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鉴赏和探究(1 / 1)

经过了基础层级和中等层级之后,课堂阅读教学必然向高等层级发展。

一、评价。评价,就是对阅读的内容进行优劣是非的判断,是阅读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体现,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思维形式。对于初中生,我们并不要求其判断必须正确,只要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就可以了。

评价的基础是阅读体验、感悟和揣摩。也就是说,判断必须建立在对课文熟悉的基础上,必须对所判断的事物内部诸因素如因果、时间、空间、条件等进行推理,才能表现一个人的综合阅读能力。评价是体验、感悟和揣摩的外化过程。评价的内容可分为语言运用和观点态度两大类:

1.语言运用。曹日昌先生将判断分为“感知形式的直接判断和抽象形式的间接判断”[1]。据此,我们可以把对语言运用的评价归入直接判断。它的特点是,可以凭视觉感觉到,可以不借助太复杂宽阔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评价“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究竟是用“敲”好还是用“推”好,韩愈认为是“敲”好,朱光潜先生认为“推”好。这是评价。朱先生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2]

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颂的那么妥当。

2.观点态度。这是评价的主要内容。它的特点是,但凭视觉无法全部感觉到,必须借助更加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属于间接判断。课文总要体现作者的思想观点、态度情感。对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发表看法,进行评价。比如《伤仲永》一文中,王安石对方仲永从一个神童变为“泯然众人矣”究竟责任在谁这个问题没有发表意见,教师完全可以在此设问:“方仲永的前后变化责任在谁?”学生会很感兴趣。评价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

二、鉴赏。高瑞卿先生在《阅读学概论》中把阅读分为积累性阅读、理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评价性阅读、创造性阅读和消遣性阅读六种类型。[3]这是一般阅读学的分类。作为语文课堂阅读教学,主要是前三种类型,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鉴赏阅读有其自身的规律。

首先是想象阅读。书面文字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引起读者的想象,而且可以远远超出文本信息的时间和空间,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思维时空。这是语言文字的一大特点,也是文本阅读的意义之所在。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写道:“童仆欢迎,稚子侯门。”我们可以想象,童仆会说些什么,稚子的童音又是多么清亮动人,回**空中。作者并没有写妻子出来迎接,但是我们知道陶渊明和妻子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妻子不可能不出来迎接弃官回家的丈夫。她大概已经站在门口很长时间了。她穿什么样的衣服?脸上流露出怎样的笑容?她见到丈夫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读者都可驰骋想象。读者的想象丰富了作品的含义,具有美学价值。叶圣陶先生在《文艺作品的鉴赏》[4]一文中指出,阅读文艺作品,要驱遣读者的想象力,要想象意境。这话启发我们,想象阅读要创设一个情境,在具体可感的情境中,对作品的理解就显得亲切容易,阅读理解再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

其次是联想阅读。联想是一种心理过程,可以分为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和关系联想。联想阅读的意义在于扩大文本的时空,活跃读者的思维。比如,阅读《病梅馆记》,学生可以联想到现在的教育制度,联想到学校的管理方式;阅读《胡同文化》,可以联想书法文化、山水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等,启发学生从日常的生活中寻到文化的影子。透过这些文化形式,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心理,了解我们民族的性格。

最后是对比阅读。有比较才有鉴别。对比阅读的好处在于扩大了阅读视野,以课本为基点,选取可比性较强的文本来对照、比较。对比的途径可以从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比如,《林黛玉进贾府》中写“宝黛初会”是很精彩的,其他作品中写人物的初次相会也有很精彩的描写。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安娜与伏伦斯基在火车站的初次相会情景:

伏伦斯基跟着列车员登上车厢,在入口处站住了,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伏伦斯基凭他丰富的社交经验,一眼就从这位太太的外表上看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他道歉了一声,正要走进车厢,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她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他转过身去看她,她也向他回过头来。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接着又立刻转向走进来的人群,仿佛在寻找什么人。在这短促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它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5]

