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烂糟糟的东晋帝国

从317年司马睿（晋元帝）在琅琊王氏王敦、王导的拥护下建国直到公元383年苻坚南征，东晋帝国已走过六十六年。这六十六年中，北中国金戈铁马，打打杀杀，东晋帝国所掌控的南中国也没消停，一片烂糟糟。

作为流亡到南方江浙一带的政权，东晋帝国注定先天不良。江浙本是孙权东吴帝国的老巢，即使经过了东吴帝国多年开发，在北中国人眼中，仍是文化水准极低的蛮荒之地。晋帝国曾灭亡东吴帝国（280年），吴人对晋有亡国之恨，短短的三十余年，这种仇恨根本没有消融，当初的征服者如今却来此避难，吴人又喜又怒，再加上双方语言有异，沟通有极大的障碍，所以，逃亡来的北方人不可能和吴人相处融洽，大家各怀心思。

跟随东晋逃亡来的北方世家大族有一百余个，还有数不胜数的北方流民，东晋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难民的问题，在南方各地设置“流亡政府”来管理这些难民。难民没有生活来源，南人又不肯救济，为了生存下去，北方难民只能和南方人争夺吃食，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同时，流亡政府过多，且根本不听东晋中央政府的话，这就导致东晋中央政府无法做到集权，成了幌子帝国。

司马家族的运数被司马懿父子全部用光，早在西晋时期就已有白痴司马衷和八王之乱这种荒唐的表征。进入东晋帝国，司马家族运数更是惨不忍睹。东晋帝国共十一帝，寿命一百零三年。除开国皇帝司马睿还算正常外，其他皇帝要么短命，要么就是被司马衷附体的白痴。第二任皇帝司马绍（晋明帝）活了二十七年，第三任皇帝司马衍（晋成帝）和第四任皇帝司马岳（晋康帝）都活了二十余年，第五任皇帝司马聃（晋穆帝）活了十九年，第六任皇帝司马丕（晋哀帝）活了二十五年。这些皇帝寿命短，在位时间自然不会长，所以很难有大规划，即使有也难以实现。

好不容易有活得略长一些、在位时间久一点的皇帝，竟然又是白痴，比如第九任皇帝司马曜（晋孝武帝）是个酒徒，喝酒还能说人话，不喝酒就如行尸走肉般，他的儿子司马德宗（晋安帝）更离谱，能心外无物得不知冷暖，也不会说话。东晋帝国有这样一群皇帝而又身处南人的仇恨中却能不迅速灭亡，简直就是奇迹。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如果有，那一定是人创造的。东晋帝国没有迅速灭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北中国胡人政权的无能和互相残杀，所以北方政权不能南征，东晋帝国得以苟延残喘；二是世家大族对东晋的加持。

司马睿是被琅琊王氏家族的领导人王敦、王导牵头勾连北方几十个世家大族共同推上龙椅的，所以司马睿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傀儡开国皇帝，帝国大权都在王氏家族手中，于是当时就有东晋帝国是“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流言和事实。

王敦和王导虽出身富贵，却很有才能。他们拥护司马睿刚到南方时，南方的一批世家大族对他们恨入骨髓，但王敦和王导通过许诺其中最大的家族以超级特权，再干掉一大批小家族，从而稳定了南方上层社会。他们的思路自然是站在自己身份的基础上：代表贵族世家利益，共同对付下层百姓。

东晋的皇帝全是傀儡，一方面是因靠世家大族立国而没有拿到主动权，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魏晋时期，老庄思想复活，一批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宣扬“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更宣扬“虚君”，甚至是“无君”的政治信仰。竹林七贤的阮籍就是“虚君”和“无君”政治思想的鼓吹者，一大批知识分子认为，皇帝集权专制是所有帝国覆亡的祸根，若想中华天长地久，必须让皇帝无事可做（虚君），甚至可以没有皇帝（无君）。

在这种政治事实和思想事实面前，东晋帝国的皇帝成为傀儡是既成事实，无力改变。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它要比坚船利炮强悍一百倍，可以摧枯拉朽，开天辟地。中华世界的思想，从魏晋开始即由之前的儒家后退为道家，你以为它只是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在过嘴瘾，其实它能血淋淋地影响天下。

