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冬天：北京天寒地冻，一派肃杀的冬天；昆明和风习习，春天般的冬天；仰光骄阳如火，热气蒸腾，如盛夏般的冬天。

十二月一日，确实是缅甸的冬季，旅行的最好季节。

缅甸文化部副部长和国家出版事业董事长率领着作家协会主席、秘书长等一队人到机场迎接我们。这给了我对缅甸的第一个感觉——很重视文化。

气温高再加上主人的热情，我已大汗淋漓。因为我身上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外套厚质西装，一副在天津过冬的装束。突然，出现在仰光炽热的阳光下，臃肿笨重得如同一头北极熊。我暗自揣度，缅甸的首都为什么叫仰光呢？光者，阳光也。仰慕阳光，信仰阳光，真个好名字。冬天到缅甸来访问实在幸运。

在机场利用等行李的空当，缅甸国家出版事业董事长吴昂奈因先生邀请我们一行五人在十二月十四日，参加他的一年一度的国家文学奖颁奖大会。这是好事、喜事，没有理由拒绝，我很高兴地代表其他几位同行接受了邀请。

但心里也并未把这个太当做一回事。当今世界盛行奖励，到处都在颁奖，文学也不例外。我们订了十五日的回程机票，十六日上午就要参加《人民文学》的一个颁奖会，下个月还要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的图书颁奖大会。这期间还有一些颁奖会因来缅甸而逃避了，不想来到缅甸仍然碰到颁奖会。是我们有福气，还是文学有福气？难逃奖励终归是幸事、乐事！

我请教吴昂奈因先生，他的“出版事业”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

他讲既是政府，又是企业。按中国的习惯也可以叫做国家出版局，负责图书的管理。领导着几家国营出版社的印刷厂，编辑出版国家级的刊物。发行量最大的是一本儿童刊物，每期十五万册——这个数字令我震惊，发行量如此之大在中国都是了不起的。但我们有十二亿人，而缅甸不足四千万人。缅甸全国有六十多种刊物，每年出版三千多种图书。这些刊物和图书并不都由“出版事业”具体领导，缅甸绝大多数出版社是私人的——这一情况又出我意料。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印象，我原以为缅甸是跟我们差不多的社会主义体制。私人出版社如果出版了有伤风化、损害公德的书籍，则由“出版事业”负责审定和处罚。但众多的私人出版社没有一家是赔钱的，不存在赔钱问题。缅甸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似乎都在“出版事业”里供职，大都做编辑工作。“出版事业”里还有一个庞大的文化宫，有两万名会员，每个会员每年缴七十元的会费，可享受到高于这个数字十几倍的福利待遇，比如免费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每月可以得到一本新书等等。

我们将访问的也许是一个文化素质相当高的民族。

按原计划我们安顿下来以后，稍事休息便去见中国驻缅甸大使梁枫，向他报到。但吴昂奈因告诉我，他们的宣传部长、国民大会副主席缪丹准将，想尽快地见到我们。

车队离开了机场，向仰光市内进发，前面有一警察骑着带警灯的摩托车开道。但他不亮警灯，也不响警笛，嘴里含着个哨子，到车辆和行人较为拥挤的地方才吹一两声；哨音柔和，好像不是为我们开道，而是提醒行人注意安全。更多的时候是用手势，或摆动左臂，或柔推右掌，示意其他车辆靠边或暂停。他的动作非常温和、优美，让我想起了刀美兰、杨丽萍在做大雁展翅或孔雀开屏时的手臂的动作，让我生出许多好感和温馨。这是个文化警察，表现出很高的文化修养，彬彬有礼，让人看着亲切、舒服。我只顾看他，甚至忘了欣赏仰光那惊人的秀丽。但已打听出“仰光”这两个字的含义，在缅语里是“战乱已平息”，古称“普迦罗婆胝”——意为“荷花城”，古代这里是一个莽草丛生的渔村。

我猜的也不算太离题，仰光是个阳光灿烂的和平城市。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时间仔细地欣赏仰光，赶到宾馆，用一刻钟的时间脱掉冬装，擦净身上的汗水，换上干净衣服，匆匆去见缪丹。

