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龙先生和我出生在同一片山地。我们家和他们家相隔只有几里地。他的弟弟家荫先生是我读小学时的老师，我读书的石狗滩完小，是我们那一带山乡颇有影响的“学府”。那座“学府”，就在家龙先生的村里。那时只隐隐地知道，家荫老师有一个哥哥，是在省城工作的书法家，但到底是一个啥模样，我不知道。

好多好多年后，我被调到一家省报工作，竟和家荫老师的哥哥住在一个院子里了。他就是家龙先生，他当时是报社的美术组长。有一次，我父亲从乡下来，听说有一个同乡住在这个院里，且是一个大书法家，老人一向崇尚名人，便寻上门去了。于是，一个书法家和一个农民有了交往。

有一年，老父亲又从乡里来，落屋不久，就出门了。一会儿，他从外面回来，问：“他调走了呀？”“谁？”“颜家龙呀！”我告诉老人，家龙先生调到一家大学里做教授去了。老人急切地想去找他，向我打听他新的住址。我问：“找他有什么事呀？”“没事就不能去串串门？”对于家龙先生新的住址，我也说不确切，只模模糊糊地讲了个大概，老人居然把家龙先生的新住舍找到，了。回来好高兴的，讲他和家龙先生谈了些什么什么的。

村里的乡亲集资盖了一座新小学。父亲从乡下喜滋滋地进城来了。一进屋就说要到家龙先生那里去。我问：“什么事这么急？”他说：“这一次还真有事找他。”“什么事？”“要请他为村里的小学写一个牌子”。“你那个屁眼大的学校，还要请一个这么大的书法家写牌子？”我讥笑他，并说，“如今，市场经济，书法家的字是要钱的，况且家龙先生是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大书画家。”“怕要好几块钱一个字吧？”“几块钱？你怕说得，写招牌，要300元一个字哩！”老人半天没有说话。这个价钱把他吓住了，我以为他不会去找家龙先生了。

他还是去了。一进门，就说：“我们村里起了一所学校，要请你写一个招牌，但我们是没有钱的。”他直言道出，家龙先生哈哈大笑：“同乡索字，言什么钱？何况你这是办好事，办于后人有益的学校！”

父亲只念过4年书。有一次，他竟诗兴大发，写了一首七言诗，送到家龙先生处，要家龙先生为他书写出来。家龙先生是建国前的大学生，古文底子极好。父亲的这首“诗”，经他一过目，就挑出许多的毛病，要他改。我父亲也是一个极有性格的人。他不改。你不改，我就不给你写，家龙先生说。两人僵了半年。最后我父亲“屈服”了，照家龙先生的意见改了。家龙先生很认真地将它书写出来。一整张的宣纸，并交给我父亲一封信，说：“你到这家店子里去裱，他们收费会优惠你。”果然，那店子价钱比别的店子便宜一半。

人老了，也许都会这样，十分重视自己的大生——满十。父亲75岁的时候，就为他的80岁生日张罗了。他要他读私塾时的同学，曾担任过县政协委员的一位老先生，为他“歌功颂德”，写了一篇小传之类的东西，洋洋一千六七百字。接着他从乡间寻到一块大木板，搭公共汽车进城来了。他径直把木板扛到家龙先生处。要他把那一千六七百字写到那块木板上，他要请人雕刻出来。一直到家龙先生打电话给我：“你爷老子又交来一千六七百字要我写。”我才知道。当然，家龙先生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指出了许多的纰漏，并要他压缩在千字以内，才答应给他写。两人又僵持了一年多，老人终于同意把字数压缩到千字以内了。时日一久，那块板子开裂了。家龙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用胶水怎么粘也粘不拢了……后来，家龙先生只好把字写在宣纸上。老人把它分成6块，嵌在6块镜屏里。这也许是父亲80岁生日的那天，他最能在人前炫耀、最风光的物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