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郭沫若诞生100周年而作[1]

在中国史学上，有许许多多杰出的史学家。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史学家，郭沫若（1892—1978年）以其漫长的治史生涯追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以其辉煌的成果反映出时代的要求，以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和思想嘉惠士林、贻泽术者，使他成为中国史学上杰出史学家中的一位伟大的代表。全面评价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和地位，是作者力所不及的，即使本文下面所论述的几个问题，恐怕也难以做到比较准确的概括，而只是表明作者在这方面的一点粗浅的认识，借以缅怀这位中国史学上的伟人。

一、引唯物史观之光，照古老史学殿堂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变动时代。这个变动的节奏，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左右明显地加快了。这个变动在史学上的反映，有关于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记载，有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有关于外国史地的撰述，其中贯穿着民族危机、救亡图强的时代感和倡言改良、鼓吹进化的历史观。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这一最初阶段，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而具有了明确的标志。梁启超倡言“史界革命”，提出创立“新史学”的理论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稍后，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的出版及其关于中国通史撰述的思想和结构，也具有这样的意义。但是，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是建立在近代进化论的基础上，它较之于章太炎把革命论引入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已相形见绌；而章太炎的历史理论在某些方面虽已达到了接近阶级论的边缘，但他对历史发展动力的阐释，仍未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在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李大钊在1920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文，192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这在史学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那么，如何引唯物史观之光，来照亮中国古老史学殿堂呢？中国史学上的这一伟大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郭沫若的肩上。

郭沫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初步掌握唯物史观，是在20年代初期。当时，他真诚地认为：是唯物史观把他“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从死的暗影里救出”[2]；因此，他“非常感谢”马克思、列宁。他明确断言：“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3]这是20年代初期，中国纷纷扰扰的思想界中一个追求真理的战士的自白。从这个自白可以看出，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并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个人思想的“转换”，而且认为这是先进的人们借以“解决世局”的正确指针。这个认识，对于郭沫若毕生的史学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20年代后期，郭沫若潜心研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把对于唯物史观的信念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唯物史观之影响和决定着郭沫若史学道路的第一个重大反映，是他在1929年撰成、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来看，此书不啻为作者执行在大革命中壮烈牺牲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遗嘱而作。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来看，它把唯物史观同阐述中国古史结合起来，这又可以看作是作者执行李大钊《史学要论》这一“遗言”而作，即“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4]。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最后一段文字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5]这话，反映了历史形势的特点，也表明了作者在唯物史观和历史学上作为上述“遗嘱”或“遗言”执行人的坚定信念。本书在社会革命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上的重要价值，是当时的其他历史著作不能与之比拟的。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它是作者引唯物史观之光照亮古老史学殿堂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关于古史的认识、叙述与研究，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6]孟子是把《诗》看作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反映。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后论中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司马迁也是把《书》、《诗》作为历史记载来看待的，他据此写出了殷、周的历史。逮至章学诚，乃在总结、发展前人见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的理论性认识。他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7]他编《文史通义》，把《易教》、《书教》、《诗教》、《礼教》诸篇置于卷首，是强调《易》、《书》、《诗》、《礼》在史学上的重要。清末，章太炎进一步指出：“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8]章太炎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上指出了所谓“经”者，原本是史。他的这一认识，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这些认识，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有价值的，它们对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不少启迪。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座巍峨的中国古老史学殿堂，总是时隐时现地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和神圣的气氛，以致使人们的一些真知灼见都为之黯然失色。

郭沫若的历史性贡献，恰恰在于他根据唯物史观的原则，从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入手，揭示中国古代社会面貌所具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品格，从而廓清了中国古老史学殿堂所笼罩的神秘色彩和神圣气氛，还其本来的世俗的面目。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当以此为起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一篇导论，题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在这篇导论中，作者首先阐述了“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法则，即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划分为几个阶段及其变动原因的基本原理。导论的其余几节，如作者所说，是“根据这个缩写，回头来看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9]。作者依次概说了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最近时代”的中国状况，并在最后一节“表式”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达阶段”和“中国社会的革命”，作为导论的结论。这篇撰成于1928年10月的导论，“好象坐起飞机的一样把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展望了一次”[10]。尽管作者后来不断对导论中的许多论点，尤其是关于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论点有所修正，尽管学术界对作者原先的论点以及修正后的论点，存在种种异议，尽管直到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究竟起于何时，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等等。但是，不论哪一种意见，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作者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勾勒出中国历史进程及其阶段之划分的基本方向。这是因为，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来说明中国历史，即便这种说明是“粗糙”的，具有“草创”的性质，但这种说明终归获得了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品格。换言之，这正是作者创造性研究成果所显示出来的唯物史观之真理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不同寻常的贡献，恰在于它的“粗糙”和“草创”。它好像是一件“古朴的艺术品”，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后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反复雕琢，加以改进，但却始终不能取代它的独有的“古朴”的风貌。

