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诤友，交益友

宽恕不仅是爱心的体现，而且是极高思想境界的升华，宽恕是一种博大的交友境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放弃报复的决定，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消极，但真正的宽恕却是一种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积极行为。宽恕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一种正确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会有宽容的胸怀。宽容得到的收益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我国有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人类心理的适应，最主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适应，人类心理的病态，也主要由人际关系的失调而得来。”而人际关系的失调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必须学会宽容。

中国有这句成语“宽则得众”，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这一原则在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如果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汲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这是曾国藩的看法。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的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3000，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弹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为己用的人。

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局：

“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纳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但今天看来，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络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后，不是去寻求方法克服困难，而是把一切原因都归结到别人身上，喜欢迁怒别人。

迁怒别人只能给自己的人际交往带来障碍，对排除困难没有好处。因此，克服挫折应该首先想到善待别人。

社会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为的。对于有意为自己设置障碍的人，受挫者该如何对待呢？是耿耿于怀，视为永远的敌人？还是宽容大度，化干戈为玉帛呢？应该是后者。

宽容不是对原则问题的一种让步，而是对他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的一种宽容和谅解。宽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宽容而去伤害只能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那么就会出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后果。同时，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们会因此失眠、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引起高血压。然而一旦宽恕别人之后，他们就会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种可以称为再生的心灵净化过程。当然，受到伤害的人必须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愤怒，认清自己对整个事件所负的责任以及拒绝宽恕会带来的后果，然后宽恕才能发挥最好的功效。

大人有大量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他们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人生中总有些不顺心的事情时常发生；但是，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克服为这些小事所累的心理，做到以大事为重，处处呈现英雄气概。曾国藩对自己的密友说：获取成功性格全在英雄大气；否则就会毁于细小之事的缠绕。那么什么是“成大器须靠英雄气”呢？当然，“成大器”就是获取成功性格。

下面我们将用比较的方法来谈这个问题。

曾国藩主张三种“英雄气”，一是在应战之刚毅：曾国藩的刚毅性格，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平，都是因为在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使我军振作士气。

二是做事忍耐：曾国藩对曾国荃缺乏忍耐性格，说：“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作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曾国藩又以“忍耐”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在他得知冯树堂因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于场屋之事后，写诗道：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

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

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

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

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

三是为人之坦**：曾国藩强调为人不可刚愎，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屐；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国藩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石厉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性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

不善用人者为庸人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诚、肝胆相照的人，选将选兵自然也要选那些“忠义血性”之辈，至于朴实耐劳、智略才识当然亦是断不可少。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选将制度较为严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请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唯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唯自处于廉，以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效。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上述五个方面，是曾国藩用权考察下属的五种办法。

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运用人才的人最后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

战国时期的魏国执政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前来探视，对公叔痤说：“万一你故去，我如何安排国家的事务？”公叔痤回答：“有个叫公孙鞅的，可把国家大事委付与他。但是如不想用，就把他杀了。以免为别国所用，危害我们国家。”惠王在回归的路上不以为然地说：“公叔痤这样有才智的人，让我把军政大权交给公孙鞅处理，未免太糊涂了。”惠王走后，公孙鞅来服侍公叔痤，公叔痤把他对魏惠王说的话告诉了公孙鞅，公孙鞅未加理会。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并未重用公孙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议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孙鞅的事，劝公孙鞅快逃走，但公孙鞅仍专心致志地处理公叔痤的丧事。有人问他：“难道不怕惠王将你杀了吗！”他答道：“君王既然不听公叔痤的话重用我，又怎么能听他的话来杀我？”公孙鞅后逃到秦国，为秦国所重用，变法图强，奠定了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基础，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称商鞅。

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至理名言。

反对巧诈的为人品性

诚实是一种美德，人们从来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词来代替它，但很容易找到“虚伪”这个词来反衬它。诚实比人的其他品质更能深刻地表达人的内心。诚实或不诚实，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一个人的言行甚至脸上，以至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能立即感觉到。不诚实的人，在他说话的每个语调中，在他面部的表情上，在他谈话的性质和倾向中，或者在他待人接物中，都可显露出他性格的弱点。

虽然此处似乎只是论述如何借用别人的力量，但也提出了品性问题。诚实、真诚、守信用和成功在事业中是交错在一起的，一个人具备了其中的第一种——诚实，就能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获得其余三种。当然，虚伪是与诚实相反的最令人痛恨的一种性格。

曾国藩把人性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

穆彰阿对曾国藩早年有知遇之恩，曾发达后对穆也极为感激。即使在穆被罢斥后，曾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20年后，曾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见陛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正因如此，曾国藩特别讨厌那些狡诈的人。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官署中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以看见官署的内外情景。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耀眼花翎的人，拿着手版，向仆人做着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摆手拒绝他，举止非常傲慢，那个人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一样。第三天，看见那个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裹着的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有点疑虑。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签押房，仆从拿着手版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让其请进来，原来就是连日来在亭子上所看到的向仆从苦苦哀求的那个人。问他何日来这里的，答说已来三日。问为什么不来进见，则支支吾吾不能对答。曾国藩对监司说：“兄新近就任，难道不缺什么办事的人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是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好说。只因这个仆从实在是太狡诈，万万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于是召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从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从不得已，弯一条腿以示谢意。等到退出去以后，大为气愤，携带行李去了别的地方。

