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新 刘勇

刘：张老师，作为刚刚工作三年的教师，各级别的公开课我也听了很多，关于公开课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很多大型的公开课，为了验证教师的能力、增强透明度，力求公开、公平，往往采取异地授课的形式，选取非本校的学生，教师仅在上课前一天或者几小时和学生见面沟通或者布置预习。最初我对这些上课的老师很是佩服，这么短的时间面对陌生的学生，能把课上好真是不容易。但现在我产生了这样的疑虑：教学是双向交流的过程，教师备课，更应该备学生，正所谓“因材施教”，然而如此授课势必造成教者对所教的学生的基本状况不了解或了解甚少，不知学生的长处短处强项弱项，授课时自然是无“的”放矢，即使有“的”，也是自己的主观目的，而非学生的实际情况，这样的课能否代表一位教师的真正水平呢？

张：到底什么叫公开课？与此关联的概念大致有观摩课、研究课、竞赛课等。可是，这些名目的课都有竞赛的性质、评奖的性质。从教学的三个要素学生、教师、教材来看，所谓的公开课大致是指教师的课堂教学形式的“公开化”，即听课的不仅是学生，还有很多的同行、领导，而这些同行领导往往来自本校、异校。既然不是常规的课堂了，当然也就不是“常规”的课了。而且，往往“做课”的教师，也来自异校。大概，除了教材因素比较确定外，学生、教师两个因素都不能确定。

可是，教学的大忌恰恰是教师与学生之间互相不了解。那么，评奖主要评什么？评谁？

不是自己的学生，因此评的都是别人的学生；评教师，不同的教师面对有差别的学生，如何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过程不仅是师生的双边活动，以往我们忽略了学生之间的多边互动，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师生之间的多边互动。况且，面对陌生的学生，在课堂多种变量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怎样创造最佳的教学效果？如此评出的课、教师，有多大价值？再有，教师，尤其是出道不久的教师，很希望通过这种课获得一种成功的评价，也很在意评委的意见、学生的配合。这又不免通过一些不正常的途径联系评委、联络学生，更有搞得很肉麻的。而评委呢？个人好恶不同，人品也有差异，很难公正评课。笔者就曾目睹某次全国性的评课，有位全国知名的所谓专家被与会的听课教师起哄，原因就是不公平。

以上各种情况还可看作是活动本身的运作出了毛病，是个别教师、评委或组织者的经验、水平的偏差。

然而，最根本的，这种公开课之类的教学竞赛活动，是教育活动非教育化的产物，是教育界最外行的领导、组织行为。

毋庸讳言，我也曾多次参加这种公开课活动，不敢说身经百战，数十战是有了，也算是从这里歪盔斜甲地杀出了一条血路，切身感到除了获得一点外在的“名声”，获得一点“外战”的经验，有时浅薄的窃喜之外，别的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而失却的是什么？是教学的个性，是个人的教学风格，反而滋长了“目中无人（学生）”的教学意识。试想，教学风格的再现是需要许多因素的，有内在的，有外在的。有时外因决定了内因，你再有特色，可是，你所面对的学生群体与你不默契，你的一举手一投足，学生不能理解，就会影响你的发挥。为了适应学生，你就要调整你的方法，包括你的教学风格。这就很可能使教学不能深入，使之停留在浅层次的幽默、“生动”之类的“小品”一族的层次上；一些女教师则流于表演，大有“节目主持人”倾向。我以为，教育、教学，不适合搞所谓的“竞赛”，公开课可以休矣。教育行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不要再搞名目繁多的公开课，更希望广大同仁不推波助澜。

刘：我也曾自费到许多地方听过一些著名语文教师的公开课，好像也有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我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听出门道？

张：你提到的现象很值得深思。出道不久的青年教师在“做课”时有意无意“作秀”，有可以原谅的成分，但对其教学境界的提升没有好处。这让我重新想起长期以来教学界流行的一个词“做课”，大概意思是指上公开课，大家似乎都习惯了这种叫法，也习惯了这种事。

