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彩云之南的风景名胜来，人们会滔滔不绝地讲滇池，讲大观楼，讲石林，讲西山，讲苍山洱海，讲西双版纳，可是，十有九人忽略了滇中北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的狮子山，令人不免有遗珠之憾。

其实，狮子山不仅自然风景绝佳，而且颇富人文价值。我在这里住了两天，仅仅看了三大景区中的一个角落，但已觉得充盈丰满，美不胜收。应该承认，这对一个景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

若论幽邃、僻静，风景宜人，生态环境良好，绝少污染，同时又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很像川西北的黄龙山、九寨沟，也很像湘西的张家界。不同之处，是这里拥有十分丰富的历史积淀、人文景观，而且主要是围绕着一个传说遁人了空门的帝王的行止、出处展开的。这倒又一次为“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狮子山在武定县城西南四公里，号称“西南第一山”，素有“雄奇古秀”之誉。在一百六十六平方公里的风景名胜区内，有四分之三的面积覆盖着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中间盘踞着一个硕大无朋的雄狮般的山峦，更显得气象非凡。

循着石级登上耸人云天的凭虚阁，但见翠海接天，不知何处是岸，一片白墙赭瓦的庞大建筑群，掩映其间。穿行在林海里，两侧有寒流啸壑，溪水潺潺，古树栖云，浓荫盖地。纵使外面溽暑炎蒸，燎肌炙肤，此地依然清爽异常，确是理想的避暑胜地。林间草地上，山花野卉，姹紫嫣红开遍，引逗得蝶舞蜂喧，把一个寂静的山陬，装点得霞拥锦簇，生意盎然。

山中的正续禅寺，始建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其后于元延祐、明永乐、明宣德年间又经过多次扩建、续建，遂使殿宇层层，依山错落，气势雄伟，颇具规模。但在明代中叶以前，对外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文献中也很少记载。后来，由于明初流亡出走的建文帝朱允坟曾在此间避难多年的说法传播开来，遂使狮子山名闻遐迩，以至闹腾得沸沸扬扬，数百年持久不衰。

漫步山中，几乎随处可见据说在这里避难为僧的建文帝的踪迹。一进山门，就看到迎面照壁上绘有“建文逊国”故实的大型壁画。我以为，这不过是近些年随着旅游事业的开发，风景区管理部门特意找人绘制，用以吸引游人的，所以并没有怎么在意；可是，当走到大雄宝殿前，见到那株树龄五百余年、粗可五人合抱、标牌上注明“建文帝手植”的孔雀杉，就觉得非同凡响了。

在天王殿的南侧，还有一处名为“帝王居”的宅院，顾名思义，乃建文帝当年栖迟之地，院内也有他的手植柏。转到后山，在山半腰的林木葱茏处，隐约可见一处朴陋的建筑物，名曰“龙隐庵”，据说这里是明廷搜索期间这位流亡皇帝的临时避难所。

走着走着，陪同人员又引领我看了建文帝亲手栽培的白牡丹、虎头兰和木芍药。对于这些，我可就不肯轻易置信了。现在，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为了招揽游客，人们惯常在一些以古迹著称于世的旅游景点上弄虚作假，牵强附会，以致许多景物弄得不伦不类、非今非古、真假难分。说句心里话，对于这类做法，我是很反感的。

东道主可能察觉到了我的怀疑情绪，他随手打开背包，从里面抽出一本陈旧不堪、已被虫蚀多处的线装古籍，名为《纪我所知录》，作者为罗养儒。里面记载“建文住正续寺亦积有年，乃于寺之佛殿前植木芍药二本”“此花在云南颇少，唯见鹤庆之朝霞寺内有此佳种，建文当日或由迤西移其种而来也”。尽管这也属于故老传闻，但起码是流播久远，而且说得凿凿有据，总还称得上“一家之言”吧，我不能再作无谓的怀疑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藏经楼下的帝王宫。有丹墀、品级阶、九龙口，完全按帝宫形制设置。宫内有塑像三尊，大小与真人相等。中间为建文帝，身披袈裟，双手合十；左右各塑一太监和老臣。藏经楼两侧有配殿，里面供奉着相传随建文帝出亡的护驾臣僚的牌位。

