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

译：孔子说：“一支强大军队的统帅可以被劫夺，一个普通男子的志向却不可被强迫放弃。”

就历史大势而言，所谓“匹夫之志”叫“民心”，“民心”是无数个匹夫之志的总和，就个人而言，“匹夫之志”即指“威武不能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历经九死一生而矢志不改，面对各种刑具而毫无惧色，这种匹夫之志是任何武力和权力都不可夺的，也只有具备了这种志向，才可成就大业。

明末苏州民众斗阉党展现的就是一种可贵的匹夫之志。

明末东林党人同阉党的斗争十分激烈，东林党人多是江浙一代人，江浙也就成为受阉党迫害的重灾区。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魏忠贤派出了缇骑（逮捕人的差役）到苏州逮捕周顺昌，终于激起了一场民变。

周顺昌，苏州人，进士出身。他做官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对魏忠贤这样误国误民的败类，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为阉党所憎恨，他感到自己难以在朝廷立足，便告假归乡。

周顺昌在家乡有着很好的名声，他关心百姓疾苦，经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群众解决冤情冤案，深为家乡父老所拥戴。当逮捕他的缇骑来到苏州时，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拥上街头，争抢着为他喊冤。

当宣读逮捕令的那一天，在官署大门外，有好几万人为周顺昌请命；气氛格外紧张，杀气腾腾。这时，一个市民情绪激动地抓住一名手握刑具的缇骑想要与之理论，其他缇骑舞动刑具朝这人狠狠地打了过来，于是又有四人上去，与缇骑打作一团。一名缇骑厉声骂道：“东厂逮人，你们这些市民想怎么样？”同时大声呵问：“周顺昌呢，他在哪里？”说着将手中的镣铐掷在地上，发出镗锒锒的声响。这无异火上浇油，群众们义愤填膺，大声骂到：“我们原以为是皇上的命令，原来是东厂假传圣旨！”一齐围了上去，将手里拿的东西全都砸了过去。这种惊天动地的场面，将缇骑吓傻了眼，直朝官员毛一鹭身后躲去，毛一鹭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逃到后堂，在一茅房里藏身。百姓追到后堂，一个藏在房梁上的缇骑吓得掉了下来，当场摔死，其他缇骑或伤或逃。这时率先出来的五个人商量道：“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拼死为国除害。其中一人说道：“这样不好，我们是死是活都无所谓，可江南君子贤人很多，如果阉党以此为借口而陷害他们，这可是我们连累了他们。”

后来很快得到消息的魏忠贤下令捉拿凶犯。那为首的五人为了不让更多人受到牵连，到官府自首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因我们而起，你们不要波及无辜。”毛一鹭之流也看到众怒难犯，没有别的办法，将这五个人处死，草草了事。

当他们临刑时，向着毛一鹭之流高声大笑道：“你们要置周大人于死地，官职虽大却是小人；我们为周大人而死，虽是百姓小民，却是大人。”

“官大人小”，“百姓小人大”，这几位普通市民的话，振聋发聩，它揭示出了一个真理，即社会的公理、正义这种“道”，并不全是在官场，而更多是在民众之中。那些身着华丽之服、口诵圣贤之言的高官显贵们，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残害“道”，扼杀“道”；而那些可能大字不识的平民百姓，才是“道”的真正执行者，捍卫者。

苏州民众的抗争并未能解救周顺昌，他被押送京师后，在东厂的监狱里受尽酷刑拷打，始终未曾屈服，一直不绝口地大骂魏忠贤，最后被暗害在狱中。

不到一年，崇祯皇帝上台，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顷刻土崩瓦解。苏州民众重新安葬了这五位义士，并为五人树碑立传。

一个人的权势的大小，与其道德的高低，并不一定成正比，有时甚至恰恰相反，有时简直不成比例。平时，那些权高位重之人，道貌岸然，言必称忠孝，口不离圣贤，仿佛是德高望重的君子、伟人，他们那卑劣的心灵被华丽的衣冠所遮盖，一旦考验来临，他们便原形毕露，其猥琐，其无能，其下流，其无耻，简直非常人所能想见。而平时那些名不见经传、官不入流品的小人物，却骤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人不可无志，如果缺少了一种精神支撑，就缺少了追求目标的动力，志作为一种气节是领导者在增强个人修为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品格之一。

○信念产生力量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认为要想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是不可能的事。但在1954年，罗杰·班纳斯就打破了这个信念障碍。他之所以能创造这个佳绩，一得益于体能上的苦练，二归功于精神上的突破。有了这样的信念，人就能发挥无比的创造力。

信念对一个人来说十分重要，可能你相貌一般，但每天抬头挺胸，对人笑脸相迎，你便有了他人所没有的爽朗和神采飞扬的美。“只有你自己先把自己打败，别人才能打败你。”许多人经常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们天天不是担心工作没了，便是担心投入股票中的钱亏本；不是担心家庭感情不和，便是担心自己得病了。成功的人应该对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充满信心，然后持之以恒地对自己改进，只要每天都能有小小的进步，长久积累下来便有惊人的成就。

快乐的人生也是如此，应当不断改进自己的品质，不断成长、不断拓展自己的信念。你对自己有信心，这个世界也就对你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