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爸爸此生，读的书没我多，走的路没我远，对中外文明的思考没我深。我原先以为，像我这样独行特立的人，对父母的实际依赖不大，因此家庭对我而言，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审美价值和精神归憩意义。

爸爸去世才两天，我的这个想法变了，发现一切并不是那样超逸。

回想他的全部经历，从他回乡结婚、移家上海到写下那些借条，我看清了，他一直在向大地、向上天索借着全家——特别是儿子们，更特别是我的生命支点。

他的心愿很大，行为却很具体。他不善言词，不会表达，因此连他的行为也被大家漠视了，包括被我们这些儿子漠视。

这是万千家庭中都会发生的代沟委屈。也许代沟的两边互有委屈，但委屈最重的一方，总是父辈。

直到爸爸去世才知道，天下儿女真正理解父辈委屈的深度，总是在父辈离开之后。

因此，这也总是儿女们追悔莫及的痛点。

我的痛点是，少了一次与爸爸的长谈。

长谈的内容，是关于爸爸一九五七年把全家搬到上海来借住的举动，究竟有多大意义。

这是他平生最大的举动，他希望获得合理的评价。

在灾难的岁月中，他曾对自己的这个举动产生过几次怀疑。开始是当他被关押后全家立即饥寒交迫的事实，使他想到如果仅他一人在上海，就不会这样。后来发现所有的子女都要到陌生的地方上山下乡，使他更加后悔当初把全家搬来的计划。祖母高龄返乡以求重新召唤子孙回家的悲怆壮举，更使他抱愧自责。

但是，自从灾难过去，他的自信已稍稍回来。

他大体知道我在上海的磨难，却也看到我在上海的成长。他一直想问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当初上海来对了吗？

他又觉得这个问题过于着眼过去，过于着眼功过，可能不合时宜。

然而他一直在暗暗等待着，等待着一次长谈。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略感踏实。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书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雅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有没有？”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余秋雨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书名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地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记错了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意地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比较好玩。”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记，例如，把我的名字嵌入校名。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没有要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沉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但后来几经折腾我已明白，在文化人格上自己与这座城市有很大隔阂。我怎么也成不了那种假兮兮、湿腻腻的所谓“海派文人”。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没有与他进行这次长谈，没有讨论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

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有所领悟，最新的证据我们已经看到，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的街道、里弄相关的通讯录。

二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叠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妻子马兰。她是大儿媳妇，却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基本陌生。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痛。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关于该不该来上海的问题太艰深，没有必要在父子间讨论。父子间需要的是另一些谈话，例如，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有关当年隔离室里的事情，这可能会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借条。可惜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对老人。

老人的价值在此刻突然显得万分重要，因为他们直接关系着后代生命的一个个支点。

不知道这些支点也能活着，但知道了这些支点却能自觉地活着，感恩地活着，恭敬地活着。

应该明白，老人有很多话要讲，只是我们常常没有让他们讲。

可能，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损失之一。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很有意义。”

妻子点头。她经历了我爸爸的事，对此深有理解。

我们没动员多久，岳父就同意了。不仅同意，居然当天便动笔。

可见，子女们都想到得太迟了。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饭，岳父坐在餐桌边还泪流不止。岳母一怔，随即问：“写到哪儿啦？”岳父没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说：“老伴，你真不容易！”

这顿饭，两位老人红着眼睛说几句，吃几口；吃几口，说几句。我们的侄女马格丽听起来十分艰难，却也觉得自己应该知道，当即要求，把爷爷写下来的文稿输入电脑。

以后几天，轮到马格丽红着眼睛上餐桌了。

三

有一天吃完饭，我和妻子与两位老人闲聊。我把气氛调理得很轻松，然后请岳父谈谈回忆录的写作，尤其想听听与妻子有关的内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们在县城挨批斗时把五岁的马兰和两个哥哥送到举目无亲的叶家湾躲藏的事。

岳父说：“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来还非常感动。”

马兰出生前，两个哥哥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特别是小哥哥，几乎快不行了。做父亲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库工地上服苦役，毫无办法。一个干部走过来，要岳父把这个孩子送给他。岳父摇头，干部说：“你这么个右派分子，怎么养得活两个孩子呢？”

