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陕北风行“信天游”一样，黄土高原也赋予了一种特有的高拔、悠长，极具穿透力。珠江三角洲则流行“咸水歌”，即大海一涨潮，咸水倒灌，河汊水网中经常处于咸淡水交汇的状态。“咸水歌”自然就带着这种特殊“咸”味，兜兜转转，婉巧尖细，可哼唱，可高腔，有柔媚，有苍郁。

如“江行水宿过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滘”；“精伶人仔去趁筲箕湾，众人艇仔哪去把歌叹……”冼星海祖籍番禺，处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他自小是听着“咸水歌”长大的，后来却创作出了音乐经典《黄河大合唱》。

——这样的跨越既令人惊奇，又意蕴深长。

番禺，虽因番山、禺山而得名，却是个地道的水乡。珠江的二十一条干流和支流，将其南部切割成一百多个岛屿。这也是番禺作为“珠江的明珠”，却能够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深藏不露的原因。番禺能够立郡，也得益于水。

《水经注》记载，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占据长江中下游，欲继续南扩，遂命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番禺，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渺，观原薮之殷阜，乃呼：“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

圣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的特质是灵动，流水不腐。这就赋予番禺文化另一种态势：出去和进来，流动和汇聚。

番禺人杨孚，如果不出去就不会写出《异物志》，从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者。那个年代在内地人的眼里，岭南是一块神秘的蛮荒之地，凡回京述职的官员，大量搜罗岭南的珍奇之物，带回去用以进身取宠。久而久之竟蔚成风气，流弊甚广。杨孚愤而撰写《异物志》，逐一列举岭南的风俗物产，并详加注释，使内地人对岭南的出产风物有所认识，以免有人借猎奇心理钻营舞弊。

如果不出去，自小听着“咸水歌”长大的冼星海，就不会写出《黄河大合唱》。如果没有《黄河大合唱》，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中国音乐、中国抗战，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都将留下怎样巨大的缺憾？

番禺也欢迎进来。甚至为了纪念第一个冒险来到番禺、化干戈为玉帛的陆贾，将自己的大乌岗更名为“大夫山”。西汉初年，大局未稳，百越人赵佗在番禺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刘邦刚得天下，不想再用兵征伐赵佗，便派谋士陆贾南下番禺，说服赵佗归顺。

陆贾智慧过人，深陈大义，果真收服了赵佗，并代表汉朝廷授印封赵佗为“南越王”——只是在他自己任命的头衔中去掉了中间一个“武”字。

以此功，陆贾回朝后也被封为“上大夫”。刘邦死后，太后专权，开始歧视岭南，赵佗不满，再次自立，并升格为“南越武帝”。后来汉孝文帝当朝，又派陆贾再进番禺，最终又一次说服赵佗，维护了国家统一，且避免了刀兵相见，祸殃边民。

番禺人到现今还在感念陆贾大夫的功绩，将以他的头衔命名的“大夫山”，开辟成一座占地五百八十公顷的森林公园，成为番禺的“大氧库”、广州的“绿色之肺”。

番禺有这么多名人“来来去去”，遂留下了这两条标准，用来衡量后世官员的“政绩”。一条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就要像陆贾那样，留下让后人传诵的佳话，这才称得上是政绩。第二条，要想靠盖房子出“政绩”，就要像邬彬那样留下能凝固历史和文化的建筑，而不是一味地奢华。如今，来来往往汇聚到番禺的人，无以计数。仅仅一个南村镇，原住民只有五万，而外来人口却有十万之多。其中就有当世最神秘的收藏家赵泰来，将他从姨母手中继承的诸多无价之宝，捐赠给番禺南粤苑，建立了一座珍宝馆。

水利万物，水就是财。番禺有两个别名，一是“大镬底”；一是“聚宝盆”。聚宝先得聚人，聚拢人气，方能汇聚财气。能聚人聚宝的定是活水。只有通畅，才能汇聚。番禺是水乡，又是“桥乡”，在一千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架起了大大小小二百四十八座各式各样的桥梁。水涌相通，水路相连，河与河通，路与路连……

但，真正让番禺雄阔放达起来的，是无形之桥。在世界全球化、社会物质化的今天，真正让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是在你面前有好几条路，你却不知该如何选择！不知道哪条路前面有陷阱，哪条是死路？只有精神通达，脚下才能四通八达。意识是桥，思想是桥，文化是桥。

人们喜欢称番禺是“中国桥乡”，并不全是因为她修建了太多的铁桥、石桥，更重要的是她处于珠江三角洲的核心位置，在精神上有了一座自信、能够吸纳八方、吞吐大荒的文化大桥，向四周放射，通向四面八方。

——这就是水的意识、水的优势。

201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