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考古钻探中，考古学家们使用的洛阳铲皆为铁质，铲头刃部呈月牙形，剖面为半筒形，有大小不等的多种型号，长度一般在20～40厘米，直径5～20厘米。考古人员应用的铲头多为30厘米，直径6厘米。这种型号的洛阳铲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提起后，铲头的内面会带出一筒土壤。通过对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分辨，可以判断出地下有无古墓、墓内棺椁状况及陪葬品等情况。此类探铲之所以又称洛阳铲，是因为产地在洛阳。
作为沿革千余年的十三朝古都，洛阳长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历代有权有势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连同敲边鼓的士大夫，梦想死后仍像活着时一样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作威作福，极为重视墓穴的修建和厚葬，直弄得洛阳四周古墓遍地，多如牛毛。其中等级最高、密度最大的墓葬区便是洛阳郊外的北邙山。这片看上去并不算雄奇峻秀的山岗，被视为埋藏死人的风水宝地。自东周开始，一代代豪门显贵无不以死后葬于邙山为最高荣耀，凡有权势者生前便请风水先生赴邙山踩点探穴，抢夺地盘建造坟墓。到了唐代，整个邙山已是陵墓遍布，难有插针立锥之地了。唐代诗人王建游洛阳时，曾有一首名为《北邙行》的诗，道出了当时的情形：“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此诗记载了这段真切朴素的史实。也就是说在王建活着的那个年代，邙山墓葬之多、之盛、之拥挤，已到了拿着一堆黄金都买不到一块停棺之地的程度了。
很显然，地老天荒的邙山不再像割掉的韭菜一样疯长，而贵族士大夫，却在连绵不绝地伸腿断气，并向邙山云集而来。面对这种紧迫逼仄情形，后来者的处理方式是，或明或暗地将时代久远的墓葬挖开，索其财物，抛弃骸骨，占其地盘。将地下穴位重新装修、粉饰一遍后，即可“入住”。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例。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中“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镮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这则故事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王伯阳占用了鲁肃墓来葬他妻子的情形。
故事说的是不同时代的空间叠压情形，即后代人毁坏前人墓葬。
洛阳铲图示
又如《南史》卷65《陈宗室诸王·始兴王叔陵传》中记载，陈叔陵生母彭氏去世，“晋世王公贵人，多葬梅岭，及彭氏卒，（陈）叔陵启求梅岭葬之，乃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此处明确道出陈叔陵为葬其母强占了谢安的墓穴。
《北邙山行》书影
随着唐末战乱，豪杰并起，烽火连绵，豪门权贵纷纷上山刨坟掘墓，抢夺地盘。为了抢占一块风水宝地，时常引起家族势力的火并，每逢战乱兴起，更有军阀与恶势力为争夺地盘，引兵领将，操枪弄炮，在邙山与对方血战。在这样一种纷乱局面中，蛰伏在四周山野村寨的盗墓者，如同冬眠的菜花蛇盼来了三月的春光，纷纷露出头来，活动活动筋骨，然后“嗖嗖”地跃出地窝，直奔邙山而来。一时间，盗墓之风兴起，整个邙山由豪门贵客死后的乐园，一变而成为盗墓贼招财进宝的风水宝地，无论是旧墓还是新墓，只要盗墓者感到有利可图，便想方设法打洞钻眼，予以盗掘。面对墓穴被凿，尸骸被抛，财宝尽失，整个邙山千疮百孔、一片狼藉的惨状，那些抢占他人墓穴、鹊巢鸠占者的后世子孙，无不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在祖宗散乱的尸骸前徒叹曰：“奈何！奈何！”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得到。
因盗墓者扰乱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伤害了被盗墓主后世子孙的情感，对建立和谐社会造成了危害，因而，历代朝廷对陵墓总是采取保护政策，对盗墓者采取不同程度的打压、震慑措施，罪过严重者可引来杀头之祸。相关保护措施主要包括道德宣传、立法禁止和守陵护墓。
洛阳邙山的炎黄二帝雕塑