从一本名为《建文从亡十一先生记》的旧籍中得知，这座建筑物落成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建文帝的塑像为同时作品。宫门抱柱上雕着两条夭矫的蟠龙，一条向上升腾，一条俯身下降，各臻其妙，栩栩如生。关于它们的寓意，当场我听到了两种解释：一种说法，两条龙分别隐喻抢班夺权、位登九五的朱橡与逊位出走、遁迹空门的朱允坟；另一种说法，象征着建文帝由天子沦为庶人的起伏经历。

二

帝王宫外的廊柱上嵌有三副长联，都是充满诗情、理趣、禅机的史家上乘之作。

其一曰：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寥寥四十二字，概括了明初朱元璋、朱棣、朱允坟祖孙、叔侄三代君王的行藏、史迹与传说。

上联说的是祖父和孙儿。所谓“僧为帝”，是指朱元璋。他家世贫苦，十七岁，在故乡投皇觉寺为僧，手持木鱼、瓦钵游方化缘，过了三年“乞丐”生涯，又回到寺里。此时，皇觉寺已遭火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濠州郭子兴起义军，以骁勇机智为子兴所器重。朱元璋善于用兵，战功卓著。经过十几年的征伐，一步步扩充实力，剪除群雄，略地南北，扑灭元朝，于公元1368年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明。

为了巩固皇权，保持朱家天下的万世一系，朱元璋可说是“机关算尽”，煞费苦心。他既担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员对他不服，更害怕一同起事的文臣武将怀有二心。于是，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连续颁布申戒群臣的《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志戒录》，篡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数百余事，遍赐群臣，使知所鉴戒。

这充分说明，他对臣下一直是心存戒虑，防范甚严的。他不光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先后兴起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起大狱，株连文武臣僚被诛杀者近四万人。大案而外，一些开国功臣也被相继剪除，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绝大多数都不得善终。

与此相对应，是建立了皇室分封制度，分封诸皇子在各地称王。目的在于依靠朱氏子孙辅翼王室，以确保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这一手，恰恰为日后的皇室争权，埋伏下了隐患。

明初，封建诸王分内外两线，有的分封在内线，如太原的晋王、西安的秦王、青州的齐王、开封的周王等；还有九个藩王分封到边塞前沿，主要是防止境外的事变，其中以燕王朱棣势力为最强大。允许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交给他们一支护卫军和指挥当地驻军的权力，以监视和控制各地的异姓臣僚。兵力多者达万余人，有的甚至“带甲八万，战车六千”。燕王、秦王、晋王都曾屡次带兵出征，节制沿边诸将，威权日重。

洪武九年（1376年），训导叶居升曾直言进谏，说：当前，朝廷赋予诸侯王的权力过大，要警惕出现下强上弱，尾大不掉的局面。现在就应早做措置；否则，等出现离心倾向时再去减地削权，便会引起诸王的怨恨与反抗，像汉朝的七国、西晋的八王那样，或据险自守与朝廷抗衡，或率兵人京制造叛乱，到那时就无法控制了。不要认为，这些人都是皇子，不会干出这种事来。七国诸侯王于汉景帝皆为至亲，不是照样兴兵作乱吗？由此可见，分封制弊端甚多，希望皇上及早采取救治的措施。

应该说，这一建议是非常富有远见的，而且提得正是时候。可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朱元璋，听了之后却愤怒异常，认为叶居升心怀叵测，有意挑拨关系、制造混乱。大嚷大叫，一定要把他杀死。最后，叶居升终于被击死狱中，此后，就再也无人敢于进谏分封诸王之事了。