这话刺激了周围的右派分子，等干部走后，一人凑一斤粮票，这在当时等于是割肤捐血。岳父接着再凑钱去买粗粮，全家活下来了，这才有后来的马兰。

说到马兰，岳父高兴了。他说：“受罪的人也会有很好的后代。老伴怀马兰时，我就天天到河里摸鱼，保证营养。所以我在回忆录里向天下夫妻传授经验：要生一个漂亮一点、聪明一点的孩子吗？妻子要多吃鱼，而且要丈夫下水亲自摸！”

我们一听都笑了。岳父还在说：“但是要培养成为人才，还有很多门槛。有一条最关键的门槛，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接着回忆下去。

说的是，马兰十二岁时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条门槛跨不过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因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还是连夜写了一封封的申诉信。学校从录取到报到的时间很短，这些申诉信往哪儿寄，寄了有没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个演员，平日不会对任何人说半句重话，这天她跟着剧团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决定破罐子破摔，不干了。剧团领导劝不住她，只好请来在当地下放蹲点的一个革委会秘书。

革委会秘书指了指山坡上连绵的火把，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革委会秘书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一股火把燃出的松香味。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革委会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一个秘书就这么作了决定。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革委会主任，你上台！”秘书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秘书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妆。

几天后，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都分别向自己所在单位请假，说女儿实在太小，省城实在太远，希望能送一送。两个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四

听两位老人说完，我对那曾经延绵过火把长龙的青山，产生了渴念。

青山下，还会有凑粮票的右派分子们挖的水库，还有庇护过五岁马兰的叶家湾……

妻子对我的这种渴念很感动，说：“那就去一次吧，顺便扫一扫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墓，好在都不在省城。”

于是，我们一头扑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间，扑回到了妻子十二岁之前留下过脚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叶家湾时脚步非常小心。这是她五岁离开之后第一次回来，当年接收她的叶小文大爷还身体健朗。她还能记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池塘、土坡和泥墙。见到围过来的乡亲她不断致谢，感谢这个小村庄让她在大难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难忘的时光。

和我一样，她后来以最长的时间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对得起那座城市，但那座城市在情义上，远不及这个小村庄。

“大爷，这么远的路，当年你是怎么把我驮过来的？骑在你肩上吗？”妻子问叶大爷。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车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爷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满路都是野花。”妻子说。

过了一会儿，妻子终于问了一个搁了多年的问题：“大爷，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时，知道我爸爸、妈妈很快就要在县城大街上批斗吗？”

“知道。”叶大爷说，“要不干嘛带你们来？”

县城叫太湖，我们仔仔细细地看了那些街道。陈年石板已磨得发亮，对街的房屋贴得很紧，狭窄的街道边有烘摊烧饼的芝麻香味。行人脚边，晾晒着一排排暗银色的鱼干。今天，这些街道以巨大的热忱欢迎我妻子的回来，路角门边全是笑脸，树下窗口都在呼喊着她的名字，欢迎这个十二岁时拖着一个大木箱离开的小女孩。

妻子说：“其实爸爸、妈妈到这里，也是借住。太湖已经靠近湖北，对省城来说又远又穷，爸爸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被一个有背景的人‘调包’，糊里糊涂到了这里，以前连这个地名也没有听说过。妈妈更有趣，在安庆的一所女子中学毕业时听说太湖招募演员，以为是江苏的名胜太湖，兴高采烈地来了，那天在这个小县城住下后还问，明天到太湖还要赶多少路？”

“于是，小县城里文化最高的小伙子，遇到了小县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开起了玩笑。但这两个“最”，倒是来到这里后一再听当地老人们说的，不是我的夸张。

“问题就出在这里。”妻子说：“我后来一直听很多大叔、大妈感叹，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难半辈子，什么罪名也没有，其实只因为他文化太高，而妈妈又太漂亮了一点。人们见不得美好，更加见不得两种美好的结合，觉得太刺眼了，就要想着法子来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读艺术学校，头上一直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问。

“处处矮人一截，只能低头用功。”她说，“在集体宿舍，一位女同学说，她的床飘得到雨，要与我换，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立即换。”

这时我们已站在县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说：“那夜大青山上乡亲们的火把长龙救了我，让我走通了这条路。现在才知道，并没有走通。”

她指的是，前些年，正当她的演剧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因“不听使唤”而遭到有关领导部门的排拒，她又不得不离开省城了。

“我也没有走通。”我说。

天已薄暮，人迹在炊烟间渐渐模糊。我们抬头，青山依旧，却不知今夜，还有没有一、二个火把闪烁？

五

冬至到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乡打点。第二天早上，几个家人租了一辆旅行车，陪着妈妈，捧着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子和一大批亲眷、族人已在那里等候。

