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字是人生之大境界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在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其宗未改，而在为人做事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涵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从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汲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地，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先是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呢？有人认为罗汝怀之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在家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何者？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坚炮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1858年以后其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錱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说：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

一条路走到底，是不明智之举。获取成功性格者都有一个特长：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变化获取成功性格的招术，故终于获取成功性格。

做事关键要看时机

犹豫者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为抓不住机遇。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乏一些优柔寡断的人，他们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难以做出决定。究其原因，人们之所以优柔寡断，因为他们总希望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以为通过推迟选择便可以避免犯错误，从而避免忧虑。有一位患者去求助心理医生，当医生问他是否很难做出决定时。他回答道：“嗯……这很难说。”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和阻止优柔寡断的性格呢？

要消除优柔寡断，你不要将各种可能的结果都用对与错、好与坏，甚至最好与最坏来衡量。所有选择的结果只是他们各自不同而已。例如，你到商店购买了一件衣服，当你穿给父母、朋友或孩子们看之后，他们会表露出不同的观点，而你无法判断他们哪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关键一点，是你自己喜欢最为重要。

如果采用自我挫败性的是非标准，你就会认识到，每当你做出一项决定时，你只要权衡选择其中的一种结果。倘若事后你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并且认识到后悔是浪费时间，下一次你就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以达到你的期望。但是无论如何，你绝不会以“正确”或“错误”来做出决定。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却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处于两种文化的转型时期，曾国藩受到一系列事实的刺激，渐渐从内在融通两种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

曾国藩早先也一心埋头圣人之道，对于海外四方的情形一无所知。先有鸦片之战，举国震惊，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清廷，则有奕??、文祥等号称识时务的大员。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他们的这种作为，无疑是一种“适时则贵”之举。

曾国藩还认为，即使是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行为风格也是“适时则贵，失时则损”。比如他对于礼治和法治思想的运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知道曾国藩是申韩的门徒，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则力祛腐糜之风，对民众则以严刑惩治奸蠹，以纠正世风。当年，曾国藩在湖南时，对于乡里的恶霸奸滑之人，就不曾手软过，重则处于斩枭，轻则立毙杖下，其他的人命不该死，关押起来也少不得挨鞭子，很多人死在牢里。当时的湖南乡民就送给曾国藩一个“曾剃头”的诨号。但是这也只是看到了曾国藩法制思想的一端，其实他对思想教化的功用一向是放在法治之前来提出的，礼治在先，所以施用严法只是为了应付世风堕落积久之弊。只是到后来，由申韩而为老庄。在当时的曾国藩看来，针对腐朽没落的世风，主张严刑峻法就是一种“适时”。

因此，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大凡有头脑、智慧的人，根本方法是：看清眼前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在机遇上动脑筋。曾国藩的大脑之所以聪明过人，就是因为他能从别人手中抢时机，从别人手中丢掉的时机中找希望，故有获取成功性格之态势。

机会是成功的跳板。具有果敢性格的人不是让“好心人”送来机会，而是主动扑向机会，从机会中打捞自己想要的“黄金”。

一把抓住机会，做出个样子来

敢于大胆去做的人常说：“我总有机会！”失败者的借口是：“我没有机会！”失败者常常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机会，是因为没有成功者垂青，好位置就只好让别人捷足先登，等不到他去竞争。

可是有眼力的人决不会找这样的借口，他们不等待机会，也不向亲友们哀求，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机会。他们深知，唯有自己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

亚历山大在一次战斗胜利后，有人问他，是否等待机会来临，再去进攻另一个城市，亚历山大听了这话，竟大发雷霆，他说：“机会？机会是要靠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机会，便是亚历山大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因此，唯有去创造机会的人，才能建立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

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总要等待机会，那是极危险的。一切努力和热望，都可能因等待机会而付诸东流，而那机会最终也不可得。

有人认为，机会是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一旦有了机会，便能稳操胜券，走向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做什么事情，即便有了机会，也需要不懈的努力，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积累有素，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到来，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成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彩之论：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民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汉帝向陈平问钱谷的事，不知部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稿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地百姓高兴的地方，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实务，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煽，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希望大业之成，亦荒谬吗！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事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就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世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其实是瞽者，好比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人能办成大事的人有二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待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是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喜爱和重视。弟一定要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理细微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是否宜大，弟也是要讲求的。但讲究宏大的人是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了。就办事来说，办事计划最好是规模远大，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办事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就在这里。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既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务做起。

获取成功性格者可以制定不同阶段的目标，逐渐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到高。人生不经过这样的阶段，何谈获取成功性格？

从某种程度上讲，拖延与惰性是相一致的，是很多人的性格弱点。你也许经常说到类似这样的话：“我要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这种话表明，你已经陷入了一种生活的惰性。对于有些人来讲，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总是明日复明日，因而也就总是碌碌无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充满惰性者，他们甚至不分事情的轻重，一律拖延。

对于拖延性格，我们每个人还可以进一步自省，看看可以采用哪些方法消除这一误区。要消除这一误区，并不需要你在精神上做出很大的努力，因为这一误区与其他误区不同，这些问题完全是由你自己造成的，丝毫没有任何文化环境的影响。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不良的性格——拖延时间，这种现象我们几乎不时地遇见，以致于看见或者发生时都不以为然了。然而，拖延时间却是一种极其有害于人们日常生活与事业的恶习。那么你呢？是否经常拖延时间？如果你同大多数人一样，就会说：“是的。”不过，你也许已经讨厌自己的这种不良习惯，并希望在生活中消除因拖延而产生的各种忧虑。但是，你总是没有将自己的愿望付诸于切实的行动，其实，你所推迟的许多事情都是你曾经期望尽早完成的，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一拖再拖。有时你甚至每天都要对自己说：“我的确应该做这件事了，不过还是等一段时间再说吧。”