三

明太祖有子二十六人。太子朱标温文尔雅，赋性仁厚。朱元璋觉得他有些柔弱，有意识地让他处理一些复杂事务。这样，就更明显地看出，父子两人为政之道，差异甚大。老皇帝主张以猛治国，通过严刑酷法来威慑官民；而太子却主张仁政爱民，认为杀人越少越好。

一次，他向太祖进谏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没有作声，第二天，父子俩在东阁外闲步，朱元璋故意把一条带刺的手杖扔在道上，叫朱标把它捡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害怕手杖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先给你削光了，再交给你，岂不更好。”

眼看着“手杖”上的刺削得差不多了，不料，太子朱标竟一病不起。这时，太祖已经六十四岁了。究竟传位给谁，一时竟没有了主意。他认为四子朱棣沉雄、果断，颇有父风，有心立为太子，但群臣中多持异议。理由是，朱棣前面还有两个兄长，弃兄立弟，于礼不通。其实，更大的障碍还是，朱棣本系庶出，其生母是高丽国进贡给太祖的一个妃子。按照正统观念，人继皇位的必须是皇后所生的嫡子。

既然皇子中没有办法安排，事出无奈，只好把太子朱标的儿子、十六岁的朱允坟册立为皇太孙。朱元璋也料到了诸叔王未必服气，便特意编写一部《永鉴录》，教育诸王安分守己，顾全大局；又颁布了《皇明祖训》，把皇帝与诸藩王、臣下所应恪守与不该做的事，规定得一清二楚，还提出，皇亲中如果发现谋逆之事，格杀勿论。

但是，这一切终究是纸上文章，一旦他撒手红尘，任何约束力也就化为乌有了。诸叔王凭借手中的雄厚实力，言多不敬，行辄越法，根本不把这个年轻、文弱的小皇帝放在眼里。特别是燕王朱棣，从青年时代起，即跟随父亲驰驱疆场，战功卓著，成为诸王中的实力派、佼佼者，对于朱允坟的帝位造成了严重威胁。

早在太祖册立皇太孙那天，诸王都按时侍立两侧，唯独燕王朱棣姗姗来迟，到了之后，又重重地拍打着皇太孙说：“我这个侄儿真是幸运啊！”受到了太祖的严厉斥责。朱允坟即皇帝位，群臣人宫朝贺，朱棣竟无视礼法，从皇帝专用御道上殿，而且不叩不拜。

监察御史曾凤韶以“大不敬”罪弹劾燕王，建文帝却说，都是亲人，不必追究了。户部侍郎卓敬密奏建文帝说，燕王才智过人，酷似先帝。而北平向为强悍民族聚居之地，金、元两朝都从北平发迹。应速将燕王改封到南昌，以绝后患。建文帝还是不以为然，说，燕王与我乃亲生骨肉，何至于此！

但是，形势毕竟是异常严峻的。面对诸叔王特别是燕王声威日烈、步步进逼的局面，建文帝也日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燕王返回北平后，建文帝即派都督耿瓛掌管北平都司业务，又安排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都是为了监视燕王府的动静。当事态进一步发展后，他便接受齐泰、黄子澄等谋士的意见，颁布了削夺诸藩的诏令。于是，燕王朱棣借口奸臣跋扈，朝廷孤立，社稷危亡，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为由，人京“靖难”。从而爆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争夺皇位的内战，史称“靖难之役”。

朱棣攻占南京，登了帝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明史》记载：“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而成书早于《明史》八十多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记为：建文帝从地道出逃，一些随从人员从水关出城。鉴于多人聚集多有不便，只留三人在建文帝身边。他们乘船经吴江、京口，过六合，而后陆行，取道襄阳，最后到了滇南，又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人祥符，侨居西粤，经常往来于云贵之间。

