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我的学生、学员，是他们最终成就了我。学生、学员让我把做教师当作快乐，当作最惬意的生活，最自然的生命。没有这些可亲可爱的孩子，我怎么能走到今天!

学生是最好的人生镜子。教育的核心是“爱”，教育的民主是对孩子的尊重。这些道理说起来大家都懂，但真正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还是孩子。

1987年我评上特级教师不久，教研室希望我在语文教学研讨会上上一堂课。按课程进度，我上《一个粗瓷大碗》。

这篇课文记叙的是抗日联军政委赵一曼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一切为部队、为战友、为伤病员着想的故事。课一开始上得挺顺，首尾两部分处理得干净利落，学生情绪也挺好。进入教学的难点部分了，我问：“赵一曼手里捧着炊事班长给的这碗高粱米饭，会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孩子们都举起了手。我还是选了副大队长杨晓辉。他是浙江省的故事大王，平时上课说话特别溜,还在电视剧《半块红纱巾》里担任过二号主角。可他站起来只说了半句话——“赵一曼捧着这碗高粱米饭又想吃又不想吃……”我的心“咯噔”一下，赵一曼是共产党员，是抗联政委，是民族英雄，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我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哦？杨晓辉，赵一曼捧着这碗高粱米饭会像我们有的同学捡到东西一样，又想交，又不想交吗？请坐。”杨晓辉张张嘴，想说又没有说，坐下去了。我再问就再也看不见高高举起的小手了。我还没意识到“故障”的严重性，就说：“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请同学们打开书，再读读这几段，读完以后四人组讨论一下。”在同学们读课文的时候，我就下去问学生：“待会儿，你说好不好？”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杨晓辉是尖子，说了半句，就被老师请下去了，谁还敢自找没趣？孩子们想的，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课堂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求知的欲望，参与的热情明显下降。尽管对话在继续，但已经没有了**和情感思维碰撞的火花。不温不火，一直到下课。我脸挂不住了，感到非常窝囊。

怎么啦？是我课堂驾驭的能力不够吗？刚刚在广州上过的《琥珀》《草船借箭》，学生愉悦兴奋，**迭起。是孩子们能力不行吗？就是这班学生，在省教育厅的专家听《吹气球》时表现非常出色；儿童个性化的、生动的语言自然流淌，课堂彩球飞舞，师生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是教材的选择问题吗？同样是这篇课文，在其他班试教时我上得也很精彩……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思考了两个多月。

直到有一天，我在读报纸时看到“时间是最公正的，无论你是国王还是乞丐”这一段话时，突然顿悟!时间如此，饥饿不也如此？饥饿是生理现象，不分卑劣和高尚，只和人的生理状况有关。是我的形而上学在作怪!我希望孩子们一出口就回答：“赵一曼想，我是共产党员，是抗联政委。我们剩下的粮食不多了，我不能吃。要留给伤病员吃……”潜意识里记着特级教师的帽子，生怕出错，所以选择了最优秀的杨晓辉回答，他刚说了半句话我就打断，并且还把孩子的理解引导到道德品行的对比中，更加重了其他学生继续回答的心理负担。课上砸了，活该!

施良方的《学习论》中提出：“学习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没有错误何必学习呢？而我恰恰忘了课堂应当是出错的地方，忘了错误也是一种很可贵的鲜活的教育教学资源。一个优秀的教师不在于他的学生在课堂上的回答有没有错误，而在于怎样应对和引导，帮助孩子认识和纠正错误。失败是我对课堂教学理解的偏差，是我对学生主体的学习活动缺乏足够的尊重，是我的教学民主意识薄弱。那天下午放学，我留住全班问杨晓辉：“那次在上《一个粗瓷大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说赵一曼又想吃，又不想吃？”杨晓辉说：“前面书上不是说抗联战士已经断粮好几个月了吗？他们的肚子多饿啊！赵一曼捧着这碗香喷喷的高粱米饭，闻到那个饭香，肚子咕噜咕噜在叫，多想吃啊!但是她又想粮食不多了，我不能吃，得留给伤员和病号吃。赵一曼就把手中的高粱米饭，倒入了饭桶，盛了半碗野菜粥。”

多么精彩呀!饥饿是人的生理行为，没有政治色彩；而在饥饿面前如何做，各色人等却大相径庭。只要我宽容一点，民主一点，蹲下来耐心听完他的发言，课文前后的意思不就贯穿在一起了吗？伙伴的成功会让课堂继续保持热烈而积极的氛围。唉!一个不经意的反馈，丢失的是孩子们参与学习的热情，多么惨重的损失!

