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理

1.管理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社会要发展，人类要生存，就要获得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人类社会产生的初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利用手中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很难战胜如大象之类的猛兽动物，要想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实现社会发展和稳定生活的目标，依靠个人的力量已无法达到目的。于是人们就联合起来，与自然展开坚决的斗争。通过协作、分工与统一指挥，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这就是人类社会管理的开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管理由来已久，人们对其含义的认识也历经变化。在我国古代，“管”原为竹筒之意，后指锁钥，如《周礼》云：“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再后又引申为对人、财、物的制约和执掌。“理”作“治”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指出：“理，治玉也”，专指对玉的雕刻和打磨，后来又沿用到人身上。在英文中，“管理”为manage，源于意大利文maneggiare，意指训练或处理马匹，后来其应用范围逐渐扩大。[1]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协作劳动的规模、范围越来越大，管理活动日益发展，各种朴素的管理思想也随之诞生。在工业文明之前，中外都有迄今看来非常宏大的工程。在国外有古埃及的金字塔，其中最大的一座由230万块石头组成，每块平均重达2.5吨，最重的达15吨。当时的统治者动用10万人，花了20年时间才建成。中国有秦时始建的万里长城、隋朝开挖的大运河等。所有这些巨大的工程都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劳动，因而也体现着管理的发展。另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体现科学管理思想的例子。如唐朝刘晏的漕运改革也颇有创举。他实行有偿劳动，并将漕运分为几段，按各段水情招聘船工，使用船只，并将大米由散装改为袋装，既方便搬运，又便于失事后打捞。这项改革使当时南方大米运进京都——西安的时间由原来的八九个月缩短到40天左右。又如“一举而三役济”，说的是宋朝当朝宰相丁谓受命重建被焚的宫殿，采取了挖街取土烧砖，引水于沟用于船运，完工后用废旧砖土填沟以恢复原街道，可谓“一举多得”。[2]

综上所述，管理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一种特有现象，它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直接依赖于管理。马克思认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3]“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指挥、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4]管理是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的需要，它是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管理的作用就越大。如果社会生活中没有了管理，社会的秩序就会大乱。人们追求的美好与幸福就会破灭。可见，管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2.管理是人类文化的价值反映

人类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年代。所谓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政治宗教、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人们普遍认可的见解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文化的人，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人存在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离开了文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5]文化是人类超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它自发地影响人的生存活动。根据文化所涉及的范畴与特性，人们将文化大致分为四类，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制度文化。从文化体现的类型看，管理也是一种文化。

管理的文化特性反映在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以及管理主客体的主体间性关系上。人是文化的人，管理是人与人之间施加影响，并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特性就是文化价值在主体间的折射与反映。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在文化价值、思维方式、行为习俗、态度与观念上都存在差异，而促使主体间文化的高度统一，则是管理最强有力的功能。通过管理获得共同的价值观与行为习惯，通过管理达到统一态度与世界观，通过管理提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综合实力，通过管理弘扬民族文化，增强人民的幸福感。这些都是管理文化的价值反映。在传统与现代管理的文化历史中，管理也同样显现了文化价值。中国古代儒家的“仁民爱物”、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严法律民”的管理思想，以及民间俗语“三思而后行”的行为判断，都是管理文化的价值反映。在西方，现代管理者更是强调管理的文化功能。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其管理受所在国家传统的影响，如“美国的竞争对手的传统，欧洲大陆的重商主义传统，日本的家族传统，英国的俱乐部传统等”。[6]

管理本质的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者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方式中都必须进行的劳动。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当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就越大”。[7]马克思所说的“指挥劳动”反映了管理活动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反映了管理活动的社会属性，而管理文化中的协调则起到了调节双重属性的作用。

3.管理是人类生存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人的实践是为了人的生存，人的生存也是为了人能更好地进行实践。人类对生存的理解并不完全定位在已有的存在物上，人通过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造就一个属于自己且更赋予其生存意义的属人世界。实践具有感性、对象性和目的性的特征。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它具有直接现实的品格，它是人真实的、可靠的感知觉过程，它与思辨和假设具有本质的区别；实践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它是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最基本的特征，人通过活动的对象意识自己、确认自己、展现自己；实践又是人有目的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目的性把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实践的目的性决定人实践活动的方式与方法，体现了人自由自觉的超越本性。

从实践生存的角度探讨管理实践，管理具有如下特性：[9]

（1）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类实践生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理性，人的生存实践只会处于低能的动物性阶段，没有非理性，人的实践也不可能真实地展现生命特质，正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才真正生成了人的本质。理性是实践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超越自我，追求价值，探索生命意义，改善生存境遇的一种自由与自觉。非理性是人通过自身的活动展示生命的存在与价值，体现生命欲望与冲动，表现生命感性、流变，及其有限特性的多样性生命本质。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要摆脱困境，回避冲突，整合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必须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寻找均衡，保持张力，实现管理决策的优化。