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燕兵攻破南京金川门后，建文帝束手无策，想蹈火而亡。这时，翰林院编修程济从奉先殿后取出一个铁条箍紧的匣子，说：“太祖生前嘱咐：太孙日后临大难时，可打开此匣，以找出解救办法。”建文帝忙叫人打开，只见匣子里装的全是和尚的用品，有剃度用的工具，还有两副袈裟、两副度牒。建文帝悲叹道：这是运数已尽啊！于是，抓紧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乘夜逃出聚宝门。整个亡命过程中，建文帝始终都是以僧人身份出现的。联语中说的“帝亦为僧”，本此。

乃祖僧为帝，阿孙帝作僧。这倒不是朱家与佛门有特殊的夙缘，更非一场简单的历史性游戏，其间存在着制度方面的深层的原因。那位以撰写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闻名于世的清代诗人孙髯翁，在《再游狮子山吊建文帝》一诗中，有“滁阳一旅兴王易，建业千官继统难”之句，说的是朱元璋创业有方而交班无术，凭吊兴亡，寄慨遥深。

清代大诗人、史学家赵翼则从更深层次上进行剖析，在《金川门》一诗中有句云“乃留弱干制强枝，召乱本由洪武起”“岂知衅即起萧墙，臂小何能使巨指”。明确地指出，肇祸的根源乃在朱元璋身上，正是分封诸王制度造成了干弱枝强、指大于臂，最后，祸起萧墙，无法收拾。

联语中“正觉依然皇觉旧”，分别讲了孙儿与祖父出家的场所。建文帝避难滇中，在正续寺为僧，“正觉”是对正续寺的隐括。联语作者拉出它来与明太祖早年出家的皇觉寺相提并论，一个庙貌“依然”，一个已经“破旧”，看来也不是闲笔，里面似乎隐喻着褒贬的意味，反映出一定的倾向性。

四

“寓褒贬，别善恶”，在下联就更加明显了。下联是扯出叔侄来加以评断。燕王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取了皇位，因此，联语中“叔负侄”云云，容易理解。那么，“侄不负叔”又当作何解释呢？我以为，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根据：

燕王朱棣起兵后，曾多次遭遇危险的处境。建文三年三月的一天，在保定的夹河，燕王的军队再次败在大将盛庸手下，黄昏时节，走投无路的朱棣率领十几名骑兵竟误人盛庸的营地，被朝廷的军队团团围住，如果此时断然加以解决，那么，所谓“靖难之役”也就灯吹火灭了；但是，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前去抓捕和伤害燕王，这是因为建文帝事先向部队作过交代，双方交战，不可伤害燕王，以免背上杀害叔父的恶名。结果，燕王得以安然脱险。此其一。

其二，当燕王的“靖难”军攻人京师时，建文帝尽管逃身在外，也还是有一定的抵抗实力的。其时，江南一带基本上还是他的天下，辽东仍控制在朝廷手中，孙岳、铁铉、梅殷等几个心腹重臣分别据守凤阳、山东、淮上，旦夕间即可开赴京师，举兵勤王。民间有个说法，建文帝为了解除内战中黎民之苦而甘愿逊位于叔父。这当然是臆测之说。但是，二百四十二年后，南明福王就曾称之为“让皇帝”，并正式追谥建文帝为惠宗，其后，清乾隆帝又追谥为惠帝，也似乎为此种说法提供了一个佐证。

“四十载衣钵相传”，讲的是祖孙递嬗，太祖在位三十一年，建文帝在位四年，“四十载”是取其概数。这是从时间上纵论；而“八千里芒鞋徒步”，则是从空间上展开。“八千里路云和月”，形容建文帝的亡命生涯，征程迢递，远哉遥遥。

从史书记载中得知，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最先是由明成祖朱棣一锤定音的。他在登基之后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是这样写的：“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焚。”后来，官修明史便据此作了记载。在朱棣看来，若是建文帝真的死于宫中大火，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不仅可以减轻他继承大统时制度上的约束和舆论上的压力，而且，也消除了前朝复辟的后顾之忧。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只要这个皇侄还活在世上，就无异于悄然竖起一面神圣的旗帜，在他的皇帝宝座旁埋下一颗威力强大的定时炸弹，对他的皇权统治随时都会构成威胁。