清朝朝考选拔贡生，取得知县的官位，以到一省的先后作为补缺的顺序，授予职位后就去拜见吏部的负责管理签发授职凭证的官员。一旦取得了授职凭证，没有不立即前往赴任的。曾国藩做侍郎的时候，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赴任的行期，其中一人为杨毓楠，就回答说：“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要动身了。”另一位则说：“还得等待准备行装。”曾国藩怀疑杨毓楠为奸巧的官吏，但很快又听说先去赴任的乃是另外那位，因而感叹地说：“人真是难以看透啊！杨毓楠所回答的，正是他拙诚的体现。”曾国藩后来多次写信给直隶大吏，赞扬杨毓楠的贤良。后来，杨毓楠又到曾国藩那里，曾国藩便问他上司对待他怎样，杨毓楠回答说：“上官待属吏皆很好，待毓楠也好。”曾国藩大笑说：“你真诚实啊。好，好。”杨毓楠后来做官至大名知府，另外的那一位却因事被参劾，正如曾国藩所说，杨淡于宦情。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欲委署道缺，竟辞归。于是赠他一联，写道：“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式乡闾。”

曾国藩这种崇尚拙诚，反对巧诈的待人品格，使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忠直廉敬之士。

不要自己总拿第一名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是要善于做人，二是要会策划人生，三是要会抓住时机。特别是善于做人，非常重要，例如不要独霸功名——不要自己总拿第一名，让大家一起向前冲，都是确保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良策。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当作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岐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许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如果苏州李军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饷，并不是供给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察我的苦衷。为了劝曾国荃，他还将父母从“地下”请出，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呀。因此我就决定了。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挡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告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微，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说自己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镇压捻军没有达到速效。捻军进入湖北时，曾国荃为湖北督抚，派遣将领追剿他们，这些为贼的骑兵飘忽不定，不可以和广东的太平军之匪凭城据守相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鸿章闻之不免讥笑讽刺。当时曾国藩上疏中有这样的话：“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李鸿章而告之，李鸿章惊恐地说：“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李鸿章谈湖北的事情，亦稍稍谨慎了。此事等于曾国藩又足足地给李鸿章上了一课，其疏既有不要以一时一事看人，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之意，以寓有功过不应由己任之深意。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想获取成功性格，但是又不得要领，不知从何处入手，直气得团团转、浑身冒汗。看看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策略，不免让人想到许多问题，即为什么有些人不显山不露水，突然之间能够腾空而起。为什么有些人狂喊乱叫，却始终默默无闻？

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

多一位好朋友，就使你多了一颗智慧的头脑。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是智慧的较量，因此，要善择友。曾国藩的择友目的很明确：既让自己获取成功，也让大家获取成功。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简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当今的社会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我们每个人开始进入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时，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所形成的友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仅为他打开了不同寻常的机会之门，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换句话说，由于众多朋友的帮助，他的能力也扩大了许多倍。他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做任何一件事时获得朋友们无私而热心的支持，朋友们好像总是全心全意地增进他的利益。

很少有人对自己事业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身的辉煌业绩。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全部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积极进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众多的朋友就跟无须报酬而又无处不在的商人一样，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对他们的事业提供服务与帮助。

科尔登就曾经说过：“真正的友谊就像健康一样，其价值通常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认识到。”

此外，你的朋友们的个性和立场将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此，我们试图给你开一份防止孤僻性格的处方：在选择朋友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比你优秀、在各方面领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须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这并不是意味着要结交那些在金钱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结交那些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的人。只有和这样的人交往，你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有助于你成长和发展的养料。而且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你也逐渐会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一个强者。当然，我们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为善交朋友的高手！

善借朋友之力

交往是每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结交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关系就更重大了。

由于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其深厚的学业功底，不仅使他能够金榜题名，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而他的升迁与善交人有直接关系。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

7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仕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37岁即升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第一，是他自己养之有素。他在翰林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有真才实学。

第二，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广泛交际。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渊薮，13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就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相助。

穆彰阿，字鹤舫，姓郭佳氏，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甚为重用，1828年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1834年，任协办大学士，后升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20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他的实际。

道光即位以后，忧虑大权旁落，选择官员十分谨慎，时时防之。而唯独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善于逢迎谄谀，又最为忌贤妒能。他的做官妙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党同伐异。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妥协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3次、典会试5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遂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其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官运的转机做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久之，召来自己的仆从对他说：“你立即用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熟记于心。次日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为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赏识，道光帝还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便“骎骎向用矣”。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机遇。当然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10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只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怎么又能有穆彰阿的赏识；即使有穆彰阿的赏识，没有曾国藩自己的主动策应，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正如所云：“机会只属于那些学有素养、有所准备的人。”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特别注重平时的自强不息。他说：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之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其目的就是求得养之有素，抓住机会，实现理想。曾国藩的“结网术”，可谓高明！

