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学语文教学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这个实验，前没有车，后没有辙，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打铁要靠本身硬，教改能否成功，自己本身的素质是成败的关键。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智者，但我坚信勤能补拙；我也清楚环境对我的发展有所限制，但我更相信，只要有不做误人子弟的庸师的追求，我就会成为一个好教师。那时，自己的工资虽然才50多元钱，平时生活上省吃俭用，但在学习方面却舍得花钱。有一次我花了20多元钱买回一些书来，爱人听说这些书钱差不多是半个月的工资，她啥话没说，揭开米缸盖让我看，米缸里几粒玉米子粒粒可数，当时自己的心里很酸楚。学校没钱订书报，我自己订了四五种教学刊物，发现一篇好文章，我早晨上班就不骑自行车，走着上学校，边走边读，边读边想着自己的教学。20世纪80年代，可供学习的书刊比较少，只要听说谁有一本有关教育教学的书，就是跑几十里路也去借来。为此，感动了一位老师，把他保存的一本凯洛夫的《教育学》送给了我。为了练好课堂上的功夫，我主动邀请校内老师听我的课。我对听课的老师提出一条要求：至少要指出一点教学不足。时间长了，有些老师请也不来，我就提出，如果哪位老师听我的课，并能指出一点教学不足，晚间放学就请他喝酒。因而，我们秀水二中就出现了一句歇后语：听李元昌的课——有酒。后来，“有酒”也请不来了，我就借来一台录音机，将课堂教学过程录下来，课后，自己听自己的讲课录音。以后，外地来听我课的人有时给我录像，我就要求他们给我翻制一盘录像带，有时间我就找一个有放像机、电视机的人家看自己的讲课录像，研究自己的教学。

有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常常被农村教师忽视，那就是农业生产这门学问。陶行知先生曾对农村教师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为了向这个目标冲刺，我在灯下啃了好几本农业大学的教材。这些书从表面上看与语文教学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实际在教学中却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我掌握了一点农业科学、生产技术，不仅当地的村民在生产上遇到问题向我请教，更重要的是我又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那里有无尽的资源可为我利用，使我的语文教学“突出重围”，把学生的语文学习由生活引入到当地的生产领域。学生们也把语文学习同各学科的学习综合起来，同当地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学以致用的能力以及综合各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激活了他们的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感到一个农村教师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教学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我这个人知识底子薄、能力低，但我有一个特点，总是把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同教学联系起来。这样，我随时随地都会受到启发，产生新的想法。比如，农业生产利用杂交技术，培育出杂交品种，实现了高产。由此我想，如果把文科、理科“杂交”，不就会造就出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兼备的优秀人才了吗？有了这样的思考，我就提出了以语文为龙头，与其他学科综合的设想，并进行了实验。那时我教的是语文，然而每当备课时，数学、物理、政治、历史、化学、生物课本都要看，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将语文同这些学科联系起来。虽然有人指责我的教学是“四不像”，但事实却对学生的终身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这样指导学生学习语文，我回答说，我是在用语文教学的方式、过程来育人。有一次，在函授学习的课堂上，文艺理论老师给我们讲作家的创作过程，我听着老师的讲课，突然想到了学生作文的过程。我把学生的作文过程同作家的创作过程进行了比较，产生了灵感，在哲学“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启发下，“放——收——放”作文训练法就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