杨晓辉的事情照出我的浅薄。面对孩子们那种无邪纯真的眼睛，我真的应该抛掉所有和教育教学无关的负荷，蹲下来和学生对话。给学生多一点尊重，对学生多一点理解，对差错多一点认同，如果我把差错当作课堂动态生成的重要资源去开发它，课堂就会呈现生命的活力，孩子才会永远保持学习的张力和热情。

特级教师虞大明是我的学员。世纪初他要上《景阳冈》，我给他我在福建上《景阳冈》的资料。讨论的时候，他撇开我的案例，另辟蹊径设计了更好的方案。一起参加讨论的我的学员、特级教师曹晓红、王莺都愣住了，紧张地等待我的反应。说实话，开始一愣，转而兴奋，为他敢于创新、超越师傅的大胆和勇气。尽管他当时的设计只是雏形。我告诉他：“就按你设计的去实施，把它打磨得更精致，更易操作。”大明上的课好评如潮。特级教师杨明明特意在《杭州日报》上写了一篇《虞大明的高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员激活了我超越的意愿。1987年，我在西安召开的全国作文教学研讨会上上了《抓住题眼叙述具体》的作文课。“50加50等于多少”和“烧不破的手帕”两个实验，整堂课使孩子们都处在异常兴奋之中，习作成了孩子们精神的享受，语文成了这样有生命、有吸引力的生活，下课的铃声都被孩子漠视了。那一张张亢奋的笑脸诠释着科学小实验作文的无限生机和活力。此课堂教学设计获《人民教育》等杂志评比的一等奖，拍摄的光盘成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远程教育的教材。“烧不破的手帕”设计也变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浙教版六年级的教材。

改革深入，我开始反思。“50+50等于多少”涉及初中的分子知识。混合时水分子钻到酒精分子空隙里，孩子既不能观察，又难以理解。再说“烧不破的手帕”，需要将酒精点燃。实验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在教师的严格控制下才能进行。不可能人人点燃酒精灯实验。稍有不慎，或将酿成大祸。实验本身的局限，使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成为观众。而小学生写作学习的效果和实验对他们感官刺激的强度、深度有关。听十遍不如看一遍，看十遍不如做一遍。应当将它扬弃。我开始琢磨能让学生做实验主人的新课。我开发了《摔鸡蛋的学问》《我发现……》等新课。课堂给学生留下更为广阔的探究空间，给孩子个性张扬以无限美好的表达天地。使学生不仅发现了探究的快乐、实践的快乐，同时也发现了作文的快乐。

2001年我在天津全国小学作文教学研讨会上上的《摔不破的鸡蛋》，博得一片叫好。掌声、笑声和鲜花包围了我。课堂上你不会看到愁眉苦脸的孩子，不会见到冥思苦想无从下笔的现象。在你眼前闪现的是儿童享受语文的爽朗笑声，是师生享受生活，焕发生命活力的习作课堂。

是他们成就了我。我庆幸在人生低谷时我的选择，庆幸改革开放后我心无旁骛地一路追求，庆幸坚持实践后的反思与反思后的实践跟进。

作者简介：

张化万，1945年生于江苏扬州。1963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校。中学高级教师，1986年评为语文特级教师，享受杭州市政府特殊津贴。发表教育教学文章上百篇，出版《我的语文人生》《现代小学写话与习作教学》《现代小学语文》《小学作文新时空》《双休日快乐读写》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