为了遮人耳目，进一步坐实建文帝已死这件事，他又编演了一场“綴朝三日，遣官致祭”的把戏。但这显然又引起了更多的人疑窦丛生，因为要“致祭”，就总得有建文帝的陵寝，要有御制的碑铭。可是，这些全都没有。明末崇祯年间，曾有人上疏请将建文帝人祀，崇祯就说：“建文无陵，从何处祭？”

实际上，朱棣本人也并不相信建文帝已经死去。为了寻觅这个皇侄的踪迹，他处心积虑几十年，寝不安眠，食不甘味。他在永乐三年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之一就是在域外查探建文帝的下落。《明史》上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

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部长）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察仙人张三丰为名，遍行天下州郡乡邑，暗察建文帝藏身之地，前后两段在外奔波了十五年。为了同样的目的，成祖曾多次命礼部榜示天下，申明僧侣、道人“俾守清规，违者必诛”；还以对照度牒的办法，对出家人严加巡查。

《明史胡濙（ying2）传》载，永乐二十一年，胡濙还朝，紧急谒见皇帝，当时成祖已经就寝，听说胡濙到了，赶忙穿上衣服，召他人内。胡濙就把访察建文帝的情况做了报告，直到漏下四鼓才出来。究竟是什么内容，君臣竟谈了这么长时间？史书上没有明说。只是交代了这个情节：此前，传言建文帝蹈海去，现在才解除了疑虑。

我们可以据此推想：是不是掌握了建文帝已经死去的信息？或者，虽然建文帝尚在人世，但已寄迹佛禅，无心俗务，或因健康状况不佳，总之，对朝廷已不再构成威胁了。否则，朱棣何以“至是疑始释”呢？一年后，朱棣即病死于北伐途中。

在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朱棣无时无刻不被这个侄子的疑踪搅扰着，说来也是堪笑又堪悲的。

五

至于建文帝究竟逃亡到了哪里，至今史学界也没有定论，可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在近不在远”。上海学者徐作生先生通过多年实地勘查，并研究大量文献资料，认定建文帝一直藏身于苏州吴县的穹窿山皇驾庵，其庇护人竟是曾辅佐朱棣得天下的和尚道衍（即姚广孝），有皇驾庵的碑刻资料为证；并考证，穹窿山拈花寺后半山坡上的当地人所称的“皇坟”，即建文帝的陵墓。有的则坚持“流落滇黔说”，认为武定狮子山即定居地之一。

我在武定访问期间，为了揭开这个历史上的疑团，或者说，要为“流落滇黔说”多找到一些史证，曾走访了当地的史志办、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可惜所获甚微。其中较有价值的，是清初《武定府志》的记载：“帝（建文）乃先人蜀，未几，人滇。虽往来广西、贵州诸寺，止于狮子山正续寺者数十年。”清乾隆时檀萃著《武定凤氏本末》一书，也有“让帝遁荒至滇，黔国公送之凤氏所”的记述。但即使这些资料，也都是事隔二三百年之后的往事钩沉了。

资料缺乏，载记寥寥，这原是容易理解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过去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要湮没无闻。何况，有明一代，以至清初，很多时间它都被当作一个异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过，就我闻见所及，痛骂建文帝的还没有，这对这位倒霉的流亡皇帝来说，也算是够幸运的了。

我从史书及方志中抄录了一些传说是建文帝遁迹禅林后的诗篇。其中有这样一首七律：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金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当是初人空门时所作。尽管诗的文学价值不高，但确是一种真情的流泻。

那天，我漫步在狮子山的林间小径上，目注隐现在“云标”中的寺庙，默诵着建文帝的述怀之作，觉得他虽然已经侧身缁流，但对于往日的凤辇龙袍、早朝陛见，仍然流露出丝丝缕缕的眷恋，未能完全释然于怀。

