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庄廷《明史》案，大开杀戒，“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这是清代初年的第一起文字狱。

公元1644年，明清易代，实际上，清政权虽然征服并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在士人中间，夷夏之防仍在，有的抵抗，有的远遁，有的隐逸，有的潜沉。当然也有合作者，投诚者，效力者，帮凶者。这是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必然要出现的在政治上的分野、对立。一直到敌对双方，一方占据绝对优势，一方已溃不成军，斗争才会结束。

对于新政权来讲，为巩固其统治，第一，要镇压武装反抗，第二，要肃清前朝流毒。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怎样修前朝的历史，是以清朝的观点来修明史，还是以明朝的观点来修明史，便是刚坐定江山的清政府，要抓住这起文字狱，大张挞伐，不依不饶的缘由。

庄廷，浙江归化（今吴江县）人。他双目失明，故称瞽史，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自期。明亡以后，便将私撰《明史》的重任列为奋斗目标。第一，他家有赀财，有实力，第二，他思想反清，有动力，第三，他修史留名，有荣耀。第四，也许是最让庄廷觉得有可为的一点。“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革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郎潜见闻》）

于是，他延揽了一批名士宾客，或增删，或润饰，或补遗，或改写。特加了崇祯朝，而且是以故明的立场，来撰写有关清兵入关前后事，明将投清曰叛，清军入侵曰寇。书成以后，定名《明书》。但庄廷未能见到书之付梓，就去世了。随后，他的父亲庄允诚予以刊行，以竟其志。

平心而论，知识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开叫板，存心捣乱者极少极少。大多数，或是出于不通时务，不晓世事，不够检点，不知深浅，或是出于无心之失，偶然之错，行文不慎，落笔走火；或是出于不知好歹，秉笔直书，不知忌讳，碰上枪口而犯了错误。若遇到心胸宽容的领导人，放他一马，谅他一条砧板上的鱼，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国大多数皇帝，哪怕胸无点墨者，都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哪怕是在行间的蛛丝马迹，也不能隐忍的。所以要收拾他认为是跟他捣乱，其实未必就是真敢捣乱的知识分子，常常采用文字狱的手段，杀一儆百，使士子们噤若寒蝉。

在封建社会里的文人，无论是优处廊庙，还是卑居林下，其中之优秀者，他的良知是不允许在民族存亡，家国危机；老百姓的疾苦，神州赤县的灾难前面，背过脸去的，因此，难免就要发出一些皇帝老子不爱听的声音。

庄廷，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对故国念兹在兹，不能忘怀的文人。

可是，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未必有可能发现文人们“反动”、“恶攻”、“大不敬”、“推翻政权”的言论，这就给整文人的小人们，提供了一个立功邀赏，如鱼得水的广阔天地。经过他们的提醒、暗示、告发、揭露、大批判、小报告，咬耳朵，检举信，把皇帝这根神经挑动起来，于是，磨刀霍霍，知识分子的血光之灾，就降临而来。

私刻《明史》一案，株连之广，杀戮之众，妻女没为奴婢，家人远流边戍，处罚的狠毒程度，令人发指，但被康熙赏赐所没收庄廷全部财产的揭发者，偷偷躲在一边乐，乐得嘴都合不拢，也是事实。

小人之可恶，可恨，可怕，由此可见。

话说回来，文字狱，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有，统治者不大喜欢与他作对的文人，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太多的。法国的作家左拉，为受诬陷的军官德莱福斯鸣不平，写了《我控诉》一文，被军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将要关进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国，隐名埋姓，这是很典型的外国文字狱。

自秦始皇起，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从来采取敏感、在意、防范、警觉的态势，到了明，清，这根弦绷得更紧，疑惧，猜忌，排斥，仇视，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过分反应。文网森严，文祸丛生，动辄就拿知识分子开刀。一谈文字狱，通常指明、清两代对于文人的迫害。所以，这两朝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抱戴罪之身，磕头捣蒜，唯求皇恩浩**，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日子特别不好过。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来天外横祸，即使死了，还会拖出棺材戮尸。所以，谁敢不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呢？

庄廷一案，清廷用来大杀那些敢叫板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碰到了异族非正朔的敏感问题，也因为碰到了统治二十多年以后，仍被非议为窃主中华的异族政权的危机问题。于是，磨刀霍霍。

修史一事，新政权是很忌讳的，官方早于1645年（顺治二年）就设立《明史》馆，固然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更主要还是为了新政权御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需要。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于自己以往的不利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说白话，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当风险。如受庄案牵连的查继佐，他著的《罪惟录》，一直在夹壁墙里藏到辛亥革命后才公诸世。可见庄廷想在这个危险领域，捞到些什么，明摆着是在讨死了。

问题还在于庄廷很有钱，钱多了，人就会发烧，就得想办法消费，但他不像别的富家翁，或讨几个小老婆，或养几个女戏子，或盖几处大宅院，或买若干假古董；要不，捐个候补道台，弄个不大不小的官来做做，这些，他都不屑于干，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两种求法，一种是靠自己点滴积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种说来就是所谓捷径了，莫过于买名，只要舍得扔钞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时下一些老板，找作家给他写传记；一些明星，求枪手给她写身世；一些官员，要记者给他写专访；一些健儿，让左右给他写生平，都宁耐不住地走这条捷径，实在是求名之欲火在胸中折腾的结果。不过，庄廷富而求名，只求文名，虽说附庸风雅，但也雅得大气。颇花费了一些银两，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明史》编纂委员会，甚至邀请了像查继佐那样的历史学家，帮他主持笔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还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事情就是这样的凑巧，正好这部从明朝大学士朱国桢子孙手里买来的《明史》手稿，崇祯一朝史实，付之阙如。因为原作者为明人，写此书时，明尚未亡，他无法预知朱由检最后会在景山歪脖树上吊死，故而他子孙拿出来卖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于是，续作补璧的重任，落在查继佐的头上。根据他著作的《罪惟录》一书，这位有成就的晚明史专家，应该是当仁不让的。现在很难了解富翁庄廷除了求名以外，是否也有与清廷抗礼的叛逆意识？但查继佐确实是反清复明的坚定分子。于是，在他笔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

崇祯

罪惟录

我一直在想，庄廷并非目不识丁，会看不出续稿中的犯禁违碍之处？也许，他早先下定决心编纂《明史》，是有意要与官方的史馆，唱唱反调，回归历史的真貌吧？如果是这样，那他可比当代花钱买名的名流，可敬可佩多了。

接着，他又铸下另一大错，把自己的大名印上去，还嫌不过瘾，买名以后，还要借名，在这部已是他领衔主编的《明史》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所以，《郎潜见闻》的作者陈康祺叹曰：“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接着，可怕的小人登场了。时有“归安知县吴之荣”，一个坏透了的小人，因为贪污渎职被革“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这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败类了。

如果他拿到这部史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他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吴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歹毒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这个被罢了官的坏蛋，正愁找不到一个立功的机会，如今等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家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毒蛇。第二次又跳出来告，更卑劣无比地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清朝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残明，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凡是干这种卖人勾当的败类，下手时是一点也不抖的。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

这类小人，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捋胳膊挽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也算是一种消极的保全方法。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有的收到信封里装着的审读费，有的光听说有好处费还没拿到，结果，吃了大官司。庄廷，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讲生意经，以为挂上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可显出学术品位，二可在图书市场上拥有卖点。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手镣脚铐，押赴刑场，皆做了刀下之鬼。

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字狱”一词，典出自何人何书，无从查考。但是，创造这个词汇的古人，大概没想到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文人，要为这三个字，付出多少头颅和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