缪丹办公的地方像我们的中央机关一样，警卫森严，已有人在门口迎候。这是一幢别致的三层小楼，楼内文化气息很浓，安静、典雅，恰到好处地悬挂和摆放着一些油画和工艺品。缪丹和他的部下在会客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一见我进去他站起来，迎上两步。他身着军装，非常合体，腰身挺直，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但不是威武，而是精干、挺秀，英气由内而生，一派儒将风采。

他请我坐在右边的椅子上，我们俩人的椅子在最前面，是横放的。其余的椅子分成两排都是竖放，缪丹的部下在他面前笔直地坐了一长溜，一律缅式礼服，稳重、整洁。我这边却只有四个同行者再加上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坐了短短一小排——会客室的图形让我想到古代一个伸腿而坐的国王，只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缪丹准将的宣传部下面有五大部门：出版事业、新闻事业、电视广播局、电影局、联系群众宣传局，还有一些直属单位。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司令部，难怪是宣传部长兼任国民大会副主席，而不是国民大会副主席兼任宣传部长。可见宣传部长这个职位是多么重要！

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座，但不插言，毕恭毕敬地听着、看着。缪丹风度俊雅，态度坦诚且十分友好，在交谈中他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却让我惊讶：缅甸是个没有文盲的国家，去年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来考核审定，发给了他无文盲国的证书和金牌。

我孤陋寡闻，记不得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敢说是没有文盲的。连美国这个据称是世界头号发达国家里还有许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在以后的采访中我格外留意这个问题。在蒲甘的农村，在曼德勒的山区，我询问了一些看上去比较贫穷的劳动者，他们却都上过学。一路陪同我们的吴拉阿通，只是个普通编辑，却获得过文学和商学两个学位，曾留学荷兰，通晓英语。我接触到的一般机关工作人员或商店、旅店的服务员，似乎都懂一门外语。在一些看似很偏僻又不很大的单位，却很容易碰到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人。

仰光有一家英文报纸《缅甸之光》，每天发行两万份。缅文版的《缅甸之光》和《镜报》每天各发行二十万份。我们的活动经常受到各家报社记者的关注，然而我们要想买报纸，必须在早晨一起床就动手，到九点钟以后再想买当天的日报就没有了。国家宣传部副部长吴登盛告诉我，由于纸张缺乏，报纸必须限量发行，他经常接到基层一些部门领导人的电话或信，想走他的后门多买几十份报纸。

走后门买报纸——这是个喜欢读书看报的民族。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租书店，仅仰光就有一万家租书店，租一本书看一天只要一两元。《缅英词典》第一版印两万册，第一天售书出动警察维持秩序。

按理说，每天印行二十万份，对于一个四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不算少了。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走了许多地方，没见过有人用报纸、杂志擦东西、包东西或垫屁股……

缅甸人尊重文化。作家沾文化的光，也格外受到社会的敬重。一个作家可以到电影院去讲演，听众挤满了电影院，比放一般的电影还叫座。

国家的文学奖颁奖大会之所以定在十二月十四日，因为这一天是缅甸的作家节。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设立了作家节？反正中国时下是世界上节日最多的国家，已创造出三百八十七个节日，一天一个还过不完，大有把白菜、萝卜、高粱、玉米都弄成节日的趋势，却唯独没有文学的位置。缅甸的节日并不多，比中国少几十倍，却专门给作家设立一个节日，怎不令其他国家的同行羡慕。

我们有幸赶上了，是沾了缅甸同行的光。十四日早晨八点钟，我们来到仰光的国家剧院，有一千五百个座位的剧院已经坐满了人，都是作家、文化宫的会员，或许还有文学爱好者。时间这么早，人来得这么整齐，大家情绪这么热烈，真是一派节日气氛。在缅甸，文学竟然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号召力，令人感动。

我们刚坐好，剧场的侧门打开，一队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就座，而且是一队将军们。他们是缅甸的国家领导人，要和作家们一块儿过节。走在前面的是缅甸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的秘书长钦纽中将，用我们熟悉的说法是国家领导班子中的二把手。看上去五十岁出头，沉稳、睿智。