后来，这位流亡皇帝经过南北东西的流离颠沛，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折磨过去，世事从头数来，虽然未能如太上之忘情，脑子里有时仍然浮现着朝元阁、长乐宫的影子，但一切一切毕竟已经是梦幻、泡影了。这种情怀，充分反映在他的晚期的诗作中：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忽忽几十年过去了，松风吹白了鬓发，山溪涤**着尘襟。“绝顶楼台人倦后，满堂袍笏戏阑时。”旧梦如烟，岂堪回首；风光不再，漏尽灯残。漫步山野间，这位白头老衲不禁慨然低吟：

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

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

这里与其说杂有某些颓唐之气，毋宁说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之后的一种智慧与超拔，是经过大起大落的一种高扬的澄静。

后人也许正是根据这番诗意，撰写了一副对联刻在“建文祠阁”的廊柱上：

沧桑变太奇，可怜一瓶一钵一袈裟，忽忽把君王老了，直到那华发盈头，面目全非，听夜静钟声，皇觉始归正觉；

黄粱梦已醒，回忆走东走西走南北，处处都荆棘丛生，何如这昙云满地，庄严自在，看潭澄月影，帝心默认禅心。

六

由于建文帝的下落是个极为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永乐年间被视为一个禁区。当时，本来知情者大有人在，但是，正如后代诗人写到的，“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刀光血影中，人人都不寒而栗，噤若霜蝉。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朝廷注意力由内向外的转移，诛杀较少，禁网渐疏，加上朱棣的后代已不再担心流亡皇帝会复辟，于是，士大夫中开始有人议论建文帝轶事；到了第十一代皇帝武宗临朝之后，甚至有人上疏请求为建文帝追加庙号、谥号。据《明实录》载，万历二年十月，神宗皇帝御临文华殿，曾与辅臣张居正谈论起建文帝的下落问题。说明此事已正式开禁。

正是在这个前后，记载建文帝行止的书也陆续出现。传闻明成化年间，浙江松阳县人王诏闲游吴中治平寺，听到寺内转轮藏上有窸窣声，遂上去查看，原来是几只老鼠在啃一本旧书，翻开一看，里面载有随建文帝出亡的二十几位旧臣的轶事。王诏怜其孤忠，在每人事迹之前各加数句赞语，题名为《忠贤奇秘录》，刊行于世。

到了万历年间，又传出署名史仲彬的《致身录》，记载了建文帝南京出走后亡命西南的经过。其他还有《建文朝野汇编》《罪惟录》等多种。其中，集大成者为刊行于顺治十五年的《明史纪事本末》，以专门一章系统记述了建文帝出亡过程和流落西南各地的行迹。因为作者谷应泰是清初官员，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史学家，而且这部书又是以正史面目出现的，所以，传播甚广，影响颇大。

但是，到了康熙十二年冬反清事件“朱三太子案”出现后，人们又开始讳言其事。清初，流传明崇祯帝第三子尚在民间，一些人即以“朱三太子”为号召，举兵反清。京师有个叫杨起隆的人，诈称他就是“朱三太子”，组织旗下奴仆、佃户，密谋起事。因事机漏泄，为清廷镇压，杨起隆逃匿。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四十年（1701年），先后又在陕西和江浙，发现诈称与拥立“朱三太子”者，闹得假假真真，使清廷大伤脑筋。这在当时是绝对忌讳的。因为如果有明室的嫡裔子孙在，就可以系故臣遗民之望，可以为反抗新朝者资为号召。所以清廷一经发现。便断为伪冒，而格杀勿论。议论建文帝之事，颇有借古喻今之嫌，因此，人们都避开这一话题；有的甚至进而直接指斥“建文出亡说”之谬妄，以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

康熙十八年（1679年）诏修明史，自然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王鸿绪在《明史稿》及《史例议》中，大放厥词以谄媚时君，明史馆修撰之臣也希旨迎合，认定建文帝焚死宫内，绝无逃匿之可能，都与此有直接关系。