现在，让我们回到“六经皆史”和“古史皆经”的话题上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所论述的重点，是在“概览”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诚如作者所说：

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以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不合理。

我们要论中国的历史先要弄明白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那儿开幕。这点如不弄明瞭，简直等于是海中捞月一样了。[11]

从唯物史观的要求来看，这话毫无夸张与过分之处。正如恩格斯在1891年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写的第四版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在六十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因此，他高度评价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科学价值，认为：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12]

重温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就越发认识到郭沫若在本书提出“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哪儿开幕”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导论之后第一、二篇的篇名分别是：《〈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作者通过对《易》、《诗》、《书》这“六经”中的“三经”的研究，得到如下的结论：“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以后。”“这两个变革的痕迹在《诗经》和《书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13]作者在论证这两个“变革”的过程中，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如生产状况、婚姻与家庭形式、财产关系、社会结构、国家组织、意识形态等。这样的论证，也反映在本书的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当中。对于这些具体的论证，亦如上文所说，作者后来也做了不少修正或补充，“逐步地加以清算”，“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14]。然而，本书的历史价值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变。从作者对于《易》、《诗》、《书》的分析，它们的神秘色彩和神圣光环，都被唯物史观之光驱除净尽，它们不过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一些记录罢了。不论是“《六经》皆史”也好，还是“古史皆经”也好，它们所构筑起来的中国古老史学的殿堂，终于被唯物史观的光芒照亮，现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和真正的价值。从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正其本而清其源的艰巨工程，正是这个工程，成了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坦途的里程碑。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以后，引起了史学界、思想界广泛而长久的讨论。其中，颇有一些新材料、新认识、新结论被提了出来，使本书有一些结论受到动摇，甚至有的结论被推翻，但本书所贯穿的基本原理却并不因此而必须做根本的改变。犹如恩格斯在讲到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以后的情形那样：“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15]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他后来出版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著，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命运和价值，大体上也可以做这样的看待和评价。

二、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郭沫若是一位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的史学大师。

郭沫若又是一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并且取得了辉煌成果的史学大师。

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巨河中，郭沫若是一位可以仰追马、班而贻泽后世的史学大师。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和他的历史巨著《史记》，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历史思想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水平。郑樵评价《史记》的历史价值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6]班固撰西汉皇朝史《汉书》，在历史见识上逊于《史记》，而其“十志”之博洽则胜于“八书”。《汉书》的体制，确定了历代封建王朝之“正史”的规模。刘知幾评论它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17]马、班之后，杜佑和郑樵也都是通与博的大史家，《通典》与《通志》的影响，也贯穿于其后许多个世纪。中国史学上的杰出史家，有“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优良传统，“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18]。这些话，马、班、杜、郑，足以当之。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视野短浅、知识狭窄，仅以记事和描述为能事，这是对中国史学的极大的误解。近代史家梁启超在倡导创建“新史学”的过程中，也一度显示出了他的视野的广阔，但他并没有为中国史学留下开创性的历史著作。郭沫若无愧是中国史学上“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这是他在中国史学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两部书，是作者研究先秦学说思想的姊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判。按作者本意，它们应作为一个整体出版，书名就叫作《先秦学说述林》。为着出版上的方便，它们便分别面世了。作者在《十批判书》的后记即题为《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文中，略述了他在40年代中期以前治学的经历。关于撰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动因，作者是这样说的：

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瞭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19]

渊博的史家并不完全出于天赋即本身的学术素养，而往往是不断追求的自觉意识所促成的。如果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影响而作，那么《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便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启发下写出来的。[20]从对于古代社会的客观历史的研究，到对于这一客观历史所产生的并反映着这一客观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不仅表明了作者在研究上的深入，也表明了作者在推进自己的研究上的自觉和勇气。这是一条“人生如登山”的艰苦历程，但却把作者引向了渊博的境界。作者在这篇后记中继续写道：

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21]

