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1]

近几年来，世纪之交已经成了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现代观念，前瞻情怀，忧患意识，等等，在种种谈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类更加成熟的表现。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同时也研究自身的发展，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思考。在种种思考中，倘能逐步形成一些最基本的共识，无疑将对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里，我就中国史学的回顾和前瞻讲几点概括性的认识。

回顾之一：发展趋势和主要规律。这是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历程及其本质的问题。从史学自身内在本质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自19世纪中叶古代史学在已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转变的途中，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即向“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兴起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并在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成就，显示出在发展方向上的重要地位；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地位的确立及唯物史观的普及是中国史学发展上最伟大的事件，而这种繁盛局面下滋长起来的教条主义倾向却给史学的进步罩上了浓厚的阴影；10年“**”期间，中国史学遭受严重的摧残，是中国史学上最突出的悲剧之一；随着“**”结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国策的确定和实施，中国史学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并为21世纪的新发展准备了比较好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成果基础。

如果我们把这个发展趋势放到20世纪中国历史大背景中去审视的话，就会揭示出这个趋势的必然性及其所包含的主要规律。第一，中国史学从古代转向近代，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由进化论发展到唯物史观，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第二，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根本性变革，从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发展到进化论，从进化论发展到唯物史观，这两次变革从根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反映了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必然性。第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现出较大的波折，然而事实证明它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它总是要向前发展，因为它所遵循的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回顾之二：几点基本估计。这是关于判断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的几个重要问题。对20世纪中国史学做全面的叙述和评论，是短时间内难以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重要方面对它做基本的估计，并使之与发展趋势及主要规律相表里，这对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必大有裨益。第一，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是历史观的进步。从梁启超到顾颉刚，从李大钊到郭沫若，都十分强调这一点来看；从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普及及其影响，从“**”后历史观上的拨乱反正到史学的重振和现在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来看，都雄辩地证明了历史观的进步对于史学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第二，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撰。应当说，20世纪中国史学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在历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胪列出一系列具体成果的名称，并且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当我们全面来衡量这些成就及其对于社会和对于史学自身的意义时，那就不难发现，只有中国通史才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才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其世界意义，才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第三，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即史学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史学自亦关注社会的发展。20世纪中国史学，不论是“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关注社会发展上都有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图强，是中国史学思潮的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中华，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的经验，不应因有教条主义的曲折和10年“**”的浩劫而有所疑虑。第四，20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百年史学，教训不少，最需要深刻记取的教训是：要善于识别打着“历史科学”的旗帜、借用“历史学”的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反学术、反科学、反社会、反进步的骗术。尤其是“**”期间，伪史学横流，真正的史学被压制、被批判，正是这种骗术泛滥成灾的结果，使社会生活、史学发展都遭到严重损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严重教训。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公众都有必要从这个严重的教训中提高辨别能力，增强捍卫史学尊严的意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从客观历史中提炼出来的一个哲理。人们深刻地理解了这个哲理，那么任何教训都会成为人们走向未来、创造新的业绩的精神动力。

怎样估计20世纪中国史学，这是我们如何正确面向21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前提之一，希望有更多的同行来思考这个问题，希望有更多的见解发表出来，为中国史学在新的世纪里的发展准备充分的思想条件。

前瞻之一：唯物史观和史学创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历史领域的创造性研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改变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面貌，他们提出的许多创造性见解和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史学遗产。近20年来，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些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历史著作的问世，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应该充满信心地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创造。为此，史学工作者应进一步消除把唯物史观与教条主义等同起来并进而同史学创新对立起来的误解，还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历史研究领域创新的指针和动力，这将在根本的意义上决定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主流的面貌。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更加辩证地看待与此相联系的各种关系。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是，不应把唯物史观同史学创新对立起来，既不应以唯物史观代替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结论，也不应把唯物史观视为束缚学术创新的羁绊。这里说的唯物史观同史学创新的辩证关系，是否可以概括为这样几条原则性的认识：第一，作为认识历史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唯物史观并没有“过时”，也就是说，还没有一种科学的体系可以取代它的位置。第二，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于历史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但不应以其代替具体的研究结论。第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关键，是把唯物史观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层的，不是对于“原则”的注释或说明，而是真正从研究对象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认识。新时期以来问世的一些出色的历史研究论著，大多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经过努力探索而产生出来的。当然，这方面的成功的经验尚须做深入的总结，新的探索之路也非常宽广，只要我们明确这个努力方向，21世纪的中国史学是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

前瞻之二：人才和学风。任何事业的发展与成功，关键在于人才。前瞻21世纪的中国史学，人才的辈出自是一个关键所在。近2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为各方面人才的成长、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机遇。在历史学界也涌现出一批新秀，他们适逢信息时代和对外开放政策，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人以极大的努力清算教条主义，从而给他们创造了得以发挥自身创造力的学术氛围，因此，他们思想活跃、敏锐，对新事物、新思想十分敏感，富于创造和开拓精神，显示出优于他们师长的特点。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毋庸讳言，在人才问题上，历史学界也面临着两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第一，是10年“**”造成的大面积人才“断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是一二十年就可以完全弥合的，历史学的不少领域后继乏人的现象不仅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一方面影响到学术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人才之新陈代谢的正常秩序。第二，新一代的史学人才因历史条件而赋予他们许多优点和长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理论修养、文献积累以至于博览善择等方面，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古人所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现代社会恐怕已不是一件令人生畏的事情，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认识与治学是需要长期积累的这个基本规律。在这方面，我们似应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和努力加以改进的自觉要求。

有鉴于此，我以为21世纪的史学人才，一方面应具有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优点和特点，一方面又能在综合素养尤其是理论方面、史学遗产方面和优良的史学传统方面的素养不断有所提高。这样的史学人才，是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所必需的。当然，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即21世纪的中国，需要造就而且也能够造就这样的人才，只是我们要多一点这方面的自觉意识罢了。这里，我愿重复我的美好的憧憬：“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富有追求德、才、学、识之优良传统的中国史学，一定会创造出来这样的人才局面。

人才以外，学风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多有讨论，深感这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反映出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这里就不来赘述了。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为了在新的世纪里，给中国史学界营造一个良好的学风，必须大力倡导史学工作者应严肃地对待学术史、科学史，尊重学术史、科学史上的积极成果，尊重当今学人所提出的积极成果，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些成果及其与自身研究所得的关系；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和揭露漠视这些积极成果的种种表现形式。这是创造良好学风的基础，也是中国史学在21世纪里得以健康发展并创造新的辉煌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1] 原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本文是应《求是学刊》的“世纪之交话史学”专栏之约而作。

[2] 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