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中，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刑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重者处以绞刑，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也要判处一年徒刑。
明代对陵寝的保卫采取了严密的制度和措施。《大明律》中规定，凡盗掘皇陵者，一律以谋反罪论处，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凌迟”的极刑；凡是盗窃陵墓的祭器帷帐、玉帛牲牢馔具者，一律斩首示众；如果胆敢盗伐陵区内的树木，不仅本人要被斩首，连家属也要发配边疆充军。
为了加强陵墓的守卫力量，明代还专门设有神宫监，负责陵寝的保卫，下面分设各类专职警卫部队巡山军、巡逻军、御马监军、御女军、朝房看料军、金钱山军和悼陵军等，共有甲士6024名。此外诸陵还各设有一卫，在陵寝附近负责警戒任务。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还另行设立了兵力4000人的“永安营”以及3000人的“巩华营”作为机动部队，无事在州教场操练演习，如有情况，则即刻分赴各个要道路口设卡堵截，警卫十分森严。
道德宣传、立法禁止所费不少，所获无多。守陵护墓算是有效措施，尤其是对付盗墓个体户。然而明十三陵虽驻有重兵守卫，仍然被大顺军、清军破坏。
就邙山的情形而言，宋之后，除改朝换代的大战乱和农民起事之外，邙山墓葬的破坏指数相对较低。继唐末战乱之后，真正遭到大规模、毁灭性的盗掘破坏发生在清朝垮台之后。
1912年9月，北洋政府与比利时签订修建1800公里陇海铁路的借款合同，以汴洛铁路为基础向东西方向展筑，两段工程于1913年5月同时开工，铁路经过邙山南麓。在工程施工过程中，邙山周围一批古墓遭到毁坏，大量珍贵文物被挖出。随着文物流散于市场，引起了欧洲人极大的兴趣，他们趁机大肆收购。盗墓贼一看财大气粗的洋人也卷入了这个浑浊不清的圈子，且出手阔绰，闻风而动，迅速云集邙山疯狂盗掘古墓。在时势的浸染与金钱的**下，当地一些村民也乘虚而入，揭竿而起，与盗墓贼合兵一处，争相加入刨坟掘墓的大军之中。后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董商人和洋人得到消息，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坐地摆摊收购文物，从而引发了整个洛阳甚至中原地区的盗墓狂潮，其盗掘规模之大，出土奇珍异宝之多、之重震动世界。
邙山一带虽然古墓葬分布稠密，但并非唾手可得。由于年久日深，长期的雨水冲刷、树木砍伐，翻坑倒坑（挖出别人的尸体，另行埋葬自己的亲人），以及平地耕作播种，大多数坟丘的封土已**然无存，地面也已无痕迹可寻，要找到一座贵族墓葬的准确位置并非易事：一方面要靠人的技术、经验，另一方面要靠工具制作。据可查的资料，明代之前，民间盗掘工具大多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通常情况下，盗墓者凭着以往的经验，对可能是大型坟丘的地方用铁锹之类的工具下挖一个小坑，根据土质土色来辨别墓坑的有无、位置、大小。每一个盗墓贼都知道，墓坑内的填土一般称为熟土，也称为墓土或五花土，与未经扰动过的生土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生土较为纯净，给人以鲜活、板结之感，没有人类生活遗存的包含物。所谓的熟土，因为已经过人为的扰动，土质较杂，相对疏松一些。凡大型墓葬的填土一般都经过夯打，有夯层和夯窝，有的填土内还有人类生活的包含物。这些都成为判断是否为古墓葬的重要依据。
当年留下的盗洞仍清晰可见
但是，尽管对土质、土色和墓坑位置能够分辨区别，但对墓坑的深度、此前是否有人盗掘过、盗坑在哪里、盗掘的程度如何、坑内棺椁是否尚存等，皆无法提前做出判断，非用铁锹挖到一定程度甚至深入墓底后才能知晓。要盗掘一座墓葬，用铁锹直接挖掘打洞，操作起来并不轻松，除费力费时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想在单位时间内挖到墓室极其困难，但又不能拖得太久。更为不利的是，当盗洞打入墓室时，却发现是个假墓。即便是真墓，但此处早已被同行提前光顾过，墓内器物被洗劫一空。还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只凭挖掘小型盗洞，无法提前预知墓葬的规模，除非来个大揭盖，深入地下几米或十几米，但这对于极端讲求时间和效率的盗墓者来讲又是不可能的。于是，盗墓者开始在工具上下功夫，加以改进。
自明代开始，盗墓者使用一种新型的探测工具——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残存标志，如封土、墓碑、下陷土坑等为寻找目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在可能埋藏古墓的地方，向无标志的地下探索。根据铁锥带上来的泥土和金属气味，判断古墓方位，然后用铁锹等工具挖洞盗掘。