郭沫若在这些领域内的“涉猎”和“耕耘”，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中，尤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甲骨文字的研究同古代社会的研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他根据形制、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第四篇中所运用的殷墟卜辞和周代彝铭等资料，在30年代发展为一系列专门著作。从下面的著作年表，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两个领域的辛勤耕耘和取得的丰盛硕果：

《甲骨文字研究》 1931年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1931年

《金文丛考》 1932年

《卜辞通纂》 1933年

《古代铭刻汇考》 1933年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1934年

《金文余释之余》 1934年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1934年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1935年

《殷契粹编》 1937年

为了“要达到另一个高峰”，作者所做的多方面“准备”中的这两个方面的积累和成就，已足以令人惊叹不已！唯其如此，当作者在40年代中期终于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时，他可以自信地认为：“在这里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22]依作者原先的计划，他还想写到古代社会在“艺术形态”上的反映，包括论述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然而，他在1939年出版的《石鼓文研究》，不独论证了秦襄公时期的社会制度，而且通过以石鼓文同《诗经》做比较研究，认为石鼓文“在诗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辞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23]。这些话，是作者在1954年《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中说的；但作者的这个认识，却早已包含在本书初版的《余论》之中。作者还有《屈原研究》。这都是关于文学方面的。作者曾经写过《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一文，所论虽是属后代的事，但其中也涉及古代。[24]事实上，作者已经涉及古代音乐方面的问题了。作者对青铜器花纹、形制的研究，也略略叙述到与古代绘画、雕塑有关的问题。郭沫若没有实现撰述古代社会的“艺术形态”之专书的计划，但他在理论上和具体研究上确已迈出第一步了。

在中国史学上，古代的不必说了，即以近现代史家而论，能够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做出如此全面的、精深的研究者，恐怕没有可以超出郭沫若的了。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已表示出要“告别”他的“古代研究”了，就像“永远告别”使他“不断思念”的、重庆近郊赖家桥一座农家院落里那株陪伴他写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大白果树一样。但是，他只能“告别”了大白果树，而终未能同“古代研究”告别。1952年，他出版了《奴隶制时代》；20年后，他发表了著名论文《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这篇论文后来被作者作为“代序”收在重印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在郭沫若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中国古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造就了这位博大精深的史学大师，而他也给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古史研究遗产。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包括文献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诸多领域的建树，将远远超出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度，而具有长久的和国际的影响。

郭沫若在1956年出版了4卷本《管子集校》，这部130万字的古籍整理、校订之巨制，不仅在现时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继续深入古史研究仍有尚待发掘的价值。郭沫若在本书《叙录》中讲到他做这项工作的深意：

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及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25]

《管子集校》所据《管子》宋、明版本17种，引用校释书目自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以下凡42家，并对王先谦《管子集解》稿本中其高足苏舆、陈毅二人所加案语增补“择尤入录”。《叙录》中所谓“前人”云云，主要是指闻一多、许维遹《管子校释》的研究成果。然《集校》不仅比《校释》增加了3倍，而且在对《管子》书的价值的认识上，也远远超出后者。郭沫若“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当然不是出于显示自己的博雅，而是出于对《管子》书在哲学史和经济学说史方面涉及古史研究的重要；可是从客观上评价此书，它确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位史学大师的博学多识和精深的治学精神。

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对于具体的、个别的人的研究。郭沫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从又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渊博和卓识。他在1947年出版了《历史人物》论集，所论包含《屈原研究》、《论曹植》、《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王安石》、《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岩》，另外3篇《鲁迅与王国维》、《论郁达夫》、《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现已抽出改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郭沫若在1961年出版的《文史论集》，其中也论到几位历史人物，他们是司马迁、曹操、秋瑾、柳亚子。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李白与杜甫》这部专论。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新辑的《史学论集》，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其中论到的历史人物有惠施、武则天、李德裕、王阳明、郑成功、秦良玉、杜国庠；《钓鱼城访古》也改收于此，这是一篇涉及与钓鱼城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文章。如此看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确是郭沫若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气象万千的恢宏的领域。如果说，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是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他的历史人物研究便是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历史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因为人是富于感情的，另一方面，这也同研究者本人有关，因为郭沫若是一位具有卓越的文学天才和诗人的浪漫**的史学家。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序中说：“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但关于历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较用过一些苦功，秦以后的我就不敢夸口了。”“不过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在几篇短篇小说中，我处理过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在几部历史剧中，我处理过聂政与聂嫈、屈原、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等等。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象《万宝常》、《甲申三百年祭》都是。”[26]研究和创作，这是学术和文学艺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在郭沫若这里，它们固然有严格的区别，但却有密切的联系：研究是创作的准备，创作必以研究为基础。所谓文史分途而又不可截然分开，它们在这里获得了一个很高境界的对立统一。正因为如此，郭沫若的小说、剧本中的历史人物，总是富于一种凝重的历史感。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然而，只有当我们把郭沫若研究的历史人物和他在研究的基础上创作的历史人物做综合考察的时候，我们才能窥见这个渊博的史学大师在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方面具有何等广阔的天地，才能认识到他的才华横溢以及理性思考和历史**之结合的真谛。