等车一到，先把妈妈扶到她的表弟长标舅舅家休息，因为乡俗不主张她出现在爸爸的下葬现场。

我从大弟弟手中接过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准备好一把大伞罩在我头上。长标舅舅提醒我，要边走边喊。

我问他喊什么，他说，就喊“爸爸，回家了！”

于是我喊：“爸爸，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我童年时非常熟悉的山草气息扑面而来。溪流上铺着石板，牛粪上落满松果。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坛，百家的祠堂，永远的吴石岭。

上山坡了。山坡边上已排着亲眷、邻里送的一个个花圈。脚下是山石和泥沙，还有大量落叶和松针。我又喊：“爸爸您看，那么多人陪着您，琴花阿姨给您打着伞，我们一起回家了！”

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杨梅树，我在《牌坊》中写过，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脚下，家里都有杨梅树，杨梅季节邀请老师进山吃杨梅，老师进山后只听到四周亲热的呼叫声却不见人影，呼叫声来自于绿云般的树丛。这些描述，爸爸都读过，他现在就要到绿云深处长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遥，就是上林湖了，至今弯腰还能在浅滩中捡到当年越窑的碎片。从东汉到南宋，这里细洁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纯净的碳火，烧制过曹操、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我在《乡关何处》里写到过这一切，这篇文章爸爸也读过，从今天开始，他要夜夜倾听那遥远的宴飨。

宴飨结束之时，爸爸也许能见到那位尚未确证的祖先余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儿子和朱夫人，最后一对窑主夫妇。千年窑火与南宋一起熄灭，与岳飞、文天祥、辛弃疾一起熄灭，为的是留取半山的干爽，来侍奉那一批古书，文化的遗脉。但遗脉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今天。这里边埋藏着太多的未知，爸爸细致，会有耐心去一一探询。

无论如何，那个初春的夜晚，上林湖边的窑火随着一对年轻夫妇的喊声，一一熄灭时的景象非常壮观。我想，从今以后，爸爸只要看到夕阳沉入上林湖时的凄美图景，都会产生联想。

隔着一条山路，对面的山坡上有一长溜平展的墓台，那里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历史。四年前我与妻子来拜扫时长草没身、路径难寻，便修筑了这个墓台，以及通向墓台的一条水泥小路。

东首第一个，便是叔叔余志士先生的墓。我说过，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欢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欢安徽，独身一人，用最彻底的手段寻找洁净处所。这儿，就是这个美男子的人生终点；

第二个，是伯伯余志云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没有见过，但他留下的《石头记》、《史记菁华录》、《芥子园画谱》、《世界名作选》，为我的草昧童年打开了一个大门；

第三个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担又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但让我们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没有这位伟大女性的痕迹，只有在旁侧石刻碑记上提及“毛氏”二字。这是此间祖辈的风尚，到了父辈，墓碑上就会并列夫妻的姓名了。我想过很多补救办法，都不行，何况我们确实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

第四个墓是外公的。外公落魄一生又诗酒一生，与我们这些晚辈都嘻嘻哈哈，因此我们从东到西一个个拜扫过来，到他这里就悲氛大减，都微笑着给他老人家上香。他经历了很多坎坷，却缺少感受能力，因此他在这山间如能听到两家亲属讲述在世时的往事，多半会很惊讶：“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墓台就这么长，两端都很难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对山。当然也有另一个理由，对山上面还有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祖叔父余鹤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嘱咐爸爸要年年祭扫，又特别关照，曾祖叔父终身未娶，祭扫时不可怠慢。爸爸听话，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辈脚下。

听长标舅舅说，我的表哥王益胜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个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已经劳累不堪，也就不去寻找那个太悲惨的恋情故事了。

当年，当我们还都是小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带着益胜哥进山的，把他吓得不轻，慌张逃出。现在，他早已成为这座山的一部分。

还记得当时我对他说的话：“益胜哥，山，不该怕。”

现在我听到了他的回答：“是的，山，不该怕。”

造成这个悲惨故事的另一个主角，表哥的母亲，我的姨妈，其实更加悲惨。她也安葬在此山，却没有葬在她儿子的边上，这曾经使我很难理解。

现在我理解了，她晚年一次次在这里饮泣，似乎觉得儿子不会原谅她。但她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山坡，最后把无穷无尽的后悔，埋藏在别人很难寻找的荒草间。

