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观教育的一点想法

找到尘封的旧杂志《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打开泛黄的纸页，翻及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得曼·胡塞尔》，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心里涌动的是一种久违的感动：“所谓真就是绝对的真；‘它本身’就是真的。真理是同一的，不管它是在人或妖的判断中被认识到，还是在天使或神仙的判断中被认识到。”我近段开始迷上胡塞尔的现象学，读来读去，总感觉没琢磨到妙处，“本质还原”“先验还原”“悬置”“绝对自明”，对于非哲学专业出身的我而言，这些不着边际的玄奥术语让我头痛。而此刻我真的被感动，深深打动我的并不只是这些散发着淡淡霉味的书页上的文字豁然照亮我内心的迷蒙，而是一种求真的热情，一种穿越时间隧道、穿越大地苍茫的对真理的至诚至爱。“哲学……是一种真正原则的科学，是一切源泉的科学，是‘根源’。”

在我所受的关于真理的教育之记忆中，真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这样，世界上真理的表现形式就可分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两种。对真理的认识往往表现为一个过程，绝对真理我们难于一下子直接把握，我们所能把握的或者说直接拥有的往往只是相对的真理，一旦时过境迁，条件改变，相对的真理就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成了谬误，这就是我的学习经验中的真理观。此刻，我的真理观处于混沌与惶惑之中。相对的真理究竟是不是“真理”？抑或某种托词？既然名之为相对真理，那就意味着这种“真理”是可变的，不确定的，那么，不确定性的“真理”可以称之为真理吗？真理的认识固然是个过程，我们很难直接通达它，而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它，“接近”的“真理”能称之为真理吗？显然，接近的“真理”并不是那真理本身。谬误不是也离真理很近吗？谬误是不是也经常被名之曰“真理”了呢？

那么，相对真理从何而来？来自我们的认识，来自我们认识的局限性，通常的局限有二：一是被我们认识的能力所局限，一是被我们认识的勇气所局限。能力的局限可能让人在真理面前“盲人摸象”，而勇气的局限则让人在真理面前“指鹿为马”。相对真理，原来“相对”的并不是真理本身，相对的只是“我们”，只是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恰恰是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可能成为真实地走向真理的阻碍——如果我们为现实的功用、为先行预设、为过多的偏见所蔽，而正好我们又很难保证我们追求真理的纯粹性——所以，才会有胡塞尔的“悬置”，要把这个认识主体的“我（们）”也“括起来”，才要“绝对自明”，才有海德格尔的“让（真理）自行显现”。

“真就是绝对的真”，是真理就不是相对的，相对的就不是真理。“相对真理”不过是求“真”之路上作为追求者的我们的一时之“偏见”而已，尽管它可以为进一步探求真理提供基础与方向，但同时又可以人为地扭曲真理，甚至为谎言提供辩护——人世间曾有多少谎言假真理之名？——如果明知是“偏见”而为了一时的功利来宣称“真理”，那么此“真理”不过是我们追求现实功用的工具和手段的幌称，我们不过是先“自欺”而后“欺人”罢了。那么，“相对真理”是不是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身的局限性、面对我们繁杂的内心、面对我们追求真理的稀薄勇气的某种托词？究竟是我们的自信、**，抑或是某种自负？当我们身怀“相对真理”作为我们的挡箭牌，我们便陡然增加了骄傲的资本，甚至我们可以傲视苍穹，目空一切，对于生养我们的大地，我们便失却了原本就不高的些许谦卑。既如此，则我们所有的真理观的教育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呢？给了我们探求真理的勇气还是对我们无知的辩护？给了我们虔敬的气度还是傲慢的资质？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对人类所负的责任。我们决不可以为了暂时而牺牲永恒；我们决不可以为了适合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把新的需要作为毕竟不可消除的罪恶来遗留给我们的后代。”我终于有悟。原来，在那些玄奥的术语的背后，畅涌着的正是那位伟大的哲人对那“绝对的真”的无尽的渴望和深邃的坚毅。如果说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是“面向实事本身”，那么，其灵魂不正是对那“绝对的真”，对“万物的原则、本源、根本”的拳拳向往吗？现象学还原的具体方法不过是通达那“绝对的真”的路径而已。在此意义上，把胡塞尔现象学的目的看成纯粹的方法论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掩盖了胡塞尔的复杂问题的广度和重要性”（舍斯托夫）。胡塞尔现象学，它不仅关注真理的处世情态，而且直接关注人们对待真理的态度；不仅是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方法体系，更是他追求那“绝对的真”的宣言与毫不含糊的态度。跟胡塞尔相比，我为我心中所有的浅陋的真理观而惭愧，也为我们的事关真理的某些教育惭愧。

“在整个现代生活中或许没有一种思想比科学思想在它的前进道路上更加有力，更加不可抗拒了。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它的前进。在追求它的正当目标时，它的确是无所不包的。如果就它的理想完美而设想的话，科学思想就是理性本身，它不允许其他权威和它并驾齐驱或者驾临其上……科学已经说了话，智慧今后就必须向它学习。”什么叫科学精神？什么叫科学态度？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大声呼唤吗？我们又何尝超越了实用的层面来谈论科学精神呢？实际上，科学精神关切的乃是我们在世的基本态度。跟胡塞尔相比，我们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们可曾仔细考察过我们的国民，甚至包括部分天天嘴里不离“科学”的“行家”，普遍的科学意识、科学素养、科学精神欠缺，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强调“绝对的真”是不是会导致不可知论或者虚无主义呢？人称胡塞尔现象学还原不是最后也陷入唯我论的“泥沼”而难以自拔么？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不偏不倚的思想与行动的路线，我们总在盲目与失误中穿行，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宿命，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的失误，减少我们行动的血与泪的代价。那么，当我们言及“所谓真就是绝对的真”时，就至少有三重启示：其一，追求真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把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还原到求真的“过程”之中，而不是装模作样，把“过程”当作我们无可奈何的幌子；其二，不要把那种跟真理毫不沾边的谎言也说成是“相对真理”，从而拿“相对”当狗皮膏药；其三，承认我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从而给我们的任何实践多增加一点审慎，一分清明，少一点盲目；对世界多一份关爱，多一点敬畏，少一些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