这个词不知是谁发明的，最新版的《辞海》也查不到，也不知其感情色彩如何。但我总觉得这个词有贬义。试想，那个“做”是什么意思？是“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如做工、做事？还是“制作、制造”，如做文章、做衣服？还是“做作”，有意造作、装模作样？恐怕前两种解释都贴近“做课”的本意，但随着“做课”的变形，第三种解释才最为准确吧！

近几年港台演艺界的一个词“作秀”在内地流行起来，媒体接受并大量使用这个词。大概也是洋泾浜。我觉得，现在许多“做课”的其实是在“作秀”。教师以上课为业，演员、模特以表演为业，天经地义。平时上课就“作秀”，实在太累，偶尔“做课”搞成“作秀”，或可理解？

对一般的有进取心的青年教师而言，或可理解，因为人家需要评价，加上大家毕竟心地善良，愿意把事往好里想。但对已然成名的大腕儿级的著名教师，全国各地招摇布道的，若也有意无意地这般“作课”或“做秀”，与身份总有点不大相宜。

我曾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现场聆听某位极有声誉的语文教师（人家早就成名且成“家”）“布道”并“做课”。看那“戏单”上分明写着讲《反对自由主义》，可一上课，人家向学生宣布，同学们愿意听什么就讲什么。学生交的纸条上就是没有要听《反对自由主义》的。我还以为临时换篇目了，这种事在“做课”时常有，也不必事先通知。我当时甚至天真地以为，还是换了好，《反对自由主义》实在不好讲。可是，人家宣布，“同学们要听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要听《反对自由主义》的，我偏讲《反对自由主义》。”当时感到被愚弄了，可学生呢，不是被当猴子耍了吗？且不说中学语文课在教学内容上有较强的规定性，学生在课堂上的选择度极其有限；也不说面对陌生的学生群体，教师处于“不知彼”的境地难以表现自己的教学风格；更不说此法作为教学技巧的不足取。单说那位“做课”的，你的这种课堂机智表现了自己的何等的人格？其实在中学的课程中，恐怕没有什么学科比语文更能培养学生的人格了，但人格培养是身教重于言教。你心里早就定下讲《反对自由主义》，可偏说愿意听什么就讲什么，一个班几十人，一本教材几十篇课文，你在一堂课怎样满足学生的要求？后来我想，还是自己太天真了，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想满足学生的要求，人家要满足的是自己的要求。应该说，那堂课就是砸锅的课，因为人家在课堂上并没有怎么讲课文，讲的是自己在自己教的班级是怎样教课的，是怎样把语文知识分为多少个知识点，让哪位同学负责什么知识点。后来我又想，名家也是人，咱普通教师应该允许人家名家有也如普通教师“普通”的时候，因为“普通”并非咱普通教师的专利。

可是，我更吃惊的事又发生了，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又怀着比较崇敬的心情现场观摩这位名家的课，他居然还是用同样的方法讲《反对自由主义》。

可是，更令我吃惊的是，南方的几位朋友也有与我惊人相似的遭遇!

于是我想，现在的许多“名”家是否应该先成为“明”家呢？

于是我想，现在的传媒是否应该为我们普通教师的实际想想？

你的感觉没错，青年教师也该用独立的思考去分析“名家”做的课或做的秀，公开课要打假，也必须对“名家”打假。许多“名家”功成名就之后就忘乎所以或其节不保，不乏骗人蒙人的。

刘：有些公开课形式很新颖，教师从一上课就能“抓”住学生的心理，但据我了解，有很多教师为上好一堂公开课，在校内数次试讲，直到对整个教学过程烂熟于胸，方才胸有成竹地参加公开课的比赛或者展示，教学不再是随机应变充满灵性的艺术，而成了简单的克隆、复制、再版。当然多次试讲、认真准备，这种态度是好的，但过多的试讲势必造成教师兴趣、灵感的丧失，课已成为一种模式，不再是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而只是“再现”，看来教师教学也成了熟练工种了。教学究竟是该张扬教师的个性，还是发展学生的个性？对这种上公开课的形式您是如何看的？

