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山里伢子，是在大山的怀抱里长大的。当我摇摇晃晃学着走路的时候，就光着脚板在山道上奔跑……

大山养育了我。十八、九岁时我象着了魔似的迷上了文学。于是，我这个山里人，走上了另一条山路，一个只念过几年书的山里娃，学着写书了。

山道是崎岖的。文学创作这条“山道”，更是迷人而又艰辛。转眼，我在这条山道上跋涉了二十年。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我的第二本中篇小说集，第五本书。

回顾自己二十年来所走过的这段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山路”，我很激动。因为，在我走过的这条山道上，洒下了明丽的阳光。在我这个艰难跋涉者的身后，站着我们伟大的祖国，亲爱的党！

我忘不了二十岁的那一个秋天。

这一年，我在《解放军文艺》、《收获》、《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八、九篇小说、散文习作。一时间，头脑发热，不知天高地厚了。本来，我的第一篇四、五百字的短稿，是发表在部队驻地的《汕头日报》上的。可是此时，我却瞧不起送我走上文学之路的这家地方小报了。当时，我正写完了一篇特写，团政治处的领导要我投给《汕头日报》，我却不乐意。后来，虽然遵循了领导的旨意，但我却随稿附了一封给编辑同志的信，名为自我介绍，实为自我吹嘘。报社的编辑同志是敏感的，他从这封信上，嗅出了我身上滋生出的一股不正的气味。也就在这时，军里准备召开全军战士业余作者经验交流大会，军政治部文化处通知我到会上介绍经验，题目定为：如何在连队日常生活中发掘题材？我接到通知后，喜孜孜的，认真地准备了一番，写了一个长长的讲话稿。

开会的前一天傍晚，军首长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我们迎出宿舍，一一和首长握手。我的旁边，站着师文化科的黄干事。军政治部主任和黄干事握手时，问：“老黄，你们师的那个谭谈来了没有？”

说这话时，他的手已经伸向了我。没等黄干事答话，我连忙握住首长的手，兴奋地说：“首长，我就是。”我想，老主任一定会好好地表扬我几句了。

然而，没有。老主任定定地看了我一阵，说：“你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这真是莫名其妙。一时间，我茫然了。

“你给《汕头日报》写过信？”

我点点头。

“那信写得挺漂亮呵！”

“……”

“你呀！”首长恨铁不成钢地摇摇头，接着说：“你好好做做准备吧，这次会议，主要是整你的风！我们请来了几十名医生（业余作者），给你会诊！”

后来，我才知道，全军业余作者会议召开前，军政治部一位老干事到《汕头日报》去，了解军队业余作者投稿、用稿情况，那位编辑同志出于对我的爱护，把我那封信交给了那位干事。干事回来后，如实向首长汇报了。首长们研究后，决定把全军业余作者经验交流会改为整风会。我，成了这次会议的活教材。

第一天，我在我们师的小组会上作检查。军政治部文化处王处长亲自参加我们的小组会。一来，我心里不服，思想上有抵触情绪；二来，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索着如何介绍经验，脑子里装的全是自己那些洋洋得意的所谓创作经验。发言中，就自觉不自觉把原先准备做经验介绍的东西流露出来了。我发完言后，王处长说：“小谭，你这哪是思想检查，你是在向大家介绍经验嘛！不行！明天再做第二次检查。今天晚上，会议安排同志们看潮剧，你，留下来吃小灶（意为个别谈话）。晚饭后，到我家里去，我在家里等你。”

傍晚，我带着更大的抵触情绪，来到了处长家。进了门，坐下后，处长端来了一大盘糖，放在我的面前。谈话开始了。他批评我，我不吃他的批评，却猛吃桌上的糖。突然，他说的这样两句话，把我的心搅动了，我把拿到手的一颗糖，又放回到了盘子上。

他说：“我记不起谁说过这样两句话，现在送给你，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这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作者毁灭的开始！”

我的身子颤抖了。好象谁拿鞭子在背后抽打我。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我在小组会上做完检查以后，惟恐检讨得不深刻，说：“鼻尖上的灰，自己看不到。请大家狠狠地批评我，好好帮助我，我准备做第三次检查。”

处长笑了：“这一次，还象个样子。不用做第三次检查了。如果说要做第三次检查，那就是行动！”

会议开了九天，结束前，军政治部主任找我：“小谭，我们谈判一下，今天的总结会上，你先给大家谈谈这次整风学习的体会。然后，我再做会议总结。好吗？”此刻，第一次见面时那般严峻的老主任，变得是那样慈祥可亲了。

那次，政治部的主任、处长和老干事，都是和我第一次见面。然而，他们却象自己的父辈和兄长一样关怀着我，爱护着我。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党对一个年轻的战士业余作者的关怀和扶植呵！

转眼，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涉了将近二十年。近二十年来，那“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这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作者毁灭的开始”的话儿，一直伴随着我的创作生涯。时时在我的耳边鸣着警笛，敲着警钟，激励我奋进！

这十九年间，我从部队到矿山，从矿山到省报社，现在，又从省报社到文化团体，岗位换了又换。不论到哪里，我都忘不了给我这株幼苗捉虫、除草、浇水、施肥的部队里的首长和战友。我一直在思念着他们，可是，我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然而，我又觉得经常和他们相见。他们一直站在我的身后，鼓励着我在文学这条艰辛的山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