王导和王敦一文一武，一内一外，坚不可摧地控制着东晋帝国。对于开国皇帝司马睿而言，这根本无法忍受。司马睿一直没有品尝到独掌皇权的神奇滋味，但他了解历史上那些有独立意志的帝王乾纲独断时的巨浪般的快感，他也想品尝这种快感。

于是，东晋皇帝和权臣的斗争，在所难免。

司马睿窝囊透顶地做皇帝的第五年，他下诏给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州）、都督六州军事的王敦，责备他拥兵自重。王敦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傀儡敢和自己这样说话，于是起兵进攻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司马睿这才发现夺回皇权的念头是幻梦，慌忙让王导出面替他向王敦求和，而且还说出了悲惨的话：“如果王敦大将军认为司马家的人不配做皇帝，我可以让贤。”

这番话，连王导听了都要流泪，王敦攻入建康后，王导好言相劝，王敦才没有把屁股放到龙椅上，但他任命自己为丞相兼武昌大将军，不久他退还武昌，遥控中央政府，经此一事，司马睿忧惧而死，司马绍即位。

司马绍认为老爹的死全由王敦引起，所以一登基就准备复仇。王敦当然知道司马绍不是善茬，于是公元324年，他以带病之躯决定再攻建康，废掉司马绍。司马绍先发制人，命令效忠中央政府的兵团攻击王敦，王敦惊恐，一病而死。虽然王敦死掉，可司马绍仍不敢铲除根基牢固的王家，于是以王导为首领的王氏家族仍然掌控着东晋帝国。

掌控帝国不等于掌控人民，王导与被石勒杀掉的他的族兄王衍一样，是清谈派掌门人。他能快速地大致稳定东晋帝国在南方的地位，就是采用了“镇之以静”的政治策略，这种策略的精髓就是没有策略：什么都不管，或者说是，只把世家大族（南北方）稳定好，看上去歌舞升平，就是天下太平。

众所周知，他稳定的天下只局限在上层社会，如果他去底层，就会发现那是个地狱。从北中国逃亡来的小地主苏峻就在东晋帝国的底层发现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他把这些不革命就只能饿死的人团结起来，于公元327年，向东晋帝国开战。脆弱的东晋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苏峻很快就攻陷建康，焚烧皇宫，抢劫强奸，穷凶极恶。直到两年后的公元329年，随着苏峻于一年前战死和余众陆续被消灭，这场动乱才算结束。但帝国首都建康已残破不堪，如同当年西晋帝国被刘聪攻陷的首都洛阳一样。

从王敦、苏峻之乱到苻坚南征的公元383年的几十年间，东晋帝国内部如同被捅翻的马蜂窝，到处都是反叛，内战不断，帝国只能不停地对内用兵，才能保证它的存活，然而人人都看得出来，它就像得了肺痨，上气不接下气。

不过，它毕竟是被人驱赶到南中国的，丧失江山的耻辱感总能在一些人身上体现。东晋政府不是没有想过北伐中原，恢复晋王朝光辉。东晋的皇帝全是跑龙套的，当权者则是南逃的豪门世族。这些人初到建康时，常常对着北方抹眼泪，权臣王导每天都哭，哭得两眼红肿，最后哭成了蛤蟆眼。可他只是哭，也只是嘴上说说，没有任何行动，典型的知而不行。

真正知行合一的是那些英雄人物，比如闻鸡起舞的祖逖。他在公元317年发起复国行动，率百余人北渡长江，船到中流，他的战友刘琨看到政府只给了祖逖百余人，不禁悲伤地吟诗一句道：“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句诗后来被用来描述男女爱情中粗犷的爷们对待喜欢的女人时的行为，但在这里，它的意思是，祖逖北伐的意志是“百炼钢”，可惜东晋政府给的支援毫无诚意，钢铁般的北伐意志化为行动上受阻的“绕指柔”。

祖逖没有刘琨的伤感，他剑眉星目，高傲地立于船头，用船桨击打船体矢志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我要是不能恢复中原，就如此水，一去不回）”祖逖不幸言中，他后来在中原集结了两千余人，就用这两千余人把石勒打得痛不欲生。然而，东晋政府始终没给他支援，公元321年，祖逖在弹尽粮绝后返回南中国，最后郁郁而终。

