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是以“奠定人的精神根底”为根本，还是以“实际应用”为根本，这是语文教育的本体论。

五四后尤其近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对此的认识一直是，以“实际应用”为本——或者“惟语言应用”，采取精神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人的精神存在，或者先语言应用、后精神，应用第一、精神第二——总之“急用为先”。这在本体论上是倒置的。语文教育本体论的实质恰恰相反，立人的精神为本，先精神、后应用，精神第一、应用第二。“新语文”应把这种倒置的本体论颠倒过来。五四后的中国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建筑在“语言工具论”的“生理学技能”意义上的（顶多触及“思维”），而不是建筑在“语言本体论”的“精神哲学”意义上的；是建筑在为社会输送“人力”的教育观念背景上的，而不是建筑在培养具有完善的自我精神人格的教育观念背景上的。

语言之于人，首先，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是人的精神本体赖以存在的凭依；其次，才是一种语言运用技能。或者说，人一旦脱离语言，精神就没有了存在的处所与凭依，就失去了精神自我。

而人没有了精神，就不再称其为人！“语言”与“精神”与“人”，其实是“合二为一”进而“合三为一”！它们共生共长，“言”人，则“神”生，“神”生，则“人”立；“言”失，则“神”亡，“神”亡，则“人”非，它们本就是一体！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唯一“本质点”就是，人是一种“精神”的生物，而其他生物均无“精神”，因为它们无“语言”。“语言”的成长即“精神”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即“人”“自我”的成长，是一回事。婴儿的“开蒙”是从第一个语词进入心灵开始的，语词的进入，首先是精神的启动、引燃意义，其次才是交际应用意义。

1.人先天地具有接受语言的生理机制。

2.正因这种生理机制，人自母体中出生，就本能地渴盼着语言，期待语言的“种子”播撒到“心田”，从而长出郁郁葱葱的精神意识的“禾苗”，结出沉甸甸的精神意识的“五谷”。

3.语言的“播种”，是人自我精神意识的肇始，是一种觉醒，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精神激**”。因为从此他由“肉体”的“生物人”，一步跃入“精神”的“社会人”。人之为人开始了。所以，是语言使人成为人。

4.语言又是一切人性的根基，一切“人的感觉”，都是基于语言的，是语言支配下的，诸如疼痒酸麻、爱恨情仇等等。语言之于人的精神的意义有多大！学语言，即成人的开始，即精神成长，训练着语言即训练着精神！所以“奠定人的精神根底”，是语文教育的本体论！是无疑的。

可几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盲点”。只浅尝辄止于表层，没有深入到本体论的内核。

这些年，偶尔也有人提“立人”，但这种“立人”，与五四新文化大师如蔡元培们的“立人”起了质的变化：

1.用“思想”来混淆“精神”。他们是立“思想（共性）”之人，不是奠定“精神（自我）”之人。百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界一直没能区别“思想”与“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一直当作一个来使用。而实际区别是，“思想”多是理念的、共性的、他者的，“精神”则是灵性的、个性的、自我的。“精神”是人的最基本的确证，是人性的基点，是人的“充分性”，人有了“精神”就充分证明了人。“思想”是人的“完整性”，是“精神”的高级阶段。但在扭畸的时代中，畅行着扭畸的“共性思想”，往往抹杀压抑着“精神个性”，“精神个性”由此变异、固化、异化。“先学语言再学思想”的教学思路，使主体个性之人在形成“共性思想”的同时，“精神自我”却逐步丢失。

2.用“共性”来抹杀“个性”。它们是共性之人、他者之人、集团之人，不是个性之人、主体之人、独立之人。在这一点上，20世纪40年代之后，我们整体的教育观念比五四大师们全面退步。“新语文”要回到大师们的原点上去。

说语文教育的本体是奠定人的精神，并非陷入玄虚。其实我们仍要扭住语言。简练说，真正高效的语文教育是，向“精神”上着意，从“语言”上着力，必从语言应用“能力”上得益——这是语文教育的真谛！

20世纪30年代，世界哲学界发生了“震动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的转向”，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们深刻证明了“人在世的语言性”和“世界存在的语言性”。这种结论，为“新语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新语文”的提出由此而更增强了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