在以上情节中,作者对人物的眼睛作了细致的刻画,可谓栩栩如生。同样道理,曹雪芹一定要让林黛玉在贾宝玉的眼睛中出现,也一定要让贾宝玉在林黛玉的眼睛中出现。他们二人都有一种情,正是这种情才导演出了以后的种种铭心刻骨的动人故事。

对比阅读也可以在课内组合进行。比如,同样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他们都认为秦是自取灭亡,但角度不同。贾文侧重在秦不施仁政,攻守形势发生了变化,政策没有随之变化,故导致灭亡。杜文侧重在秦奢侈无度,挥霍浪费,造成民怨。为什么同是写秦亡,会有不同的结论呢?原因在于写作意图不同。贾文目的在于告诫汉文帝要以史为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杜文在于讽谏唐敬宗的大兴土木、游宴无度、不视朝政和求访异人的荒唐行为。可以说两篇文章各有针对性。通过这样的对比阅读,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肯定会有所提高。

以上谈的是鉴赏阅读的三种基本方式,至于鉴赏阅读的内容就更加宽泛了,恕不赘论。

三、探究。新课标中提出探究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两个概念有区别,但作为中学阶段,这种区别有时不明显,都可以算是探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与接受性学习有明显区别,学生由被动变为主动,对学习内容不只是被动接受,而是做比较深入的探索研究。它注重过程,注重实践,培养能力。我们由此得到启发课堂阅读教学中也应该有探究性阅读。

探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类型,不是一种研究类型。同样,探究性阅读是一种阅读类型。课堂上,教师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即使与课堂教学目标不一致也是可以的。教师对这些问题,分门别类,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交流。比如,教学《勾践灭吴》一课,学生可能提出:为什么没写西施?关于西施的记载,最早见于何处?这些问题是学生感兴趣的,教师应该让学生探究一番。发现问题之后,教师不要急于解答,要善于引导学生自己去解决。教师让学生课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查找相关材料,然后在课上交流。有的学生在《庄子》一书中查到了“东施效颦”这个寓言。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作为西施传说的文字记载,《庄子》一书应该是最早的了。有的学生课下查到了《越绝语》和《吴越春秋》,摘录了有关材料:

美人宫,周五百九十四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6]

十二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吴王**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越王曰:“善。乃使相公索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7]

《越绝语》当早于《吴越春秋》。后者为后汉赵晔所作。由此可知,关于西施的记载,最早的是《庄子》。[8]

这个过程就是探究的过程,也就是探究性阅读的过程。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作用是:1.充分利用课本,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2.鼓励学生自行探讨,畅所欲言;3.引导学生课下查找相关资料,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4.提出探究的内容,指导学生解决问题;5.要求学生利用节假日将有关专题写成小论文。

下面以第三册高中课本为例,说说教师在探究性阅读过程中的作用。

高中第三册《语文》课本中选了自《诗经》到宋词共25首古代诗、词,展示了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算作一部“小小中国古代诗歌史”。其中有屈原的《离骚》、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作者经历了人生重大挫折的产物。那么,他们对待人生挫折的态度是一样的吗?有没有发展变化?这些作品实际上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灵历程。从屈原到苏轼,中国古代文人苦苦探求着精神自我解脱的途径,到苏轼才走完了这条漫长艰难的探索之路。

屈原是中国第一个遭遇政治挫折而自杀的文人。屈原一生,忠君报国,心怀美政,内政外交,颇显才干。但是,楚王昏庸,信佞远贤;屈原苦心经营,终遭流放,沉江自杀。屈原反复表心明志,宁死不渝。这种执著的精神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赞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且随时代变迁,时有起伏。先是贾谊、扬雄等人对屈原的自杀表示了惋惜和否定,后有班固对屈原全面否定。唐代,李白、杜甫也曾说过对屈原不敬的话,但随着大唐帝国梦断“安史”,诗人们才真正体会到屈原的痛苦,转而表达对其怀念之情。宋代,政体的危机使文人彻底理解了屈原。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9]叶嘉莹先生说:“(屈原)在用情的态度上固执到极点,那种执著使人感动,使人无可奈何,同时也使人肃然起敬。”“屈原所追求的理想是最高远、最完美的,因此也是最难以达到的,但正是由于人类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人类才有希望。”[10]