张：每次听课，在上课之前总要得到这堂课的教案，有很多写得都特别详细，每个步骤怎么落实，第一步、第二步……一清二楚，但我却又糊涂了，师生是陌生的，即使是自己教的学生，他们对这一堂课的掌握情况教师也不会未卜先知、了若指掌，而教学又教无定法，在课堂上常常需要针对学生情况决定或是临时改变教法，但这一张工工整整的教案却让我感到畏惧了，这种“认真”的准备又哪里考虑过学生？即使考虑了，也不过是主观的考虑，一切想当然，而非学生的实际情况，这和闭门造车又有何区别呢？

刘：好话不说两遍，好课不上两回。说多了、上多了就要腻烦，更何况是在不断重复自己（美其名曰“完善自己”）。课堂是充满灵动性的动态过程，难以事先预测，也不可能什么都准备好。你想，教师面对自己陌生的学生的突发性问题，机智地采取突变性的措施，最后取得突破性的结果，这些富于灵性的东西是能够按图索骥的吗？至于那教案，不过是“案头”的东西、封闭的东西，没有多大价值。教案再好，课不一定好；课不好，教案有什么用？

张：顺便提一下，目前很流行的所谓“说课”，我也很反感，总觉得是瘸子打围——坐着喊。

刘：谈到对公开课进行评价的问题，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回答问题踊跃，往往认为这堂课上得比较成功。但是，语文课需要的是教者营造一种氛围，让学生总体进行感受，过多的问答，有时会割裂了学生的审美体验。如果一个教师能够生动地讲解，广泛地扩展，营造一种气氛，让学生沉浸其中，尽管提问不多，发言不多，但这样的课有什么不好？可评分为什么不高？

张：说到底，关乎对启发式的深层理解的问题。关于启发式的教学原则或方法的问题，远则孔夫子近则毛泽东都有过论述。但这不等于说人人都懂其真正的内涵。在教学中，当课堂气氛沉闷、教师手忙脚乱时，往往抱怨说“我干启，他们就是不发。”这种用语已成约定，并无人疑。近读赖志奎主编的《现代教学论》恰好为以上错误理解找到了“理论”论据：

什么是启发式？“启”者，“开其意”，指引导、开导、诱导之意，主要指教师一方；“发”者，“达其辞”，指学生动眼、动脑、动口、动手。“启发”就是开发人心，使之得以领悟，“式”，即方式。

以上观点错在那里？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和“悱”是学生的主动学习的状态，“启”和“发”是教师的点拨。

另外，许多人以为启发式是一种教学方法，甚至有人以为启发式是单纯的显性的教学方法，因此在公开课上机械地检查学生举手的人次、回答问题的人次。只是忽略了问题本身的适度价值，或过易、或过难，学生或不屑回答或不能回答。其实，启发式绝非是单纯的显性的，它更具有内隐性。比如，一堂课，学生几乎没回答问题，老师也没提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的思维一直处于“愤”“悱”的状态，他的思维、思想一直在受着润物细无声的启发，这难道不是启发式？恐怕比举手率和回答率不差吧。

再则，启发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教学方法，它与什么讲述法、问答法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它应该是高一层次的教学原则。

新世纪需要的主要不是对语文教育的“破”，而是“立”，这也是跨世纪青年语文教师的光荣使命。

作者简介：

张玉新，1963年生于吉林通化。1985年毕业于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1998年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东北师大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生，语文特级教师。发表教育教学文章上百篇，出版《高中语文教育评价》《张玉新讲语文》《在形下之作与形上之思间倘佯》等著作。

[1] 张玉新：《关于语文公开课的对话》，载《中学语文教学》，2001（05）：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