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初冬

入冬了。这是我入山后经过的第一个冬天。

我一路进来，见两旁的山林，无论是树叶还是草丛，有些都已经转黄，再不是春夏时那种绿油油的生机勃勃的颜色。一些坡地光秃秃的，杂草已被农人除去。一片灰白的草杂乱地躺在地上，坡地就显得很干爽，很开阔。农村的冬季时节便是这般情景：收割了，入冬了，农人便将土地上的杂草除去。过了些日子，草干了，就一把火烧了，既可作肥料，又可灭虫；再过些日子，翻一遍土，晒晒太阳，让土地歇一冬，开春又开始耕种了。

我入到山里，远远就看见老伯正在地里除草。他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锄头，一锄一锄的铲除地面上的杂草。他身后跟着大大小小十几条鸡。他连泥带土锄下一棵草，鸡们就扑上去，找刚刚被翻上来的虫子吃。他就只得停下，爱怜地看着那群鸡。等鸡们吃得差不多了，老伯就“去—去！”地赶，又重新锄。鸡们又重新扑上去。

他已经穿上长袖衫了。

入屋，放下东西，发现屋里的地面干爽了许多。屋前屋后的杂草已除，十分干净。但看见门前那几棵沙梨，原来叶子是如此的茂密，如今都掉光了；发达而细条的枝丫互相交织着伸向天空，天空好像挂上了一张网，便变得厌窄起来。攀爬在沙梨树上的水瓜藤也死了。十几个水瓜高高的悬挂在树上，金黄金黄的。南瓜藤也死了。几只经夜霜打过的南瓜，还连着瓜藤，黄黄的躺在地上。一排芭蕉，叶子耷拉了下来，有些已经变黑。

在山里，秋冬两季最干爽。被子不潮湿了，睡觉的时候再也没有虫子满身爬的感觉。

但夜里冷。

床板是竹子钉成的，空隙大，半夜里身子都是凉的，没法睡。后来加上了木板，垫上毯子，才睡得着。

门前，变黄的竹叶，经风一吹，“唦唦”的摩擦声更显得响亮。

老伯每隔一两年都可以从民政所里分得一张棉被，所以不会受冻。但衣服少，很冷的天都穿得很单薄。常穿一双解放鞋，没穿袜子。脚踝黑乎乎的。

我只好送一些我的旧衣服给他。

入了冬，山上基本就没什么蔬菜了。

我来多了以后，才渐渐体验到老伯日子的艰辛。每个月四十块钱的民政补助，实在少得可怜。油盐、烟酒、菜，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遇到什么病痛，那根本就没钱医治。所以，平常老伯吃得很节俭。食用的油，都是从菜市里买回来的肥肉榨出来的猪油。这些肥肉，实质就是吃不了也卖不了的被猪贩子剔出来的零杂碎，里面夹带有很多的淋巴。榨出来的油，黑乎乎的。但我不能嫌弃，我得跟着吃。

渐渐地我就发生了变化。在南宁，无论是吃的用的，都是大手大脚地花。到饭店吃饭，不管远近，总是坐出租车，来回二十来块，从不心疼。但到了山里，就变得吝啬了，小气了。从镇上坐三轮到山里，一个人两三块钱就可以，但有些车主，见我面生，要五块。我就压价，压不了，一恼怒，干脆走路。在我看来，剩下这两三块钱对我没什么用，但能省给老伯用，就不一样了。三块钱，在这能买三两肉，或两包烟，或一斤二两酒，或一斤火油，或一斤盐。用处大了。

在乡下，根本就没有地方摆谱。摆谱顶替不了柴米油盐。

这天夜里，我和老伯就在火灶边吃饭。油灯就搁在铁锅上，两碟菜就放在火灶的两边。锅底下的柴火仍在燃烧着，暖呼呼的。老伯说，今年入冬以来，不太顺，一下子就瘟死了不少的鸡。尤其是阉鸡。本来期望今年春节前卖得一些阉鸡，好过年，没想到都死了。我说，没事，我给你钱过年。老伯再也没说什么了。

火灶里的柴烧尽了，只剩下火炭。

火炭烤得我们的脸红红的。我感到热。

老伯又说，阿姑的大女儿坐月子了。生了一个男孩。按这里的风俗，远近的亲戚都要送鸡给她。明天我们到镇里去看看，送一条鸡给她。你是我的侄子了，这鸡就算你送了。我说行。

老伯早就用“我们两父子”这句话来表达我们的关系了。

我给了他三十块钱，当是我买的鸡。

吃完饭，我们各自回房了。洗澡，上床，读《陶庵梦忆》和何新的《思考》。

突然听到鸡棚里有鸡的惊叫声和猛烈扑打翅膀的声音。

老伯在捉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