到了乾隆末叶，明亡已逾百年，所谓“朱三太子”被获处死也过去了六十多年，朝廷已不再担心明室嫡裔复辟的事，于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诏改明史本纪，把“建文焚死”改为“棣（永乐帝）遣中使出后（马皇后）尸于火，诡言帝尸”。这样，文士们才又旧话重提。乾嘉之际的赵翼在《金门川怀古》诗中，有“一领袈裟宵出窦，九江纨绮夜翻城”“从亡芒履千山险，骈戮欧刀十族空”之句，坐定了建文帝出亡之事，并敢于议论明成祖残酷杀戮建文遗臣的暴政，即是明证。

七

联语中“狮山更比燕山高”一语，寓意十分丰富而深刻。它涉及建文帝与永乐帝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作者认定建文帝匿迹武定狮子山，所以，这里以“狮山”借代建文，而“燕山”则指的是永乐。

这种句法原是从唐宋诗人那里学来的。唐人罗隐评价光武帝与严子陵，有“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的诗句。范仲淹则把东汉开国功臣拉出来和严子陵对比，结论是：“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这些诗句，都是通过对严子陵那种不慕名利、淡泊自甘的风范的颂扬，体现出浓重的士大夫自命清高、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思想感情。联语中揄扬退位隐居的建文，而贬抑攘权窃位的永乐，与此有一定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隐逸的传统。几千年前的《易经》上就讲，“肥（飞）遁，无不利”“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特别是庄子，系统地宣扬了隐逸思想。他最先阐发了对后世发生极大影响的“身外之物”论。他说，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托，寄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可是，人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寄去则不乐”。因此，他感喟地说：“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庄子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热衷权势者的画像：权到手了战战兢兢，权势丢了痛哭流涕；睡了做噩梦，醒着不安宁。磨墨墨磨，弄权权弄。究竟是人在当官，还是官在磨人？这种隐逸思想文化的确立，正是泥涂轩冕、归钓江湖的严子陵被历代文人捧得那么高的社会思想背景，也是关于建文帝的这副联语的意蕴所在。

由于这副联语是悬置于正续禅寺的，因此，它对于是非、高下的判定，必然考虑到佛禅的“红尘觉悟”。佛家认为，功名富贵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偶遇，用终极关怀的眼光看，并不具备真正价值和实际意义。建文帝王冠落地，遁人空门，由大起大落而大彻大悟，在佛家看来，当然要比不择手段地追逐权位的永乐帝高超百倍。

如果不从庄、禅的角度，而是就史论史，专从事件本身来考究，联语中的结论也可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据明史记载，朱允坟继位之后颇有一番作为，深得人心。他“天资仁厚”“亲贤好学”，对祖父的诛戮功臣、雄猜忌刻，一直持有异议；亲政之后有意识地调整那种君主集权政治，注重发挥臣下作用，提高文臣地位；同时诏行宽刑薄赋，举遗贤，兴教化，重农桑，赈饥民。这一系列的兴革措置，为长期生活在高压、紧张的政治环境里的官民，提供了一种宽松、温煦的气氛，一时道化融洽，万民称治。不期这位颇得人心的青年皇帝，只维持了四年统治，就横遭惨败，饮恨终生，自然引起了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同情与怀念。

明乎此，就容易理解：当朱棣挥师进入南京后，为什么朝中诸臣拒不降燕，战死及自杀者那么多，仅弃官逃走的就有四百六十多人。许多人无视酷刑峻法，甘冒斧钺之诛，抗命不屈，死得极为惨烈。史称，“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所表现的气节，简直比改朝换代、异姓称王还要厉害。

对此，明代诗人朱鹭借凭吊死难遗臣方孝孺做了真实的描述：

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岂忍忘！

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而对于朱棣，在明清两代文人中则多有微词。人们当会记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一位儒士之口，说：“本朝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帝，就弄坏了。”不仅朱棣本人，就连受他器重、辅佐他“靖难”夺位的僧道衍（姚广孝）也遭到了时人的非议与厌弃。