郭沫若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人民本位”思想，二是现实的启发性。他对王安石和李岩深致“崇敬”与“同情”之心，对他们的悲剧结局及其历史影响总有一种深沉的惋惜、追思，突出地反映了上述两个特点。郭沫若评价历史人物，不受传统观念所拘，宏论迭出，影响之广泛，几乎不亚于他的古代社会研究。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27]；将近40年后，这个“轩然大波”似有重起之势。然而事实证明，这篇著名史论的基本方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59年3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明确提出要替这个“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的历史人物“恢复名誉”[28]。这篇翻案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波及之广，更是超过了前者。事实证明，这篇史论的基本方向，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71年，《李白与杜甫》出版以后，招致不少非议。此书牵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根“敏感神经”即李、杜抑扬之争，其影响决不在牵动中国史学史上一根“敏感神经”即马、班优劣之辨以下。诚然，《李白与杜甫》对李、杜诗歌品格的评价，文学史而尤其是诗歌史研究者还可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见解。从史学的观点来看，《李白与杜甫》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有两点是深有启发性的：第一点，是作者在评论李、杜的诗歌和思想时，十分注意考察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遭际，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唐代仍是一个推重门阀的社会，士庶已有合流的趋势，但不能说士庶的界限尤其是它在观念上的影响已经消失。杜甫的诗作在一个方面反映出了他的浓厚的门阀观念，这是《李白与杜甫》一书极富于历史感的一节。从安史之乱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动中李、杜遭际的不同，来透视李、杜二人交谊的微妙变化，也具有同样的性质。第二点，是作者在评论李、杜的诗歌和思想时，十分注意因传统观念而长期形成的片面性，作者在论证自己的见解时，虽也未必能够完全避免片面性，有的论点似还可以进一步商榷，但他避免片面性的自觉意识与缺乏此种自觉意识的论者相比，在总的见识上终究是不同的。清代史家章学诚有两句名言，叫作“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29]。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及其著作、作品方面，这话是说得极透彻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在总的方向上和主要论断上，同样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关于郭沫若晚年出版的这部著作，我还想提出两点值得重视的地方。一是论史评诗的密切而流畅的结合，二是语言表述的精湛、明快，都堪为文史研究者的楷模。

郭沫若的博大精深、才华横溢，决不限于本文所说的这些，那实在是笔者无力概括得了的；仅从他的古代社会研究和历史人物研究，已足以表明他的博识和才华堪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代大师。

郭沫若博大精深、才华横溢而又坦率真诚，他毕生的史学道路，始终在追求真理，不断在修正错误，务使自己朝着更加符合真理的方向前进；他把自己的成功与失误、顺利与挫折、经验与教训，统统**在读者面前，有人据此误认为他的“失误”以至“错误”太多，殊不知这正是这位大师拥有更多的真诚。

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并把他的第一部古史研究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称作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在后人看来，这种联系或说法似乎并不妥当，但在当时，这是需要何等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学术勇气！郭沫若在史学道路上迈出的这坚实的一步，不仅确定了他毕生的史学方向，而且也使他成为继李大钊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位奠基者。在历史理论方面，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理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理论，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的理论等，同研究、阐述中国历史结合起来。这一方面使中国历史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揭示了它的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具体的理论表述形式。在郭沫若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相继各有重大建树，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3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