祖逖这样的英雄人物在中华世界不胜枚举，如果一件事符合他们心中的正义，他们就坚定地去做。没有勇气去做，是懦弱，有勇气去做，却考虑成败祸福，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旦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所有的事，都会去计算成败祸福，不但对的事不会做，还有可能去做错的事。人类世界不缺少祖逖这样才能超绝的人，缺少的是祖逖那种不计身之祸福、见义当为的心。

祖逖北伐失败的十八年后（339年），掌控长江上游军政大权的庾亮决心北伐，但主力军未出，后赵帝国皇帝石虎就把他的先头部队击溃，庾亮忧愤而死。十年后的公元349年，扬州军政长官殷浩欲趁石虎去世、中原大乱时恢复故土，但殷浩志大才疏，屡战屡败，这次北伐遂不了了之。

东晋帝国最雄壮的三次北伐由那个和王猛谈话的权臣桓温领导。桓温也出身北方世族（谯国桓氏），和其他世族不同的是，桓温在东晋政府内战中锻炼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了英雄人物。他和祖逖相同的是，都想恢复中华，强烈渴望青史留名，他最被我们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大丈夫不能流芳千古，亦要遗臭万年。和祖逖最大的不同是，他有压倒性的兵权（都督四州军事）。

当然，人都有羞耻心，遗臭万年是最后选项，桓温的首选自然是流芳千古。于是，他在公元354年、公元356年、公元369年分别对前秦帝国、羌族首领姚襄、前燕帝国进行北伐。公元354年，他战败撤退；公元356年他占领洛阳，因得不到东晋中央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撤回；公元369年，他惨败于前燕帝国慕容垂。

三次北伐两次惨败，再加上祖逖、庾亮和殷浩的失败，足以说明东晋帝国根本没有北伐的力量。

首先，东晋帝国由南逃的世家大族维持，世家大族不希望再回到战乱时代，所以对北伐极不支持。桓温两次北伐失败，全因为没有后续支援，而后续支援全部掌控在世家大族手中。

其次，东晋帝国的意识形态是“无为”，所有人都认为不争斗是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自然瞧不起那些胡乱折腾的北伐，帝国由此形成舆论，北伐是罪恶。

再次，主张北伐的人全是锋芒毕露之徒，桓温说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殷浩则到处鼓吹“殷浩不出，奈天下苍生何”的口号，这在要求做人要低调、明哲保身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市场，没有市场自然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自然就没有支持。

最后，东晋帝国是一盘散沙，政府和民众不是鱼水关系，而是仇敌关系，所以永远不可能以举国之心力办成北伐这样的大事。军民鱼水情，这句话可真不是随便说说的，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和百姓融为一体，唯有一体，才能爆发令人惊悚的动员力量。

还有一点就是，北伐组织者的动机不纯。除祖逖北伐的动机和行动合一外，庾亮和殷浩只是想借北伐捞取政治资本，至于桓温，他固然有青史留名的渴望，但青史留名的资本不一定是北伐，也可能是取代东晋帝国。把北伐本身当成手段，注定没有结果。就比如把拖布当成清扫房间的工具，拖布就只是拖布，也只能是拖布。

桓温并没有把拖布使用明白，但他还是想占据房间。第三次北伐失败的两年后，桓温愤愤不平地带兵进入建康，废掉皇帝司马奕（晋废帝），立司马昱（晋简文帝）为帝，又是两年后，司马昱病逝，朝中两大家族王氏和谢氏都不敢擅自对下一任皇帝的人选做主，桓温再带兵入建康，这一回，他想亲自做皇帝，然而，天不遂他愿，公元373年，他一病而死，没有遗臭万年。

桓温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好，人们认为他有篡位企图，这是典型的刘秀思维（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能废掉皇帝，否则就是篡权，是乱臣贼子）。抛掉刘秀思维，对于脆弱不堪的东晋帝国来说，桓温自然是伟大的英雄。

然而英雄全部逝去，剩下的全是饭桶。公元383年，苻坚对东晋帝国发动全面进攻时，帝国就掌握在一群饭桶手中，大名鼎鼎的宰相谢安是他们的大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