据《明史》和《逃虚子集》记载，由于道衍助“桀”为虐，滥杀无辜，在他贵登高位之后，回到家乡吴县去拜望姐姐，姐姐却闭门不纳。访问老朋友王宾，王宾也不肯相见，只是站得远远地，连声说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亲人、朋友的鄙视和冷漠，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此后便不再参政，潜心遁迹佛门。

传说，在他的晚年还曾保护过逃匿在外的建文帝。但明朝的后世君臣对他仍无好感。嘉靖年间，明世宗以“姚广孝系释氏之徒，恐不足尊敬祖宗”为由，将他的牌位从太庙中搬出。

说句公道话，无论如何，永乐帝在历史上还算得一位英主。他继承太祖的基业，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坚持“怀柔远人”的方针，力求与周邻国家和睦相处，避免战祸，进而成功地建立了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的名字将与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修纂《永乐大典》的丰功盛烈同其千古。而且，我们评议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既不应感情用事，也不能囿于封建伦理。无论叔侄哪个做了皇帝，应该说，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掌权，代表反动统治者利益的。

八

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永乐朝的弊政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教训。成祖之失，一是晚年一意北征，劳师耗饷，招致边境不宁；一是信用宦官，为政苛猛。永乐帝为侦察臣民的行动，除加强原有的锦衣卫外，又设置东厂，交由宦官掌管，秘密侦察朝内外官员动静，阁臣一切活动，都由宦官秘密陈报；甚至派遣宦官赴外地监军，以防范驻防军将专权。

但是，最大的最不能令人原谅的过失，还是夺位之后，对建文遗臣和所有的逆命之士，大开杀戒，滥用酷刑，从开国元勋、硕儒、宿将，到诸司官吏、州县衙役，一直到平民百姓，凡有牵连，就要满门抄斩，甚至诛灭九族，转相攀染，村里为墟，直杀得朝野震怖，四海惊心，因而不免要受到后世的强烈谴责。

据史料记载，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文奎在靖难之役中失踪；次子文圭当时仅仅两岁，但朱棣也不放过，告诉太监将他幽闭起来，只许喂饭，不许教他说话，让他成为会喘气的废物。结果，监禁了五十五年，出狱时果真成了白痴。建文帝的三个弟弟，有两个死于凤阳的牢狱，另一个由朱棣授意他人纵火，被烧死在家中。

朱棣在夺取皇位之后，有案可查的共杀戮了一万四千多人，而且，手段也非常残忍。胡闰被剥皮；铁铉被油炸；景清不仅本人被敲牙、割舌、剥皮，九族也诛灭无遗，连同村的人都全遭屠戮，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瓜蔓抄”。以文章、理学名世，人称“正学先生”的方孝孺，由于不肯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并号啕大哭，掷笔痛骂，先被削掉下颏、割断舌头，后又千刀万剐，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处死八百七十三人。

罪人的妻女则被发付到教坊去做妓女。一般的娼妓是静候嫖客，而她们按照永乐定法，需要不断“转营”，每个兵营里都要住上几天，以便为尽可能多的男性所糟蹋。生出孩子来，被称为“小龟子”和“**贱材儿”，更要遭受非人的待遇。对前朝逆命之臣及其遗属，竟施以如此残酷、如此残暴的惩罚，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持续十几年的血腥屠杀，不仅斫丧了国家元气，而且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剧烈的创伤，以至清初有人总结明亡教训时，把这作为一个缘由。他们认为，由于朱棣残杀无度，毁坏了正气刚风，造成后来许多臣子只知明哲保身，顺时听命，持禄固宠，再也无心顾念社稷了。

离开武定狮子山，已经三个月了。每当记起有关建文帝的种种传说和后人对明初这场惨烈的流血斗争的评判，我总觉得，西哲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耐心等待被虐待者获救的福音。”确是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