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探讨马克思的《大纲》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之间在概念上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可以通过那些黑格尔讨论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的著作得到揭示。黑格尔与马克思两人的著作中对概念运动的揭示取决于概念化的否定的、令人不满的特性（恶的无限性）与肯定的、令人满意的概念化（善的无限性），其中恶的无限性总是把外部障碍当作偶然碰到的东西，而善的无限性则发现那些表面上的外部障碍不过是其自身展开的内部因素。总而言之，像对待黑格尔一样，若想获得一种对于马克思的丰富的和包罗广泛的见解，那么这种见解必然是反思性的和总体性的，决不能仅仅停留在预言性的和外在的解释上。

《大纲》和《逻辑学》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所具有的那种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样能够明显地证明，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所有理论上都具有某种十分近似的关系。如果集中地考察《大纲》中对黑格尔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概念的新的用法，我们就能发现它提供了异化的概念基础，而异化概念又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存在”有联系，从而在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概念上的关联。

马克思在《大纲》中对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的讨论的展开表明了一种与黑格尔的理论上的联系。在《大纲》以及别的地方，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在许多地方使用了富于争议的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的逻辑以发展共时性体系，这种做法是值得探讨的。[2]不仅如此，马克思和黑格尔两个人的“无限”概念取决于他们对善与恶的解释，即善包括克服障碍而达到自由发展，而恶则意味着界限的无止境的出现，从而使得那些价值判断的语言无法与事实陈述的语言分离开来。

本论文将循着以上的思路展开论述。一开始将借助于《逻辑学》中的形式特征来讨论黑格尔的处于善与恶的形式之中的无限概念，然后分析其在《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中的发展。在讨论了黑格尔对善的无限性与恶的无限性的理解以及它们在概念性理解中的地位之后，我们将会发现，马克思在《大纲》中的整个值得讨论的策略其实是对黑格尔对善的无限性与恶的无限性的理解的一种回应。最后，《大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那种连续性也将得到解释。

一、黑格尔的善的无限性与恶的无限性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之难读人尽皆知。然而一条有争议的线索却指出，在这本著作中正是无限概念作为一个整体而展开自身。在第二章的结尾处，无限概念被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同时这显示出贯穿于整部著作中的那种转变。在《逻辑学》中对无限的讨论出自前面所提到的对存在本质的考察所产生的那个有争议的困境。存在乃是《逻辑学》中的实有在概念上的优先性的证明。但是这个存在却非常空洞，并且由此引起了“无”的范畴，并且在“存在（有）”与“无”之间的这种不稳定的来回摇摆又顺势引出了在定在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概念性解释。无论如何，规定都意味着界限、限制以及突破此障碍的强烈愿望。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将有限物当作某种与无限物完全不同的东西乃是一个错误。“与有限物对立的，和有的规定性、实在的领域对立的，是无限物、无规定的虚空、有限物的彼岸，实有是一个被规定的东西，而无限物的自在之有，却并不在它的实有那里。”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无限性既不是与有限性截然对立，也不是超越于有限性之上，毋宁说它乃是包含有限物在其自身的无限之中的一种方式，并且是概念的整体性关联中的一种概念性联系方式。黑格尔通过将真正的无限物比作一个圆的方式来表明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在圆中一系列规定性概念一个连着一个，与此相反，恶的、不真实的无限物是由直线来表现的，这直线永远前进，并且总是要越过在该直线上最后出现的那些点。“返回到自身的真的无限，其形象是一个圆，它是一条达到了自身的线，是封闭的，完全现在的，没有起点和终点。”

黑格尔的无限概念所包含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含义是，他的《逻辑学》的主体并非是超越于有限的人类的什么超人的“无限物”。对黑格尔来说，无限物并非与有限物对立，一个无限的主体没有超出有限之外的力量来推动人类的历史或概念的发展。《逻辑学》不是在讲述某种超人的、抽象的思想如何为世界创生出它自己的逻辑环境的故事，而是对人类思想的一般范畴的检验，而实在只有通过思想才能被概念化。《逻辑学》中范畴的发展取决于范畴发展的成果，而范畴乃是通过丰富其自身并且与自身所包含的东西打交道来解释其自身的。

