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时代，是时代成就了我。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你敢钻研国外的，特别是西方教育家们的理论学说？你敢提倡多元价值观、张扬学生的个性？你敢不经过支部的批准去写论文、搞课题？是改革开放，让我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有了再活一次，再加油干一次的冲动和韧性。我感谢“十年浩劫”的磨难。人遇到苦难，战胜了；跌倒失败，站起来了，那么这个苦难和失败就是财富。

1966年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真诚幼稚而狂热地“闹起了革命”。疯狂的十年，我伤害了不少领导和老师，甚至包括我的父亲。1976年我掉入人生的低谷。全局教师普调工资，我是4个缓调工资的一个，离开了教育教学一线，到印刷厂劳动。在孤独中，我炼狱似的痛苦反思，重读自己，想清楚“我是谁，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整整一年，边在工厂劳动，边面壁炼心。反思中，人生目标逐渐清晰：以往诱人的功名离我远去。我只想当一个家长放心、孩子们喜欢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心愿简单了，心态也平和，心境就平静。心无旁骛，专心做事时，我不再在乎领导和他人的目光与脸色，不去计较茶余饭后的指指点点，压抑在心底的那种创造的大胆与冲动，我又找回来了!我慢慢明白，人生是一个炼心的过程。成长需要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精华，做到取舍得当。入世，我要做事立业，但不盯着功名；避世，我要立足脚下，但不拉山头，不争你高我低；出世，我心无旁骛，得失皆自然。

1977年我从印刷厂回到教学第一线。日夜苦战，咬紧牙拼命干，33个学生考上了市重点中学。1979年，天长小学老校长李承龙提出:退出升学竞争，“宁丢三分不丢方针”。要从题海中爬出，从拼消耗的战场撤出，向40分钟要效益，把学习的主动权、课余时间的支配权还给学生。搞好了，是义务；搞砸了，牌子砸了，唾沫都可以淹死人。我当时是年级组长，单凭一个人的脑袋不行。每周2次集体备课和课后反思讨论，集思广益，资源共享。我试着要求学生天天读报、听广播、看电视，每周挤出一节语文课上课外阅读指导。可家长怕学生看闲书、看电视，觉得我不可理喻!现实是考试少一分，想进重点就是几千块!

我每周一个半天在阅览室、图书馆读书、收集资料，两个半天去杭州市教师进修学院读书进修。在骑车上下班的路上，在生炉子炒菜的间隙，都会在脑子里过名师上课的“电影”，在教学实践中消化学到的国内外新理论。一年后我们成功了!升学统考我班语文全区第一，连4位留级生都及格了，其中还有2个成绩在90分以上，34个孩子考入重点中学。我执笔的《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过重负担，提高质量》的总结在杭州市小学语文研究会上交流，获得了好评。我写的《减轻过重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文章在《浙江教育》上发表，第一篇语文教学论文《千方百计调动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刊登在《教学月刊》上。

我心无旁骛，不在乎别人怎么言说，我只在乎学生。本来我就没有打算创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只希望让班级学生成长快乐、精神愉悦、语言习得有效。我不会用我的教育教学实践去证明理论家们片言只语是多么正确，但我会借鉴教育家们的智慧引领我的实践探索。暂时找不到理论支持的，干了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效，我一直做下去，积以时日，说不准也会梳理出几条有价值的东西来。

1982年我开始了小学语文最优化的探索。创设了“谈天说地”课、“玩玩说说”课。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一问一答的单向教学，让学生人人动脑、动口、动手，读读、想想、画画、议议、写写。越是重点内容越让每个学生都动起来，将个体学习、小组讨论、全班评议三种学习形式有机地优化组合，调动多种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发挥小伙伴的优势互补作用，又让老师在关键处作引导。有专家批评我的学生抢答、4人小组讨论像茶馆，浪费时间，但学生觉得“抢答”一点不拘束；小组讨论，不懂的弄明白了。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坚持改进完善,尽量减少浪费。到了合作教育理论介绍到国内，批评没有了。新一轮课程改革实施后，小组讨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时我倒希望和学员们一起认真研究语文课堂小组合作的基础、目标、策略。

心无旁骛，一路前行，反倒写出几百万字教材、专著和论文，前后得到过20多次全国和省市一、二等奖，拍摄的课堂教学录像光盘有好多套，近百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