邙山古墓被盗掘情形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其中第五卷专门叙述手工业制盐的方法与程序。对于四川井盐的采取，他说：“凡蜀中石山去河不远者，多可造井取盐。盐井周围不过数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余，深必十丈以外，乃得卤性，故造井功费甚难。其器冶铁锥，如碓嘴形，其尖使极刚利，向石山舂凿成孔。其身破竹缠绳，夹悬此锥。每舂深入数尺，则又以竹接其身，使引而长。初入丈许，或以足踏锥梢，如舂米形。太深则用手捧持顿下。所舂石成碎粉，随以长竹接引，悬铁盏挖之而上。大抵深者半载，浅者月余，乃得一井成就。”在多幅“作咸”图中，《蜀省井盐》是一幅凿井图，绘一人立于小河边，双手执“刺锥”，在地上凿小孔，那刺锥上为竹竿，下边很像现在的探铲。画的虽然是开凿四川盐井，但图中人物手持工具和洛阳铲的操作一模一样。井盐的生产起始很早，刺锥的发明与使用肯定早于明代。
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海宁人王士性曾在河南等地做地方官，他周游全国，见多识广，曾有记录各省地理风俗的《广志绎》传世。在提到当时洛阳邙山盗墓情景时，曾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盗墓者使用的铁锥可深至地下数丈，并且能带出地下器物的气味，凭气味发掘显然比先前直接用铁锹开口有了进步。但明显不足的是，只有铁锥碰到地下金属器物时才能通过摩擦产生并带出气味，这种气味自是相当微弱，若无嗅觉灵敏和有相当经验者是难以据此寻出蛛丝马迹的。倘若铁锥遇到瓷器、漆器等陪葬物品，几乎无气味可嗅。而一旦地下墓坑为泥水所浸，即便是嗅觉异常灵敏的猎犬，恐怕也只能干瞪着眼，望锥兴叹了。这诸多的不便与一次次半途而废或最终成为泡影的现实，促使盗墓者必须想方设法改进盗掘的方式方法，寻找更为便捷有效的盗墓工具。
《天工开物》蜀省井盐图
于是，在技术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洛阳铲诞生了。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最早发明洛阳铲的是一个叫李鸭子的人。此人家住邙山南麓、洛阳东郊马坡村，生于1873年，卒于1950年3月8日。其自幼家贫，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小的时候以替人放牛、割草为生，村人不知其名。及长，村人见其腿脚不甚灵便，走起路来有点跛，看上去如同鸭子走路，乃呼之曰小鸭子。随着年龄增长，因其祖辈姓李，乡人又呼曰李鸭子。从风水学上观察，这李鸭子所住村庄乃龙凤**之地，东边和东南边是东汉的陵墓区，西边是北魏的陵墓区。村子的周围，包括村子内和村子的西南部，是成片的西周贵族墓地。村子西边不远处，有一名为青菜冢的地方，据说是三国时司马懿的墓葬。光绪年间，乡人在村子南边农田里掘出了一个大墓，里面有青铜鼎、青铜盘等大批青铜器物，还有一辆青铜战车和青铜战马，可惜所有出土器物下落不明。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自是盗墓者梦中的天堂，也是盗墓行业人才辈出之地。由于李鸭子家境贫寒，娶妻成家后便以赶集做小生意谋生，以卖包子为主业。当然，这只是公开的职业。他还有一份不宜公开的地下职业：盗墓者。此时，在邙山一带的村庄，盗墓者成群结队，像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中山国人“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的勾当属于公开的秘密。但对外还是小心谨慎，不敢张扬，以免引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李鸭子盗墓，使用的工具自然也是传统的铁锹、铁锥、铁斧等，这些工具的局限性同样令李鸭子感到不满，便琢磨着如何加以改进。此人的腿脚虽不灵便，且未进过一天学堂，但头脑灵敏、心眼活、点子多，属于当地三乡五里的能人，中原盗林中的高手。就在他反复琢磨而不得要领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
邙山古墓群中的汉代墓葬