长标舅舅说：“她自己选定的墓地，柴草都高过了头顶，脚下虫禽太多，谁也进不去。”

“什么？谁也进不去？”我十分吃惊。

“是的，那里没法下脚。”长标舅舅说。

那就是说，姨妈就这么永久地独自囚禁了。

囚禁了，还要听听从儿子坟头吹来的山风。

姨妈说过，益胜哥走在南京路上，风头最健，一路女子都在悄悄看他，而姨妈却跟在后面，隔开一段看着他的背影。

现在，她仍然隔开一段看着他的背影。

我的姨妈！——见过她的人都很难忘记她，顺着我们孩子的称呼笑叹一声：“好一个漂亮的姨妈！”

姨妈的自我惩罚，非常残酷。

——我站在山口，看着、想着这一宗宗坟墓，不想流泪却一次次擦泪。突然如获神谕，你看山道两边，是两页斜斜的山坡，这便是一本硕大无比的古书，每个坟墓都是一段秘语，写在草树茂密的书页上。这本书有旧章又有新篇，但整个说来，仍是一本艰深的古书。

借用那个传说，这也可说是“半山古书”吧？

六

办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们扶着妈妈，很快找到了那个直到今天看来还有点气派的宅第。高墙霉苔乌青，宅第早已换了主人，门窗都关着，敲门无人。但四周的邻居听说我妈妈回来了，全都赶了过来，大声叫着，笑着，拍打着肩背。

记得小时候每次跟着妈妈来外婆家，总让瘦小的外婆忙坏了，不知找什么招待我们。当时这一带有一个糖挑子，卖一种盘在木板上，洒着白粉的麦芽糖。卖糖人一路敲着铁凿子，听起来非常清脆。那时乡间很少有货币，只用家里的旧衣、旧布换糖。外婆家毕竟是从上海来的破落财主，旧东西多，一旦来客，糖挑子也就跟着过来了。外婆一听到铁凿子的声音，便翻箱倒柜地找，然后乐呵呵地拐着小脚向糖挑子走去。

卖糖人从外婆手里接过质料考究的旧衣、旧布，抖开来，在阳光下细细看一遍，赞叹一句，便慌忙塞进挑子下边的竹篓里。然后，揭开遮在竹篓顶面上的一块灰布，露出一大盘麦芽糖，把刚才敲打的铁凿子按下去，用小榔头一敲。叮、叮几声，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给我和大弟。

我后来一直觉得，夺走这个宅第最后一些豪华遗迹的，就是那个糖挑子。正是在这里，两个年幼的外甥把大墙内仅留的一点往日骄傲，含在嘴里吃掉了。

脑海里正回响着叮、叮的铁凿声，却听到我妻子和两位弟媳在边上议论：“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顺着她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与妈妈搂到了一起。这位老太太与妈妈年龄相仿，也该八十岁了吧，但脸面清秀而干净，笑容激动而不失典雅，这是乡间老太太中很少见的。

我走了过去，问：“妈，这位是谁啊？”

妈妈连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说：“逸琴，这就是我的大儿子秋雨。”然后转头对我说：“王逸琴，你记得吗，和我一起去教书的王逸琴！”

啊，原来是她。

妈妈当年抱着我敲开她的家门，说自己嫁过去的余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义务办班教书。她答应了，只担心一个地主的女儿和一个地主的妻子合作做事被人起疑……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两个夹着书本、穿着旗袍的美丽身影。然后，她遇到了家庭悲剧，不得不离去。

这样美丽的身影恰如彗星，很多年才出现一次，以一个闪亮的瞬间，让黑暗中的人们彼此相认。但那一下闪亮实在太微弱了，转眼又是无底的长夜。

她们当时那么年轻，却试图让王阳明、黄宗羲留下过脚印的原野上，重新响起书声。她们成功了吗？好像没有，又好像有。

这是土地的童话。今天，童话的两个主角重逢，却都已八十高龄。

我，就从这个童话中走出。

七

从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华里。

桥头镇的乡亲们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学的老同学杨新芳先生见到我家迁居上海后散落在邻居间的家具，还一件件收集，又有本家余建立留心照管，结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当年妈妈和我夜夜为乡亲们写信、记账的门户，留住了村庄里唯一亮灯的所在。

又见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轻轻地摸着床楣，说：“真是精致，像新的一样。”我说：“那兰花布帐也没有换过，我第一回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觉一种懒洋洋的困乏。我从这儿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么多地方，到今天才回来。