大会由作家协会主席吴妙丹和诗人吴文佩共同主持，宣传部长缪丹准将讲话并给八名国家文学大奖的获得者颁奖。

颁奖是大会的**，却并不一窝蜂地拥上台，领奖的一大群，颁奖的一大群，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大会的组织者到了**，便要精雕细刻，采用电影里的慢镜头手法，喊到一个获奖者的名字，获奖者从台下走到台口，稳重地登上舞台左侧的梯子，穿过摆满鲜花的大舞台，从宣传部长手里接过奖品，握手，鞠躬；然后从右侧的梯子下台，再回到座位上。整个过程自然，缓慢，需要两三分钟，只突出一个获奖者。全场的目光、灯光、照相机镜头、摄像机镜头都对准获奖者，让他（或她）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获奖的男作家一律着缅式礼服，里面是雪白的带疙瘩襻的小褂，疙瘩襻是系上的。外面套一件颜色稍微深些、式样相同的外衣，疙瘩襻不系，敞着怀。下身是筒裙，称为“笼基”，脚上是拖鞋。步履飘逸，从容自若，一派绅士风度。

女作家的衣着鲜丽，一个个都打扮得非常漂亮，尤其是头发，乌黑发亮，挽成各式各样的发髻，插着带香味的鲜花。据说缅甸妇女格外重视头发，大都留长发，倘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宁愿割鼻子，也不剪头发。认为“大丈夫的威严是手臂，女人的尊严是发髻”。

蒲丹一位老作家去世了，由他儿子上台代父领奖。一位叫貌漂彬的儿童作家去世，由他的夫人上台领奖。当宣传部长把奖品送到她手里时，并说：“我怀念你的丈夫。”她站在台上哭，全场的人无不动容！

国家文学大奖的奖金是五万元，按官方汇率合八千美元。

继缪丹准将之后，宣传部副部长吴登盛又上台为二十一名作家颁发了二等奖。二等奖奖金为二万五千元。

缅甸文学奖共分五项十四奖。这五项是：一、国家文学大奖；二、吴恩佩文学奖（吴恩佩是个诗人，死时捐出八百八十万元设立此奖）；三、手稿奖（不论是作家还是未成名的文学青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自己的作品不能出版，便可把手稿送到评委会，倘得了手稿奖，出版就不成问题了。我见今年获此奖的多为青年人，中国管他们叫“业余作者”。此奖实在功德无量，鼓励创作，发现人才）；四、爱国主义题材奖；五、建军节文学奖。

发奖仪式结束后，吴妙丹宣布休息三十分钟。在剧场前面的大厅和两侧的休息厅里，摆了许多长条桌和长条凳，桌上摆满小菜、点心，每人还有一碗凉拌面条，香、酸、咸、甜、辣都有一点，味道奇佳。国家领导人也和到会者坐一样的凳子，在同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厅里吃同样的面条儿，边吃边和作家们聊天。

缪丹请我坐到钦纽的旁边，中将向我问好，询问我来缅甸半个月的感受。

我坦率而简略地介绍了在缅甸的主要见闻和对这个颁奖大会的印象：“当作家几十年，能在缅甸过上一个作家节，很高兴也很荣幸……”

钦纽中将反应机敏，说话很干脆：“我们执政五年来关心文化事业，扶持文学创作，可以说文学艺术已进入繁荣时代，也可以叫获奖的时代，发奖多，资助出版多……”

他讲了一个故事，东枝省一个年轻的作家叫勃欧，前年来参加颁奖会，利用休息时间向钦纽反映他写了一部小说，出版商怕赔钱不肯出版。钦纽当场责成宣传部请专家鉴定勃欧的手稿，如确有价值就由宣传部资助出版。宣传部每年有经费三亿元，可资助出版二十多种图书，近三万册。勃欧的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学界的好评，今年获得了国家文学奖——我在东枝曾采访过这个作家，这部书使他一举成名，总共可给他带来十几万元的收入。

钦纽中将高屋建瓴地从文学艺术又谈到经济形势、社会现状，对许多我所关心的问题作了解释。这是我在缅甸的采访中极重要的一次谈话，是我在缅甸的采访中最重要的一次采访，对我了解缅甸，将来描写缅甸有很大的帮助。

可惜，当我们谈得兴趣正浓的时候，铃声响了，我们只得握手作别，希望后会有期。

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