郭沫若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治史生涯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上也有突出的贡献。他没有像李大钊和翦伯赞那样，写出类似《史学要论》和《历史哲学教程》的专书，但他的许多论文和序跋中都贯穿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见识。根据我的粗浅认识，他的这些见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关于史家确立正确的历史观之重要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之所以走在他同时代的人的前头，比许多人站得更高，除了客观历史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外，他在主观上也可以说是一位“先知”者了。他自述自己的治史经历，认为通过学习医学而“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他强调说：“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30]这段话说明，近代的科学方法、近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是重要的，但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更重要的，因而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如前文所述，郭沫若把接受唯物史观看作是自己获得觉醒、获得新生的标志，因为他确认唯物史观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这反映出他的“先知”的自觉。郭沫若认为，只有史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说明中国历史，“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才能使所谓“国故”获得新的生命和价值。他针对着20年代“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断然宣称：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31]

为什么不好“轻谈”呢？郭沫若指出：“‘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32]而“辩证唯物论的观念”，就是这“批判”的武器。1920年，李大钊曾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33]，在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他认为：“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郭沫若在20年代至40年代对于中国历史的卓有成就的研究，以及他对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之重要性的见识，把李大钊的认识丰富了，发展了，具体化了。这在中国史学历来重视“史义”（或“史意”）、“史识”的优良传统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在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众说杂陈的局面中，更显示出它的内在力量和时代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史学工作中，一如既往，反复阐述历史研究工作者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他在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的《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一文中，根据列宁的思想而加以发挥说：“我们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34]这就是说，要在历史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认识和理解。应当公正地承认，郭沫若自己的史学活动是始终按照这样的认识实践着的，在他的身教、言教的影响下，一大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不断成长起来。这是他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之自身修养的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

2.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时代使命的认识。中国史学历来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上许多大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幾、杜佑、司马光、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都有不少关于史学功能方面的精辟见解。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有深远影响，他的《史记》被章学诚称为“神以知来”的典范。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性质和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把历史研究同革命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进到现代意义的高度，并从理论上赋予它崭新的含义。关于这一点，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的第一段话就有极明确的表述：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35]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于1929年写下这些话，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深沉和对于“未来社会”的信念。把历史研究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同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的“经世致用”观。它跟传统的史学经世致用有两点根本的不同。第一，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指导的基础上，以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为前提，这就把前人所追寻、探讨的“必然之势”、“必然之理”提高到科学认识的高度。如前所述，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为了证明唯物史观的普遍意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功用理论，从其“草创”的时候起就具有世界的眼光，并不限于本国的范围之内。第二，它是建立在“人民本位”的思想基础之上，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郭沫若在讲到他研究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时说：“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36]这跟历史上的史家讲“经世致用”，主要（不是全部）为总结封建王朝的治乱盛衰提供经验教训迥然不同。他的《历史人物》序对此有明确而详尽的表述。唯其如此，他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当作整风文件看待”，称它“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37]。这话，中肯地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民本位”的社会功能价值。50年代末，郭沫若在一篇题为《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的文章中，再次阐述了“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指出：“在今天，作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来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38]他的这个论点以及在这个论点基础上的许多具体的设想，在今天的史学工作中，仍有指导的意义和参考的价值。

3.关于史料学理论。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的建树，这使他在史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他阐述了“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指出：“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马克思主张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资料，也说明资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这些工作是不可少的，是应该肯定的。但它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初步阶段。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决不能代替历史学。过去，旧的史学工作者停滞在这初步阶段，就认为很够了，说什么整理史料即历史学，这显然是错误的。”“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39]郭沫若在历史文献学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历史研究中对各种类型史料的缜密的辨析和广泛的运用，使他的这些认识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把史料整理等同于历史学，同鄙薄史料工作和考据的重要都是错误的。郭沫若关于史料、考据和历史学之相互关系的理论，对今天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指导的意义。他对于如何广泛地占有史料、整理分析史料和正确运用史料，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有不少论述是结合他的古史研究展开的，因而有更大的说服力。[40]

4.关于对史书撰述重点的认识。郭沫若强调撰写中国通史的重要，认为“一部中国通史，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史”。他指出：“各民族的发展和贡献，它们同汉族的关系等等，都应该好好研究。”他认为专业史、专题史、断代史，都应写出相应的著作。他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实际情况，认为现今的历史著作应加强对于历史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的记述。他认为“劳动人民创造的工艺品，丰富多彩，值得我们注意”，应重视“研究工艺发展的历史”[41]。他对于研究当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也有不少论述。这些认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提出来的。