话说1923年的春天，李鸭子到孟津县赶集，正在一个小铺前喝牛肉汤，对面卖水煎包的偃师马沟村人正在搭棚子。几个人拿一个铁铲在地上戳了一个小洞，打洞的工具引起了李鸭子的兴趣，便静心观看。只见这个东西每往地里戳一下，就能带起一些泥土。李鸭子很感兴趣，起身上前仔细观察，发现这个铁铲是半圆形，带出的泥土仍保持着原来的地层结构。这个现象使他联想起平时看到骡马行走，铁蹄经常带起一些土来。两相对照，灵感忽闪，李鸭子当即意识到半圆形的铁器，要比平时使用的铁锥、铁锹更适合探找古墓。回到家后，李鸭子比照着那个搭棚子的工具做了个纸样，找到邻村张铁匠让其按图打制。60多岁的张铁匠是个本分人，一生信奉的教条是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做事，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看到李鸭子拿来的这个结构图和对方神秘兮兮的样子，他立即猜到可能是为盗墓所用。张铁匠平时对盗墓之人虽无强烈的恶感，但顾及自家铺子的名声，不太愿意与其同流合污，遂婉言谢绝。因张铁匠的手艺远近闻名，且相互熟悉，小心谨慎的李鸭子为防泄露其秘，不愿再到别处张扬，索性一咬牙，许给对方一个大洋。张铁匠见对方开价丰厚，遂勉强答应并照葫芦画瓢地打制出一把半圆形铁铲。李鸭子拿着这个新式武器回家装上一根木杆，在自家院内一试，果然效果奇妙。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半圆口内的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内中的土色与杂物清晰可辨。更让他得意的是，没有多久就深入地下几米，打出了一个茶碗粗细的深洞——第一把探铲就此问世。
神奇的洛阳铲一经问世并在实践中应用，探墓效果显著，很快在盗墓业内传开。张铁匠因此而生意兴隆，大发一笔，据说一个月就赚了300多块大洋。因这种铲子直径较小，主要用于打洞勘探，当地人取名“探铲”。因此铲子是在洛阳地区问世并首先使用，又称之为“洛阳铲”。
洛阳铲的神奇功用
从明代的铁锥到民国初年的洛阳铲，是中原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次革命性飞跃。中国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盗墓贼可对提取的不同土层、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扰动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含物中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仅凭洛阳铲深入地下所碰撞的不同声音和手里的微妙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所传出的信息也就有所区别。一把洛阳铲，刺破阴阳界，洛阳地区四邻八乡的村民见这一神秘器具如此轻巧便捷，探找墓葬既快又准，省时省力，于是纷纷效仿，呼呼隆隆地加入盗墓队伍之中。自此，历经劫难的邙山又掀起了新一轮盗掘狂潮。
民国十七年（1928），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考古学家卫聚贤赴洛阳考察，专门调查了邙山一带的盗墓情况，对盗墓者使用的工具做了详细的描述。在其所著《中国考古学史》一书中，卫氏说，盗墓者用一半圆洞形铁铲每五尺凿一个洞，铲子会将洞中的土带上来，盗墓者正是从铲子中土的“死活”来判断此地是否有古墓。死土是天然的地层；活土地层混乱，表示曾被翻过，意味着可能有所埋藏。
1935年12月14日，《中央日报》报道邙山一带盗墓情形云：“俗语云，洛阳邙岭无卧牛之地，其陵墓之多，可以想见，惟是大小陵寝，皆是先民遗迹，历史上之价值，何等伟大。乃近有不逞之徒，专以盗墓为事，昏夜聚集，列炬持械，任意发掘，冀获微利，不惟残及白骨，抑且影响治安。近更变本加厉，益肆披猖，入土新柩，亦遭盗发，抛露棺椁，残毁尸骸，倘系贫户茔葬，白骨尸身，辄扬晒墓外，以泄盗墓者徒劳无获之恨……”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地质学家袁同礼前往洛阳查勘盗墓情况，他在提交的报告中说：“洛阳为吾国旧都，古迹甚富，城北城东，古墓尤多。近十余年来出土古物，以铜器为大宗。土人以大利所在，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作采试地层之用。沿城北邙山一带，盗掘痕迹，不计其数。……其参加工作者，共二十余人各执铁锥，分区探试，偶有所获，则欢呼若狂。”(5)袁氏所说的铁锥，已非明代发明之物，实乃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事隔三年，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已说得极为清楚。