（2）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转化。对象性和非对象性的转化，是人类实践生存活动得以可能的最基本条件。没有对象性活动，人就无法确认自己，没有非对象性活动，人就难以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对象性强化了人对自然，以及其他客体的改造，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较高的境地，使主体赋予生命力量，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提供前提。非对象性则相反，它使主体转化为客体，或形成主体间关系，使人的生存活动受制于对象的客观规律，促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从而更充分自由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在管理实践中，对象性与非对象性之间是相互逆转的，管理者改变管理对象，管理对象也改变管理者。当管理过程中对象性与非对象性发生转化时，管理就达到了真善美结合的理想境界。

（3）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融合。主体性是人的生命活动及其表现形式中所体现的自我认识、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是人实践生存的能动反映。主体间性是对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重新认识，是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更准确、更具价值的关系性定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通融与共识。主体间性是对主体性的扬弃与超越，是主体性合理的、适度的发挥与发展，它强调主体在尊重人性的前提下实施生命价值的弘扬。在生存实践中，任何个体都处在由他人共同构成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类主体的共生、共在与自由发展是主体间性的价值追求。管理是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相互融合的社会实践活动。管理生命的心灵慰藉，为我们展示了主体需求的生命内涵；管理人生价值的提升，更需要主体间的生命观照。

二、教育管理

1.教育管理的界定

管理与教育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管理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活动涉及企业、商业、医学、卫生、公共事务等诸多方面。管理是将理性认识付诸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是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在现代社会中，各组织机构及其管理都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其部门与行业间都会相互学习与借鉴。管理是大类活动，是教育管理的上位概念。教育管理则是管理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是对教育进行管理或管理教育的专业化活动，是教育活动和管理活动交叉与结合的活动。美国学者D.E.奥洛斯基在其所著的《今日教育管理》一书中把教育管理视为管理科学加教育。

教育管理是以管理问题为活动对象，以管理学、教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为基础，运用定性、定量，以及其他相关方法，通过对教育管理有关问题的研究，发现教育管理规律，形成教育管理理论并指导教育管理实践的一种管理。[10]教育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1]广义的教育管理是指包括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教育管理在内的对所有教育活动的管理，通常以英文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和school management交叉指称；狭义的教育管理则专指教育行政管理，即国家、政府教育部门对教育事业的介入、干预、控制、协调、指导和服务等职能活动，通常以英文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对应。

2.教育管理发展的趋势

随着管理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教育管理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从思想观念、组织形态、管理体制，以及管理方法与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宏观背景下，教育管理的发展已出现新的趋势。

（1）学科研究的多元化。教育管理学科的研究既受管理科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教育科学的影响。随着管理科学和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教育管理学科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在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上，多元哲学思潮的影响较大。如文化哲学、过程哲学、生命哲学，以及生态文化等的切入，引起了管理理论的新变化。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教育管理研究，在其学科体系、组织设置，以及管理方法与手段上都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另外，教育管理是一个多层次类型的系统，它要求各层次各类型教育系统必须有相适应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为其服务，未来教育管理的研究也将体现出不同的特色。

（2）组织形态的整合化。传统的教育管理比较重视组织各部门的内部优化，而往往忽略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与优化。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管理自身的特点要求教育管理既要重视各部门自身的优化，更要重视各部门组合的整体优化。在组织形态的设计上，由于受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云计算的影响，组织对信息的处理层次减少。因此，现代教育管理组织的设计多以扁平为主，强调组织整体的优化与整合，减少中间环节不必要的缓冲，提高中心组织决策的应变速率。

（3）管理体制的均权化。在管理体制的设计上，受知识理性和非理性管理思想的影响，对于体制中的权力问题，必须分清集权与分权的优劣。如果体制完全实施集权，管理就会失去应有的活力。如果体制实施分权，管理就会一盘散沙，而不会出现权力中心。所谓均权化是既要考虑集权的优越性，又要考虑分权的优越性，做到扬集权与分权之长，避集权与分权之短。使权力的运作符合知识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思想。

（4）管理主体的间性化。传统教育管理在研究管理对象上，要么倾向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领导，要么只注重对下属的管理，管理的领导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或辩证的双主体关系。这是受主客二元论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现代教育管理，受主体间性哲学的影响，颠覆了主客二元论的思想，对管理中的人赋予了全新的理念。在管理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是主体，而且主体之间是主体间性关系。这一关系强调管理中主体之间必须是合作、对话、理解、共创、共生、共展、共荣的双赢关系。

（5）管理手段的人性化。现代教育管理受多元管理思想与思潮的影响，其管理手段与方法更多地倾向于人性化管理，即向善的管理。未来的教育管理是科学管理、人本主义管理与文化管理的融合[12]。科学管理是求真的管理，它揭示了管理的自然属性；人本主义管理是求善的管理，它揭示了管理的社会属性；文化管理则是求美的管理，它揭示了管理的双重属性。教育管理的发展大有行政管理科学化，制度管理人性化，组织管理文化化的趋势。在管理手段上，能真正体现真、善、美融合的管理，其核心一定是人性化的。

