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是以“奠定人的精神根底”为根本,还是以“实际应用”为根本,这是语文教育的本体论。
五四后尤其近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对此的认识一直是,以“实际应用”为本——或者“惟语言应用”,采取精神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人的精神存在,或者先语言应用、后精神,应用第一、精神第二——总之“急用为先”。这在本体论上是倒置的。语文教育本体论的实质恰恰相反,立人的精神为本,先精神、后应用,精神第一、应用第二。“新语文”应把这种倒置的本体论颠倒过来。五四后的中国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建筑在“语言工具论”的“生理学技能”意义上的(顶多触及“思维”),而不是建筑在“语言本体论”的“精神哲学”意义上的;是建筑在为社会输送“人力”的教育观念背景上的,而不是建筑在培养具有完善的自我精神人格的教育观念背景上的。
语言之于人,首先,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是人的精神本体赖以存在的凭依;其次,才是一种语言运用技能。或者说,人一旦脱离语言,精神就没有了存在的处所与凭依,就失去了精神自我。
而人没有了精神,就不再称其为人!“语言”与“精神”与“人”,其实是“合二为一”进而“合三为一”!它们共生共长,“言”人,则“神”生,“神”生,则“人”立;“言”失,则“神”亡,“神”亡,则“人”非,它们本就是一体!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唯一“本质点”就是,人是一种“精神”的生物,而其他生物均无“精神”,因为它们无“语言”。“语言”的成长即“精神”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即“人”“自我”的成长,是一回事。婴儿的“开蒙”是从第一个语词进入心灵开始的,语词的进入,首先是精神的启动、引燃意义,其次才是交际应用意义。
1.人先天地具有接受语言的生理机制。
2.正因这种生理机制,人自母体中出生,就本能地渴盼着语言,期待语言的“种子”播撒到“心田”,从而长出郁郁葱葱的精神意识的“禾苗”,结出沉甸甸的精神意识的“五谷”。
3.语言的“播种”,是人自我精神意识的肇始,是一种觉醒,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精神激**”。因为从此他由“肉体”的“生物人”,一步跃入“精神”的“社会人”。人之为人开始了。所以,是语言使人成为人。
4.语言又是一切人性的根基,一切“人的感觉”,都是基于语言的,是语言支配下的,诸如疼痒酸麻、爱恨情仇等等。语言之于人的精神的意义有多大!学语言,即成人的开始,即精神成长,训练着语言即训练着精神!所以“奠定人的精神根底”,是语文教育的本体论!是无疑的。
可几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盲点”。只浅尝辄止于表层,没有深入到本体论的内核。
这些年,偶尔也有人提“立人”,但这种“立人”,与五四新文化大师如蔡元培们的“立人”起了质的变化:
1.用“思想”来混淆“精神”。他们是立“思想(共性)”之人,不是奠定“精神(自我)”之人。百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界一直没能区别“思想”与“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一直当作一个来使用。而实际区别是,“思想”多是理念的、共性的、他者的,“精神”则是灵性的、个性的、自我的。“精神”是人的最基本的确证,是人性的基点,是人的“充分性”,人有了“精神”就充分证明了人。“思想”是人的“完整性”,是“精神”的高级阶段。但在扭畸的时代中,畅行着扭畸的“共性思想”,往往抹杀压抑着“精神个性”,“精神个性”由此变异、固化、异化。“先学语言再学思想”的教学思路,使主体个性之人在形成“共性思想”的同时,“精神自我”却逐步丢失。
2.用“共性”来抹杀“个性”。它们是共性之人、他者之人、集团之人,不是个性之人、主体之人、独立之人。在这一点上,20世纪40年代之后,我们整体的教育观念比五四大师们全面退步。“新语文”要回到大师们的原点上去。
说语文教育的本体是奠定人的精神,并非陷入玄虚。其实我们仍要扭住语言。简练说,真正高效的语文教育是,向“精神”上着意,从“语言”上着力,必从语言应用“能力”上得益——这是语文教育的真谛!
20世纪30年代,世界哲学界发生了“震动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的转向”,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们深刻证明了“人在世的语言性”和“世界存在的语言性”。这种结论,为“新语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新语文”的提出由此而更增强了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