王氏在1939年所著《洛阳访古记》中说道：“近日掘古物用器，名为瓦铲，重七八斤，铲端铁刃为筒瓦形，略如打纸钱之圆凿，围径约三寸而缺一口，后施长柲，用以猛刺土中，土自铲心上出，顷刻之间，凿穴深可寻丈。……先以上述长柲瓦铲，锥地取土，验其色质。其土层色质松散而不规则者，知为古代已动之土，古物往往出焉。其坚整而纯一者，则原始老土，决其必无所有，乃易地再掘焉。然即散土地区中，亦有为水道或农人耕垦之遗迹，不必皆有所得。”王为洛阳新安县人，近代知名学者，其考察所记尤为朴实。
洛阳铲发明后所引起的现代化盗墓狂潮，一直持续到20世50年代。自后消停了几十年，而到了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兴起，以及文物走私市场的繁荣，洛阳铲又伴随着形形色色的盗墓贼死尸复活，再度显示了它的神通。
不过正如“二战”时美国扔到日本广岛的原子弹一样，核弹本身毁灭了数十万日本岛民的性命，却也靠其巨大的震慑力，促使日本天皇宣告投降，从而又使许多人避免了继续流血牺牲。洛阳铲神奇的功用，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洛阳铲正式划入考古学界的行列，并在墓葬与遗址的勘探中发挥作用。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洛阳铲进一步加以改进定型，成为考古人员不可或缺的专用工具。1952年和1954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会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联合举办了两期全国考古钻探训练班，全面推广了这一新式探测工具，并正式命名为洛阳铲。在学习期间，请洛**有丰富经验的老探工们进行示范，要求每一个学员必须学会操作技术并熟练地运用这一工具。学员们结业时，每人发给三把洛阳铲，带回各地应用。有的女学员在几个月内并未熟练掌握，就由国家文物局出面联系，从洛阳雇一个探工师傅到当地去，继续教她们操作使用。至此，洛阳铲由本地区的一个盗墓工具，一个翻身改变了它的历史用途和地位。随着洛阳铲在考古钻探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快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并且被列入了全国大专院校考古教材，明确指出考古人员在钻探时必须使用洛阳铲。小小的洛阳铲成了中国考古界最具标志性的象征。1972年9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王仲殊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参加第一次伊利里亚人学术研究会议时，赠送给东道主的礼物就是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从此，洛阳铲走出国门，为世界同行广泛所知。
洛阳郊外打制洛阳铲的工人正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位于洛阳东郊的洛阳铲作坊，全国的洛阳铲均出自此处
虽然洛阳铲已在中国各地考古界应用，但因只能手工制造，其制作工序有20多道，而最关键部位是成型时打造的弧度，没有相当功力和经验者不能为之，稍有误差，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或只能带半铲土，导致土层错乱，阻碍判断。唯一能制造洛阳铲的地方，就是它的发源地——洛阳市东郊，此处有四五家手工作坊，常年开设红炉打造，制出的洛阳铲一批又一批销往全国各地。湖北省考古界所用的洛阳铲，无一例外来自洛阳市东郊手工作坊。因全国各地考古界大量需要洛阳铲，洛阳东郊红炉一时无法满足需求，遂按国家文物局的意见，各省统一购买，先下发到地区一级文博部门应用。后来，随着国内需求增大，洛阳铲的作坊也不断增加，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是遍布全国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的洛阳铲如今已经被淘汰，现在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不用的时候就将其折叠，背在双肩包里，外人很难窥知真容。
(1) 裴文中、安志敏：《史前考古学基础》（上、下），《史前研究》，1983年第1、2期。
(2)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3)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第4页。
(4) 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8年第31辑，第84页。
(5) 《燕京学报》，1936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