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日，曾读到刘尧先生在《教育科学研究》2002年第11期发表的一篇题为《现代教育与中小学校长素质》，从现代教育特性出发，对中小学校长们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家”“现代教育思想家”“现代教育管理家”“社会主义道德家”“学校心理学家”等要求。结尾还补上一句，“除了具备上述素质外，中小学校长还应具有学术素质，创造素质，协调素质，身体素质等，这里不再赘述”。估计要是不“赘述”的话，还可以列出“学问家”“创造家”“协调家”“运动家”等美名。初读起来，文章有一种指点教育“江山”、激扬教育文字的气概，令我辈汗颜。刘兄是知名专家，我辈理当洗耳恭听，只是有些想法不吐不快，不如说出来，以与刘兄商榷。

依愚人之见，尽管校长确实需要多方面的才能，但他最好的标签就是校长。校长就是校长，给人贴的标签多了，其结果很可能是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要做些什么，校长究竟是干吗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行有一行的门道，校长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门道，不是其他门道的附庸，不可以简单取代，这就好比说革命家有革命家的门道，不一定非得具备校长的素质一样。校长这一行如果一定要安一个什么“家”，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教育家，这早在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就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教育当交由教育家来办”。何谓教育家？大抵教育家就是懂教育并且躬亲实践，会办教育，而且办得十分出色的专门家。教育家并不一定是教育思想家，一来教育思想家稀缺，一个时代有那么几个就是万幸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称得上教育家的人还是不少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应该都是名正言顺的教育家，但称得上教育思想家的除了蔡元培恐怕难以再找出几个，尽管那时有教育思想的人还是不少的。而用于光远先生的说法，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有没有真正的教育思想都还是一个疑问，教育思想家更加稀缺了。教育思想家可是凭着教育思想而不是其他什么，来成为教育思想家的。

会办教育当然内含着必要的教育管理。所以，说白了，校长就是要会办教育，或者说会办学校，抓住了办教育这个中心，别的东西适当懂一点，应该说就抓住学校管理的关键了。校长不是家长，学校管理应有学校运行的良好机制，集思广益，并不一定非得自己什么都懂。把学校、教育的命运系于校长，系于他们的什么都懂，行行都是专门家，且不说有些危险，单就其代表的社会理念而言，这只能是典型的人治，而不是法治。校长不是万能的，也不应是万能的，万能的校长恰恰可能隐藏着另一种危机，那就是教育民主的缺失，而民主恰恰正是现代教育的基本追求之一。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走向专业化。在走向职业化社会的今天，我们看待校长的方式与其说是神圣的，不如首先把它朴素化，校长首先是一种职业岗位，它所要求的只能是这个普通的职业岗位所能要求的基本素质。当然，校长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岗位必然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同样要求这个岗位特殊的职业素质，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包罗万象的，把别的几个岗位的要求都提到这个位置来。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每个岗位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职责，做它该做的事情。苟如此，对于校长，我们又何尝不能抱一种平常的姿态，让校长们就一门心思担当好自己的“校长”身份呢？

依我对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县市中学校长的了解，现实的问题在于，前面说的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目前的校长们花费精力最少的，他们恰恰把过多的精力有意无意、主动被迫投入应酬、协调内外各种利害关系、捞钱等事情上去了。我们的校长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扮演的并不是校长的角色，他们想当教育家难当成，他们不想当的“家”偏要他们去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的校长都能堂堂正正地做好一个校长该做的事情，少当些别的什么“家”，那对于我们的学校，乃至我们的整个教育，可能就是万幸的了。如果他们当好了校长，还想去当那些个“家”，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