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教育创新的发展模式问题(1 / 1)

教育创新的发展模式问题主要是以政府还是以企业为主要驱动力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创新发展模式尽管是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但普遍是以政府为主要的驱动力,而我国当前的国家创新体系则是明确以企业为主要的驱动力,这种创新发展模式不利于我国教育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一)教育创新发展模式的驱动力问题

驱动力问题是教育创新发展模式的根本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创新发展模式普遍采取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说政府是教育创新发展模式的主要推动力。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通过制定专门的创新政策推动本国的科技和教育创新;80年代,制定创新政策,刺激科技创新在美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并且其政策的范围和内容进一步扩大。克林顿政府组阁后不久,就发表了一系列制定创新政策的声明与文件,如《技术为经济增长服务:增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1993年)、《科学与国家利益》(1994年)、《技术与国家政策》(1996年)、《改变21世纪的科学与技术:致国会的报告》(总统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等。克林顿政府还第一次通过正式文件,对创新政策做了系统说明。

长期投资和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持同样是英国教育创新发展的前提。从1998年开始,英国政府就或独立或与其他基金或大学合作,设立了“大学挑战基金”“科学创业挑战基金”“高等教育创新基金”等各种帮助和扶持大学科研和创新发展的基金,每年提供过亿英镑保证大学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自2009年起,英国设立全国性的创新奖,表彰英国最优秀的创新活动,其中专门设立教育类的奖项。近年来,英国政府还先后出台了科技创新政策、知识产权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鼓励大学变革和创新政策以及新的工业福利政策。这些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了有利于教育创新的政策环境。

日本历来把发展教育作为经济振兴政策的重要环节,其教育政策非常突出。1955—1990年,日本政府制定的310项国家经济计划中,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重要政策课题被置于重要地位。例如,1961年,日本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提出要在10年中实现国民经济年增长7.2%、国民收入增一倍的目标,其中人才预测和教育培养是该计划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日本“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形势变化,保持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教育改革政策,大力推进教育创新。例如,大力开展大学法人化改革,实施高校改革课程,出台日本教育史上第一个《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2006—2010年)》,实施“留学生30万人计划”等,以期建设一个更加优质、高效、国际化、有影响力的教育系统。[34]

为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韩国加强制定各类教育法规以及实施一系列教育改革与发展举措。例如,1963年修订《国立学校设置令》,1972年提出《长期综合教育计划方案》(1972—1986年),1973年制定了“加强重化学工业教育方案”,1977年制定《第二次大学发展10年计划》(1978—1986年),1979年颁布《学术振兴法》,1984年公布了《韩国教员大学设置令》,1989年拟定《教育长短期发展计划》(1989—2001年),1995年制定《大学教育自主化方案》,1999年发布“教育发展五年计划”,2000年出台《国立大学发展计划案》,2013年发布“学习韩国2020项目(2013—2020)”等。

在2009年重新评估国家创新体系之前,芬兰已经建立了一个教育创新的政策体系。新的评估报告中又提出了新的教育创新的政策目标,作为教育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保障,特别是通过大学改革全面提升其科研、教学、合作等能力,以大学的综合改革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与其说是企业的创新、技术的革新,不如说是教育的创新和科学研究质量的提升。[35]

可见,政府在教育创新网络系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扮演着指挥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是教育创新的重要组织者。明确政府在推行教育创新中的重要职责,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保障教育创新的顺利推进,是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成功实施教育创新的根本保证。而中国现在还未明确教育创新的推动力问题,还未对其形成统一的观念和认识。我国的教育创新推动力不足,教育创新政策供给不足,教育创新政策执行不到位,教育创新整体水平较低,因此教育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也就无法满足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

(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驱动力问题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科技规划纲要》)指出,现阶段,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之一: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有效整合产学研的力量,切实增强国家竞争力。只有产学研结合,才能更有效配置科技资源,激发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并使企业获得持续创新的能力。必须在大幅度提高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建立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积极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服务、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的新机制。可见,《科技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主要依靠产学研结合推动,主要是依靠市场导向。

与国外科技和教育创新模式相比,我国这种创新体系的制度设计没有凸显政府的驱动力,特别是在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国家创新体系的驱动力问题越发突出。在201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分析了我国当前体制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些问题。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际科技竞争与合作不断加强,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科技体制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突出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创性科技成果较少,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一些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等问题突出,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不尽合理,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科技评价导向不够合理,科研诚信和创新文化建设薄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影响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当前科技体制下,仅仅依靠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市场导向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应该充分重视政府的巨大驱动力。政府驱动应该是我国教育创新发展模式的重要驱动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创新政策体系则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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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次调查共计发出问卷7300份,回收问卷5166份,回收率为70.8%。剔除无效问卷276份,有效问卷为4890份(其中,研究型大学人数为915,普通本科人数为2637,高职高专人数为1338),有效回收率为67%。对调查问卷所收集到的数据,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统计软件包SPSS15.0进行统计处理,下同。

[19] 注:金字塔结构指正高级教师数、副高级教师数、中级教师数逐层增加。卵形结构指处于中间层的副高级教师数要高于两端的正高级教师数、中级教师数。倒金字塔结构指正高级教师数、副高级教师数、中级教师数逐层递减。凹形结构指处于中间层的副高级教师数要低于两端的正高级教师数、中级教师数。吕艳,孟宪青,王红丽.从“985”部属院校情况看研究型大学师资队伍建设[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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