一九八二年十月，我根据自己多年矿山生活的积累而创作的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出版了。当我接到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样书的时候，我激动得落泪了。我想起了为这本书摔断一条腿、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编辑老高，想起了为修改这部书稿而不断地为我打气、鼓劲，创造条件的单位上的领导和周围的朋友，想起了给我创作上许多帮助的文学界的前辈和师长。当然，我也想起了我新结识的那些象政治部主任般的、给我带来党的温暖、令我崇敬的领导同志。我怀着虔诚的心，把我这部不象样的习作，奉送给这些我所爱的、我所敬的领导、师长和朋友。不久，一封一封热得熨手的信，来到了我的面前。十一月中旬，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是他——我所崇敬的一位领导。顿时，我的心跳得更急了。

大概是一年以前吧，一家电视台，在没通知我的情况下，把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播放了，致使我自己应一家电影制片厂之约改编成的电影文学剧本，几乎不能开拍了。我写信到这家电视台去询问，他们竟置之不理。这时，我听人说，省委宣传部新调来了一位领导同志，我冒昧地写信给他。他热情地支持我，亲自给这家电视台的上级领导机关写信，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以后，这部中篇小说出版单行本的时候，他又为之写序，给予热情的扶植。这次，他在接到我的长篇小说不久，就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临行前，他没有忘记把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带上。在人大会议的空隙里，他把我的这部拙作看完了。接着，就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作品是成功的。当然，我也有一些想法，回来后我们再一起讨论。”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就打电话给我，让我晚上和这部书的责任编辑老高同志到他的住处去，一起讨论讨论这部作品。他一一分析了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人生道路，人生观，分析了作品的长处和不足，给我许多启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个别找我、以及老高、和《芙蓉》编辑部负责处理评论稿件的小龚，座谈了数次。他又发动他的老伴，他的儿女，都看了这部书，并开了几次家庭讨论会。他自己，则先后看了四遍，并记了满满的一本笔记。这部书长达三十万字。看一遍，就要花去他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他工作那么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会议。每天，只能在深夜十点多钟以后，才能拿起书来看。为了对我的创作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还看了我近两、三年来的几乎所有的作品。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他和这位负责同志到湘潭参加一个会议，晚上十点多钟，会议散了，同志们上床睡觉了，他却坐到灯下，翻开了一本杂志。这位同志问他：“部长，这么晚了，您还看什么书呀？”

“看看谭谈最近发表的一个中篇。我想了解和研究一下他的创作，然后，发表点意见。”

今年春节，他到上海探亲。探亲回来。他打电话找我。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八开的大稿子，说：“探亲期间，躲下来写了一篇《风雨山中路》的人物谈。你看看，不妥贴的地方，你只管在上面改。”

我捧着这厚厚的一叠稿纸，看着上面一行一行粗壮、苍劲的字，我的眼睛湿润了。这篇稿子，他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又写在他与亲人团聚的新春佳节里……

《芙蓉》编辑部的几个同志把稿子看完以后，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和小龚带着稿子去找他，谈完意见以后，小龚说：“您工作这么忙，时间又这么紧，只有三天就要进厂了。你就到这稿纸上改改，我们找人抄一遍吧。”他却说：“不！我从来没有让别人抄稿子的习惯，自己一边抄还可以一边改。”

稿子进厂的头天下午，我和小龚到他家里去取稿。敲开门，他老伴告诉我们：“他昨天晚上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一直到今天上午十一点钟才定稿。现在，刚睡不久。”

说话间，他披衣从卧室里出来了。他将我和小龚领到他的书房，把抄得工工整整、订得整整齐齐的稿子递给小龚。接着，他对我们说，稿子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和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方面的修改。然后，他感慨地说：“现在，总算了却了一桩近一年的心事！”

我心头一热，许多许多话直往喉咙口涌。然而，我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老部长六十多岁的年纪了，为了扶植我这个年轻的小作者的创作，熬了多少不眠之夜呵！这仅仅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吗？不！他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一个工人作者的心头……

漫漫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党带给我的温暖，又何止是这位我尊敬的老部长？省出版局的一位老局长，也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同志。他在北戴河疗养时，看了我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立即写了评论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发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的清样刚出来，他就要去一份。他一连看了三遍。三十万字的长篇，看三篇就是九十万字呵！然后，他写了一篇二千多字的评论文章。发表时，只剩下一千九百字了。“三看”、“一写”。占去了整整两个月的业余时间。难道他花去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就是为了发表一千九百字的文章吗？不呵，他是在尽老一辈的责任，在扶植一个后辈作者！不久，他又花了四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看了七、八十万字，几乎是我全部的作品，写了一篇评述我的创作历程的、不到五千字的评论文章。

《芙蓉》杂志社，曾两次召开我的作品讨论会。请来许多前辈和师长，对我的创作进行“会诊。”省文联主席、文学界的前辈康濯同志，每次都参加会议，主持会议，对我创作上的成败得失，进行中肯的分析，给我很大的帮助。如果说，当年的军政治部的老主任、处长，是侧重为我这株文艺幼苗捉虫、除草的话，那么，今天的老部长、老局长和老作家，则是侧重给我这棵小树施肥、浇水……

当年的“捉虫”也罢，今天的“施肥”也罢，都是为了我这个年轻的作者成长得快一些。试想，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是有我们亲爱的党，我，一个只念几年书的农民的儿子，能跻身于作家的行列？能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而迷人的路上跋涉到今天吗？

今年，是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让我捧出这本薄薄的集子，献给我们亲爱的党，献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吧！

一九八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