一个年轻的族亲在一边说：“可惜，你《老屋窗口》里写到的风景，全被那么多新建筑挡住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屋后就是繁忙的公路，车辆拥挤，当年小河里夜航船的梆子声，也不会再有。祖母听到梆子声就起床了，点亮一盏小小的油灯，右手擎着，左手摸着楼梯护板一步步下楼，不久，灶间的烟囱里就飘出了几缕白雾。

楼梯边，就是我的小书房。我踮脚进去，支起帐子读完了《水浒传》，借着梁山好汉的勇气把黄鼠狼镇住了。

前几个月，乡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经托他们把几个书箱带回，放到这个屋子里。书箱里装有一些旧书，却还故意留出了一些空当，我早就想好了，还有一些东西要郑重地存放到这儿。

我说过，这个小书房本叫“堂楼顶”，楼板下正是余家安置祖宗牌位和举行祭祀的“堂前”。我要把爸爸临终留下的那一大叠纸页，包括大批判简报、申诉材料和他写的一张张借条，存放在这里，给祖宗一个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会赞成我的这个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时当场焚毁这些伤心纸页的，但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说：“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东西在楼板上，那就是我实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纪录，以及近十余年来中国文化传媒界对我的大规模诽谤文字。虽然还远没有收齐，但现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极为惊人，在中国创造了好几项纪录，我想余家的祖宗也许会因此而自豪。

我还会把十余年来我的著作的盗版本百余种一起存放在这里，在这方面我也创造了全国纪录。

会让祖宗不悦的是，对我的诽谤者和对盗版的辩护者中竟然也有两个余家子弟。对此我会求告祖宗，不必动用家法，挥手摈逐便了。

当年在这屋子里没有读懂《石头记》，却读懂了《水浒传》。没有得到《三国演义》，但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却有一篇《草船借箭》，读得神醉心驰。诸葛亮驱使一排草船在清晨浓雾的江面上游弋，敌军误判，万箭齐发。草船把万支乱箭全部带回，而诸葛亮却坐在草船里边悠然喝酒。

今天我也把万支乱箭带回来了，哗啦啦地搁在楼板上，让黄鼠狼们消遣去。然后锁门，摇手呼喊，我们也到镇上去喝酒。

诸葛亮把带回来的一大堆乱箭重新用作武器，我不会。我只是让自己的老屋永远锁住那些凶器，让它们慢慢锈蚀，让世间少一份凶险。

去小镇的路上，我问小学里的几个同班同学：“还记得《草船借箭》吗？”

他们说：“看你说的，这怎么会忘？”

我又问：“黄鼠狼会啃咬纸页吗？”

他们说：“一般不会吧。”却又看了我一眼，奇怪前后两个问题毫无关联。

那我就放心了。那些纸页中唯一不能损坏的，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八

妈妈由家人陪着，坐旅行车回上海了。

临走前她站在老屋里对我说：“真想在这个屋子里再住几天。”

我说：“灶头还在，却没有柴；老缸还在，却没有水；大床还在，却没有被……”

妈妈无奈地笑了。她也知道，这老屋只能看，不能住了。乡亲早就用上了煤气、自来水和卫生设备。他们都纷纷拉妈妈去住，但我们一行人太多，会过分地打扰人家。

我和妻子没有跟着他们回上海，而是继续东行。

妻子说：“你的家乡比我的家乡好。我们两人，行踪飘飘，不知何处停息，真该在家乡附近找个地方住下，反正你的笔也捐献掉了。”

她说的是，前些天北京一个慈善组织为了救济孤残儿童举行拍卖，王石先生捐献了他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穿的那件衣服，我捐献了穿越世界最危险地区时天天写《千年一叹》的那支笔。主办者来电说，我们的捐献拍卖了不少钱，一批孤残儿童有了常年的衣物和牛奶。这事，既让我高兴，又让我轻松。我的笔，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那些人如果还要循迹追逐，很快就会遇到一大群还没有长牙的孩子们的笑声和哭声。

我对妻子说：“真该落脚了。我上次来时看上了一个地方，这次正好让你去核准。”

我知道她会满意。因为我们都认识一位已故的日本音乐家，他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一个冷僻的海岛，小部分时间在世间漫游。她欣赏这种生活。

她果然核准了。

但是，那里没有房卖，只能寻租。

借住了一生，还是借住。

所幸那是真正的海岛。从它到太平洋，没有任何阻挡；从大陆通向它，只有船，没有桥。

在希腊海滨谈欧洲文明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