所示，由角梁及椽承托；椽之排列有与瓦陇平行者，有翼角展开者，椽之前端已有卷杀，如后世所常见。

屋顶两坡相交之缝，均用脊覆盖，脊多平直，但亦有两端翘起者。脊端以瓦当相叠为饰，或翘起或伸出，正式鸱尾则未见也。

汉瓦有筒瓦、板瓦两种，石阙及明器所示多二者并用，如后世所常见，汉瓦无釉，而有涂石灰地以着色之法。瓦当圆形者多，间亦有半圆者，瓦当纹饰有文字、动物、植物三种，当于雕饰题下论之。

九、砖作

汉代用砖实例均见于墓中。墓壁砌法，或以卧、立层相间，或立砖一层、卧砖二三层；而各层之间，丁砖与顺砖又相间砌，以保持联络。用画像砖之墓，则如近代用“面砖”之法，以画像之面向外。

墓室顶部穹窿之结构，有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者，亦有真正发券者，前者多见于辽东高丽，后者则中原及巴蜀所常见也。

砖之种类：有普通砖，通常砌墙之用；发券砖，上大而下小；地砖，大抵均方形；空心砖则制成柱梁等各种形状；并长方条、长方块、三角块等，其用途殆亦砌作墓室者也。

十、雕饰

崖墓门上、石阙檐下斗拱枋柱间、石室内壁面，为建筑雕饰实例所在，其他出土工艺品如铜器、漆器等，亦可略窥其装饰之一斑。建筑雕饰可分为三大类：雕刻、绘画及镶嵌。四川石阙斗拱间之人兽、阙身之四神、枋角之角神及墓门上各种鱼兽人物之浮雕，属于第一类。绘画装饰，史籍所载甚多，石室内壁之“画像”殆即以雕刻代表绘画者。其图案与色彩，则于出土漆器上可略得其印象。至于第三类则如古籍所谓“饰以黄金（左钅右工），函蓝田璧，明珠翠羽”之类，以金玉珍异为饰者也。

雕饰之题材，则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文字、几何纹、云气等。

人物或用结构部分之装饰，如石阙之角神，但石室壁面，则多以叙史、纪功，武氏祠画像图案多程式化，朱鲔祠则极自然写实。动物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最常见，川、康诸阙有高度写生而强劲有力之龙虎、四神瓦当传世者亦多。此外如马、鹿、鱼等皆汉人喜用之装饰母题也。植物纹有藻纹、莲花、葡萄、卷草、蕨纹、树木等，或画之壁或印之瓦当。文字多用于砖瓦铭刻，汉瓦当之以文字为饰者尤多。几何纹则有锯齿纹、波纹、钱纹、绳纹、菱纹、S纹，等等。自然云气，见于武氏祠；董贤宅“柱壁皆画云气花卉”，殆此类也。

(1)　《史记·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汉书·惠帝纪》。

(2)　《三辅黄图》。

(3)　《长安志》。

(4)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

(5)　同上。

(6)　《三辅黄图》。

(7)　《史记·刘敬叔孙通传》。

(8)　《三辅黄图》。

(9)　《汉书·高帝纪》。

(10)　《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

(11)　《三辅黄图》。

(12)　《西都赋》。

(13)　《汉书·刑法志及注》。

(14)　《三辅黄图》。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汉书·苏武传》。

(20)　《三辅黄图》。

(21)　《汉书·外戚传》。

(22)　《汉书·武帝纪》。

(23)　《汉书·宣帝纪及外戚传》。

(24)　《汉书·惠帝纪及注》。

(25)　《三辅黄图》。

(26)　《汉书·武帝纪》。

(27)　《汉书·郊祀志》。

(28)　《三辅黄图》。

(29)　同上。

(30)　同上。

(31)　《拾遗记》。

(32)　《三辅黄图》。

(33)　《三辅旧事》。

(34)　《西京赋》。

(35)　《三辅黄图》。

(36)　《长安志》。

(37)　《汉书·郊祀志》。

(38)　《长安志·引汉旧仪》。

(39)　《汉书·王莽传》。

(40)　《后汉书·礼仪志》。

(41)　《后汉书·董卓传》。

(42)　《汉书》《后汉书》《灵光殿赋》。

(43)　《汉书·元后传》。

(44)　《后汉书·梁统列传》。

(45)　彩箧冢。

(46)　营城子。

(47)　Wilma C.Fairbank, The offering Shrines of “Wu Liang Tz’ǔ.”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1.6.No.1.

(48)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

(49)　即注②，见费慰梅《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王世襄译。——陈明达注

(50)　Wilma C.Fairbank, The offering Shrines of “Wu Liang Tz’ǔ.”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1.6.No.1.

(51)　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

(52)　刘敦桢、梁思成等测绘。

(53)　同上。

(54)　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

(55)　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测绘：《彭山汉崖墓》（未刊稿）。

(56)　参阅鲍鼎、刘敦桢、梁思成《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

(57)　Wilma C. Fairbank, A Structural Key to Han Mural Ar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1.7.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