5.关于史书的形式、内容和断限的认识。50年代末，郭沫若在论到所谓“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时，从理论上阐述了史书编写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他认为，旧时代的史书是一种突出帝王将相的编写方法，无疑是应该抛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但他不赞成简单地“抹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国号、庙号、年号，几千年传下来，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沿用它们，实际上也只是当作一种符号罢了。”若是把这些符号都取消了，只称姓名和公元若干年，“反而有很多不方便”。这是讲形式。关于内容，他强调史书应当写出“历史是发展的”这个大趋势，“我们如果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观点上，看到这一个阶段总比前一个阶段进步，这样就能够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所处的那个阶段上去研究问题，比较容易评定它们的价值”。他还说：“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42]这些认识，都贯穿着辩证的、唯物的思想，对史书的编著有指导的意义。关于史书断限，郭沫若认为，通史和断代史都应当写出有分量的著作。他说断代有两种方法：旧方法是以朝代为段落，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对头，是可以采用的；新方法“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五个时期来划分段落”，写这样的断代史，“当然更不用说了”。[43]这些年来，按“旧方法”写出的断代史已有不少，而由于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的种种分歧，按“新方法”写出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奴隶制社会史、封建社会史等断代史还很少见，这应当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6.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模式的认识。郭沫若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的这一概括，在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的论文中，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模式：“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应该努力去追求。同时他又认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44]多年以来（除“**”期间外）他的这个认识始终是《历史研究》办刊的方针，并对全国的史学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7.关于批判继承史学遗产和发扬优良史学传统的认识。郭沫若在史学上的一系列的创造性贡献，一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二是立足于批判继承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以至于全部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说，没有这两条，就不会有郭沫若的如此恢宏的史学。唯其如此，郭沫若在这方面的理论显得格外丰富和充实。[45]本文只举出两条，以窥他的卓识。一条是，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说：“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46]没有“国学”，当然谈不到“跳出”；有了“国学”而不能“跳出”，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守住“国学”。这就是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再一条是，他在《青铜时代》后记中说：

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错误。但人类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经过曲折纡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因而古代的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汇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47]

这是用说明思想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明对待思想遗产应取的辩证态度。这些理论认识，对今天的历史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仍保持着鲜明的指导意义。郭沫若关于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言论很多，认为“中国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有继承的必要”[48]，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尤其是个实践问题，郭沫若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8.关于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在郭沫若的史学道路上，始终贯穿着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和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写出的华章，反映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断追求真理、反省自己的轨迹。他的鸿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1944年）是这方面的有影响的作品。他的《十批判书》后记（1945年）、《奴隶制时代》后记（1952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1953年）等，都是这种“自我批判”的记录。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和实践，发展了中国史家之重视自我修养的优良传统，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郭沫若关于史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关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外国历史文化之比较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49]

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建设与发展上的贡献，是一个有待做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所论，只是综其梗概、举其大纲而已。

一般说来，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但本文还是要做如下的比喻：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司马迁是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者[50]，郭沫若是现代史学的伟大奠基者。这就是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历史地位。

[1] 原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 郭沫若：《文艺论集》，《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89页。

[3] 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45页。

[4]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5页。

[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6] 《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8] 章太炎：《訄书》第十二《清儒》自注，《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

[9]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10]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页。

[1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5页。

[13]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0页。

[1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1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17页。

[16] 郑樵：《通志》卷首《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17]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

[18]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19]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466页。

[20] 郭沫若在1931年曾翻译《德意志观念体系》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但未发表。见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上海初版《沫若自选集》序所附《民国三年以来我自己的年表》。

[21]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8页。

[22]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7页。

[23]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17页。

[24] 《屈原研究》和《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均收在《历史人物》一书，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05、133～165页。

[25] 郭沫若：《管子集校》（一），《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26] 郭沫若：《历史人物》，《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

[27] 郭沫若：《历史人物》，《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

[28]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4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30]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3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33]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9～365页。

[34]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2页。

[3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36] 郭沫若：《历史人物》，《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

[37] 毛泽东：《致郭沫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242页。参见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8页。毛泽东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38]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39]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3、486页。

[40] 郭沫若对古代文献的辨析，确也存在个别可议之处，他断定《左传》和《周礼》出于刘歆伪造，便是一例。这里是就他在史料学的理论、方法论及其总的成就来评论的。

[41]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478页。

[42]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1～482页。

[43]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8页。

[44]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1、443页。

[45] 参见林甘泉：《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47] 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1页。

[48] 郭沫若：《史学论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0页。

[49] 参见刘茂林：《郭沫若治史的个性特色》，黄烈：《郭沫若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均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50] 田居俭的《郭沫若史学成就举要》一文有相近的说法，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