陶渊明相对于屈原就显得轻快得多。他没有屈原在官场上的地位高,也就没有屈原的深重遭遇。陶渊明只是不愿意对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少了一分沉重,多了一分潇洒。“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把自己沉醉在山水田园之中,不再有屈原式的哀怨,进入了一种诗化的人生。我们读陶诗发现,他特别喜欢柳、松、菊,并以此**。这说明,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还是一种比喻,而到了陶渊明笔下则成了平衡心灵倾斜的砝码,他会调节自己的精神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人的一大进步。

白居易显得有些“拘泥”。元和十年,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贬官浔阳。帝京的得意与豪华和浔阳的寂寞与荒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乐天来不及自我调整而陷入极度的悲哀之中,以至于“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可能与他还比较年轻有关。读他的《琵琶行》,读者心灵上笼罩了一层阴影,压抑、低沉、惋惜、郁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诗人的自我调节功能发挥作用,但是诗人暂时缺乏这种功能,这就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好在白居易经历了短暂的痛楚之后获得了恢复,他很快将儒、释、道三教糅合,“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并参禅礼佛,借以超脱,为后人提供了借鉴的范式。

苏东坡的横空出世,为仕途上坎壈蹭蹬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心灵上的枷锁,实现了精神上的突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当年他45岁。(李白放出京城时44岁,白居易贬官浔阳时31岁)在黄州期间他非但没有消沉,反而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深刻反省,冥思苦索,和古人对话,与宇宙通气,化万物成圆通,变狭隘为旷达。苏轼的旷达圆通很大程度上来自庄子。他真正把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认为三家不谋而合,相反相用,从而形成了苏轼的人生哲学思想。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写道“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得到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

从屈原到苏轼,展示了中国古代仕途文人的心灵轨迹,是一个不断探索的漫长历程,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通过这样的巡礼,教师引导学生探索了一个重大而又有趣的课题。这样的探究性阅读,单靠学生是不行的,必须有教师的引导启发,关键时候教师不妨多讲一点,以启迪学生心智。

与探究性学习相应的是探究性教学。袁振国先生说:“在英语中,关于学习,经常出现的词汇有两个:learning和study,关于研究也有两个经常出现的词汇study和research。learning侧重于接受性学习,research主要指学术性研究;而study一词从学习的角度说,是带有研究性的学习,从研究的角度说,则是带有学习性的研究。study与学习的内容有关系,但更是一种思想、一种态度、一种方法。我这里说的研究性教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我们可以把知识变成思想,也可以把思想变成知识。这全在于教育者的观念和实践。”[11]可见,探究性学习和探究性教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教师一方面要转变教育理念;一方面要促进学生的提高发展。中学语文教学究竟如何进行探究性教学和探究性学习,是一个新课题,广大语文教师大有用武之地。

“习惯、积累和了解”、“体验、感悟和揣摩”和“评价、鉴赏和探究”三个等级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明确的:“习惯、积累和了解”是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具有奠基作用,教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体验、感悟和揣摩”是完成阅读理解任务的必由之路,不可绕行,必须做得扎扎实实;“评价、鉴赏和探究”侧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必然以前两个方面为基础。三个层级在能力上表现为递增上升的趋势。三个方面包含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理念,越到高年级越显示出渗透、融合的趋势。

作者简介:

程翔,1963年生于山东长清。1982年毕业于山东泰安师范专科学校,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91年获“全国首届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观摩赛”一等奖,1993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4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发表教育教学文章数十篇,出版《语文教改探索集》《语文课堂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播种爱心》《语文人生》《说苑译注》等著作。

[1] 曹日昌:《普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271.

[2] 《高中语文》(第二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6.

[3] 高瑞卿:《阅读学概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41.

[4]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5]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6] 《越绝语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70.

[7] (汉)赵晔:《吴越春秋全译》,张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356.

[8] 《孟子》一书中也有记载,庄孟是同时代人.

[9] 杨金鼎主编:《楚辞评论资料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10] 叶嘉莹:《诗馨篇》(上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38~40.

[11] 袁振国:《教育新理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