三、小学教育管理

1.小学教育管理的界定

小学教育管理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对小学教育事业，以及学校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广义的小学教育管理，既包括小学教育行政管理，同时也包括小学教育的内部管理，即学校管理。狭义的小学教育管理，主要指学校管理。即管理者通过组织协调和优化内部教育机构与人员，充分发挥教育人力、财力、物力、时间、空间和信息的作用，利用教育内部各种有利条件，高效率地实现教育管理目标的活动过程。小学教育管理具有特指范围，它相对于高等教育管理，而从属于普通教育管理，是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小学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其管理也越发具有专业性。

小学教育管理的本质在于实践。根据管理法则，教育管理是一种追求效能的活动，其实质是追求效率、效益和效果。这种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在实践中通过激励等手段，达到追求组织和个人价值的目的，从而促进教育组织中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发展。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13]管理学科如此，小学教育管理更是如此。因为，小学教育管理是一门交叉性、应用性的实用性学科，它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智慧，充满人文与科学相结合的价值关怀，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的。离开了实践，一切都是空谈。

小学教育管理在实施中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教育同外部环境的关系。在小学教育管理活动中，教育所涉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被称为外部环境，这些环境因素对管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管理者要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化解或回避不利因素，使管理获得最佳效益；二是教育内部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小学教育管理的微观方面，教育内部也存在着质量、效益、秩序以及人际关系等问题。如教育智慧生发、教育理论总结、教育模式的创新、教师专业的发展，以及教书育人目标的实现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教育管理者，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回答。在实践中，小学教育管理效能的提高，其首要的问题就是协调、处理、优化教育管理的内外部环境，使外部环境为内部优化服务，使内部环境为争取外部环境的优化奠定基础。只有这样，教育管理的目标达到的效率就高。

2.小学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

小学教育管理是基础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的效能如何直接影响国家基础教育发展，也关系到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成败。要想提高小学教育管理的效能，充分发挥教育管理的作用。管理者就要充分认识和了解管理的价值取向问题。因为管理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最终影响管理目标的实现。从学理上讲，价值既涉及哲学问题，又涉及哲学之外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识问题。价值是管理主体对管理对象所做出的“是否有用”的一种判断，它是主观的心理因素与观念，但其却影响管理的效能。在小学教育管理中有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即科学管理、人本管理与文化管理。[14]

科学管理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泰罗制就是其典型代表。“泰罗制的产生是以规范实验为起步的，它把熟练工人的操作用摄像机拍摄下来，然后用慢镜头逐步放出来，把多余的动作剪掉再接辑起来，由此形成标准的动作”[15]，进而形成一整套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泰罗的科学管强调对管理对象的分解，并力求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推导制定规范的操作规程，然后通过实验进行修正。科学管理对转变过去的经验式管理、放任式管理，以及强调个人权威的独裁式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本主义管理源于西方的行为科学，它把管理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之上，把调动人的积极性当成管理的根本。其理论认为，管理只有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在管理的具体措施上，一是强调人的内在价值，把激励人的行为作为管理的最高目标。其代表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二是注重组织的人际关系，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当成组织的又一目标。其观点认为，在组织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能消除人际间的心理障碍，减少行为挫折，而且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其主要代表有卢因的“团体力学”理论，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三是讲究领导艺术。其理论认为，领导方式对员工的影响极大，不同的领导方式将产生不同的生产效果。其主要代表有坦南鲍姆和施密特的“领导方式连续统一体”理论，利克特的“支持关系”理论。人本主义管理认为，科学管理只强调生产的硬性管理，缺乏对人的情感管理，忽视了人的因素。

文化管理是指管理者站在组织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管理对象和自身，从而建立一套以东方文化为核心的系统管理模式。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论有三个方面。首先，认为组织是一种文化体，是社会文化的最基本单位，文化功能是它最基本的功能。在管理中，通过对组织文化的发掘或创建，使全体员工形成共同的文化理念。其次，认为组织是“文化人”建构的精神家园，管理者理应使人的精神回归到社会纯朴的文化之中，使人的精神能体现社会、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价值。最后，认为组织是一个相对独立、统一和稳定的文化体，它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将以不变应万变的风格体现管理的哲学意蕴。

科学管理的实质在于揭示教育管理的客观规律，人本主义管理强调人的核心作用，而文化管理的根本则是将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统一在文化信仰的追求上，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小学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整合的，片面强调某一种管理理论，单纯追求某一种管理模式都是不可取的。

[1] 李保强：《学校管理学》，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王绪君：《管理学基础》，3页，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 蓝德曼：《哲学人类学》，260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6] 陈孝彬、高洪源：《教育管理学》，2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赵复查：《走向实践生存——教育变革的人学路径》，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5）。

[10] 黄葳：《教育管理学——概念与原理》，12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1] 杨天平：《教育管理学基本范畴论》，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

[12] 赵复查：《科学、人本、文化——现代学校管理的必然融合》，载《教育导刊》，1999（7）。

[13] 张东娇等：《教育管理学》，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4] 赵复查：《科学、人本、文化——现代学校管理的必然融合》，载《教育导刊》，1999（7）。

[15] 张庆范、王龙章：《管理在东西方文化间的走势》，载《企业文化》，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