交朋友，并不让人觉得太轻松，因为有人要叛变；无朋友，更是不行。选择几个真正有用的知心友，就可以给你垫好获取成功性格的砖头。曾国藩认为“未发迹时善交人”，讲的就是在获取成功性格时，善交知心朋友的道理。

牢牢记住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善于助人是美好的品德，这一点在孔子的人生观中就有体现，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讲，如果他不忌妒人才，而是抱着该帮助就帮助，该举荐就举荐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获得一片赞誉声。

每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在成功的路上，都曾经受到过别人的许多帮助。因此我们应该帮助别人作为回报，这是公平的游戏规则。

有一些人常犯一种通病，忘记不该忘记的人。这样，常会引起一些麻烦，会遭受外来打击。实际上关心有助于己的人，既是一种美德，也为你下一步获取成功性格铺平道路。你知道，有多少人都是被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打败的，这是教训。因此，获取成功性格是全面智能的深刻体现！曾国藩也是这样一个人。1868年，已离京17年的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总督。他到了京师后，先去看望了他的理学老师、当时的相国（大学士）倭仁。17年弹指一挥，曾国藩把他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交付给了金戈铁马。17年后，他以侯爵、大学士、直隶总督的多重显贵身份回访京师时，已是两鬓斑白。他的老师倭仁此间也步步高升，成为朝廷倚重的大臣。两人有美好的交往史，又有着共同的锦绣前程，自然话也投机，直到次日三更，曾国藩才回寓所。

曾国藩还要为倭仁老师做说客。平生以“不干预公事”奉为为政三大法宝之一的曾国藩这次却是破了例。那是为倭仁兼管部务的事。清朝立国之初，诸王兼管六部事务，这也是皇族势力膨胀操持国家事务的非常时期。以后诸王势力衰落，部务由大学士兼管。但时此时彼，往往据人而定。同治时期，慈禧虽以皇帝母亲之尊，握有大权，但恭亲王奕讠斤稳操朝政，因此，一般人事任免奕讠斤有很大的发言权。曾国藩赴总督衙署的前一天，吃过中饭后即到恭亲王邸，拜见这位权倾朝野的亲王。曾国藩并没有开门见山，而是“泛论他事”，谈得倒也投机，“久谈约六刻许”，临至末了，才提及倭相国仍管部务的事。奕讠斤当然不能驳这个面子，不久倭仁即兼管部务了。

曾国藩在京城还专门拜访了多次提携他的大恩人——穆彰阿府邸。咸丰一朝，穆彰阿颇受非议，到同治时，穆彰阿属隔代重臣，人们倒有些淡忘了。但曾国藩并没有忘记。

他很注意当时人对穆彰阿的评价。还是在出门拜客之际，曾国藩在轿中仔细阅读《穆彰阿年谱》，对有疑问之处，还标上了许多记号。12月28日，曾国藩亲往穆宅，拜会了志向相同的七世兄萨善、九世兄萨廉。昔日的穆府显然已衰落了，虽有三二个下人进进出出，给客人上茶点蔬果，但从穆家的摆设及人们的眼神中，曾国藩作为见证人，分明感受到了今不如昔的无情。他带了一些礼物，留了一些银两，说上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看不出，这就是昔日那位能让自己一飞冲天的老相国的宅院，昔日那位权炙可热的皇帝宠臣，你在哪里？曾国藩又一次感受了盛衰的无情。当天夜里，他回到寓所，仍有“不胜盛衰今昔之感”。

曾国藩还没有忘记看望塔齐布的老母亲。塔齐布是曾国藩初练湘军时的主要帮手之一。勇猛善战，兼有智略，后执弟子礼师事曾国藩。咸丰四年（1854）战死疆场。星转斗移，塔齐布的母亲此时已年过八旬。当她得报曾国藩来访时，直接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塔母谈及弟也于今年八月病卒。塔齐布的母亲让两位失去丈夫的儿媳一同出来拜见曾国藩，多少有点“亲不拘礼”的意思。曾国藩得知，塔齐布三兄弟都没有留下子嗣，“亲房无可承继之人，实为可惜”。塔齐布的妹妹有儿女也随后拜见了曾国藩，并哭着向曾国藩请求“提拔其婿”的事，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一番安慰，也多了几分感叹。随即，曾国藩馈给塔齐布家里一笔丰厚的银两而别。

曾国藩在京城的活动很多，日程排得很满。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去拜望对他一生有过重要帮助的人，就此观之曾国藩不是个势利之辈，可说是个血性之人。

如何对待有德于你的人，不单是检验个人的品格如何，更是此人有没有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