有一位新闻记者将拖延时间的行为生动地喻为“追赶昨天的艺术”，这里，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加半句——“逃避今天的法宝”，这就是拖延时间的作用。有些事情的确是你想做的，绝非别人要你做，然而，尽管你想做，却总是一拖再拖。你不去做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却下决心要在将来某个时候去做。这样，你便可以避免马上采取行动，同时安慰自己说，你并没有真正放弃决心要做的事情。这种巧妙的思维过程大致如下：“我知道自己必须做这件事，可我自己真的做不好、或者不愿做。所以准备以后再做，这样我也不必说今后不做此事，因而可以心安理得。”每当你必须完成一项艰苦工作时，你都可以求助于这种站不住脚、却看似实用的逻辑。

如果你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说你将做出改变，你的这种声明没有任何意义。你不过是个缺乏毅力的人，最后将一事无成，《明日歌》不就是你的写照吗？

假如你真想克服自己拖延的性格，那么，就从现在开始，不再拖延，赶紧列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吧。

不妨转换另一条路

人生之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同样，为求生存，也应该有多方面选择的可能，防止把自己引入偏端。当然，具体能否如此，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曾国藩带兵打仗，苦读古书，似乎不善求多变之路，实则不然，他还懂得经商对于强国的作用，并且脑子灵活，重用精通这方面的人才。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的关系。

对于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饭吃，二是有钱花，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就有保障，人民就愿意接受教育。所谓“富后而教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施行了，人们就会按合乎社会标准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社会也就会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无商不活”，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供经济来源，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其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杭州等地，并继续向东南一带进攻，在上海外围摆开战事。有传闻说，太平军正在筹款，准备向美国购买船炮，这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如若传闻成为事实，太平军大有从所占领的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态势。为此，向外国购买军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尚书赵光、御史魏睦庭都上书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购买外国轮船火器，以对付太平天国。这时，在朝廷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奕??也认为：“事机甚迫，呈借兵剿贼未可遽议，而购买船炮之议，尚属中外会同详核。”于是决定先行购买船炮。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呢？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奕??建议，将鸦片税留作购买船炮的费用。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革命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但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地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曾国藩能从大局看问题，灵活地对待眼前事，不是死板教条地固守一法，自然显得变化多端。作为一个驰骋疆场、又深习古籍的人，能有如此之头脑，实属不易。这也说明曾国藩性格中有善变的因素。

要低头，是为了抬头

一个人的性格存在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这种带有“问题的性格”，将会绊住你前行的双脚。因此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洞察阻碍自己性格的弱点，让自己的成功之路“通畅”起来。但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成功者的秘诀是随时检视自己的选择是否有偏差，合理地调整目标，放弃无谓的固执，轻松地走向成功。这就是说，不合理的“坚持”，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个人性格中的一大弱点，它很可能导致固执的性格。

一位性格学大师卡尔·杰弗斯在《性格两面性》一书中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屡屡试验是愚蠢的、毫无益处的。”有些事情，你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你迟早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地位，你所走的研究路线也许只是一条死胡同。这时候，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抽身退出，去寻找另外一条路。

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审慎地运用智慧，做最正确的判断，选择正确的方向，同时别忘了及时检视选择的角度，适时调整，放掉无谓的固执，冷静地用开放的性格做出正确的抉择。每次正确无误的抉择将指引你走在通往成功的坦途上。

有的人失败，不是没有本事，而是定错了目标，一味地坚持，乃至于达到了顽固的地步；而成功者则会避免这种不切实际的坚持，时刻检查自己追求目标的性格是否过于固执。

一个人要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首先要有目标，这是人生的起点。没有坚持，就没有进步，但这种坚持必须是合乎自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你再有本事，千百倍努力，也不会获得成功，看看自己是不是“南辕北辙”式的一类人物。这只能是为固执的性格所误。因此，我们说，坚持过度就等于固执，这是阻止你性格发展的弱点。

曾国藩本是一个性格固执的人，但在各种各样的大小矛盾中，他懂得了放弃固执性格的益处，做到不以眼前利益为重，而以长远目标为本，因此他逐渐地不再“过度坚持自己”，而是明白要低头，是为了抬头，要抬头，是为了出头。这就是曾国藩一生获取成功性格的三步曲。因此曾国藩精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的选择。

人的一生时常处于一种选择当中，而每种不同的选择往往对以后的人生轨迹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时甚至迈出一小步都关系着以后人生的大方向、大结局，更何况面临大抉择和大跨步的重要关口。因此，要想给人生导航，必须把握那些足以决定社会发展潮流和天下大势的事物的状态与动向，由此来正确地决断自己的进退隐显。

曾国藩在自己走每一步之前，都把他的这一行动和天下大势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而且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况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

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到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做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地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洞察局势，巧妙避让。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自己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和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犹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一个王朝的末期，最高统治者对军政大权的下放，往往需要先经历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但当他一旦迈出第一步，以后的行动便会变得惊人的勇敢。一方面是因为被时势逼得无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前一阶段的放权行动中尝到了甜头。其实这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反应。这种对于地方官员先是持权不予，继则又滥施滥予，是中央集权条件下君主专制统治的必然行为模式。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非正常现象，都意味着王朝的统治将进入坟墓，只是速度和方式不同而已。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暂时是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他们更主要的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因此，曾国藩及时改变以前的固有观念，明白了朝廷的意图——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重新选择和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的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准备。这些，都是曾国藩在把握了天下大势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和选择的结果，也是他成功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