最后，黑格尔主张，那种对实在所进行的完满而自足的范畴解说必须使用那些能对概念解释的自身性质作出解释的范畴，在黑格尔看来，这些解说是由概念的范畴产生出来的。概念的具体表现即自我，人的动力的源泉，自由思想。但是对黑格尔而言，对实在的完整的解释必须包括一些范畴，这些范畴要能够解释自我所拥有的无限的概念力量的自由是如何成为所有实在的基础的。因此，理念的诸范畴成为了发展性范畴思维的善的无限性的证明，正是在这种思维中，思想自身的自由发展涉及所有范畴。生命理念使得实在能够以自我再生产的方式发展，在其中，生命有机体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之间以能够让这些物种持存的方式相互联系。然而，物种生命进展中个体的死亡正凸显出这种存在方式的缺陷；个别和普遍之间的鸿沟是极其明显的。目的论范畴是重要的，因为黑格尔认识到那种外在目的论所包含的缺陷：在这种目的论中，目的和手段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他使用了一个无限目的论的概念，来表达善的无限性的那种循环，在这种无限中，目的与方法是内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发展过程的。这个无限目的论导致了绝对理念，这在黑格尔看来并非是那种总是居先的绝对的超越，而是一个范畴，该范畴将实有理解为能使那些在性质上无限地自我联系的概念相互更替的范畴系列。绝对理念乃是绝对的，因为它是自身反映的和包罗万象的，并且将自身解释成包括一切其他范畴的唯一范畴。在它外面没有任何东西，它是它自身的界限；它并不把差异当作是某种不可知的外部障碍，而将其当作对自身本质的一系列不同的表达。

黑格尔的有限物与无限物本质上内在关联的概念决定了他的体系是一个整体，但这个体系并不把思想理解为抽象的东西，而是理解为强有力的主体，正像泰勒和迈克尔·罗森所指出的，是创造性的主体，是黑格尔式的自然和有限物的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并非是某个现成的主体外化的结果，而是那些积极地从经验中获取意义的范畴和概念所进行的并非想象的探索。

自然界和人的生活的世界绝非是思想从无中产生出来的，但却和范畴自身的发展有关，假如那些范畴确实是无限的和包罗万象的话。因为这个原因，《逻辑学》的一般范畴包含并要求对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进行黑格尔所许诺的更为具体的研究。《逻辑学》的诸范畴既使用在那些意味着主体性和客体性方式的自然界和人的世界，并因此也使用在黑格尔展开了其内容的那些具体的研究工作上面。事实上，在黑格尔那里，具体的东西更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假如没有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的世界，假如没有这个人类在其中发展他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并从而使得逻辑得以可能的现实世界，实有也将无从被人知晓。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重要的内在联系对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有两个重要的提示作用。这一方面意味着黑格尔的重要的范畴概念即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宣告了他的其他的具体研究著作，并且马克思的《大纲》紧随着《逻辑学》对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的发展，将引出黑格尔的其他著作。因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效用和利用的讨论恰好举例说明了一个无止境的和坏的无限过程，这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对货币的讨论。同样，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需要和自由的讨论一方面与无限物和资本的永不满足的扩张相类似，另一方面也与在共产主义下社会劳动的无限的自我中介性质相类似。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研究了使意识能够对实在做出哲学解释的条件。它的终点正是绝对知识的立场，在那里，意识知道精神把真理看作它的意识对象的全体。对黑格尔来说，这个绝对的立场是通过引出善的无限性概念的方式被描述的。“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就像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自我意识的绝对存在于有限与无限的绝对中介中。

有限和无限的会合点在《精神现象学》中承认的辩证法的意义之后。在对意识形式的表达上，《精神现象学》的大部分是共时性的，意识要求能认识真理，在这本书中，黑格尔紧紧地跟随着各种意识形式的不满足，而这种不满足又引出了更加丰富的意识形式。在对主人与奴隶之间斗争的详细描述中所包含的承认的辩证法则清楚地表明，意识和它的要求必然是社会的。单个的个体意识不可能知道自身；它的确定性和有限性只能在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的互相承认和被主人—奴隶关系所设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才具有意义。在对主人和奴隶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中，黑格尔明确地认识到主人与奴隶的斗争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但在《精神现象学》中，他又概念地解释了这种承认的斗争，从而揭示出人类经验的社会的和进步的方面。当承认的斗争揭示出个别的、有限的精神是自我中介的时候，主人—奴隶关系正在精神之间设置障碍；如果有限的精神把它们自身看作是无限的自我关系的话，就必须克服这些精神。

此后，黑格尔又审视了一系列人类交往的历史方式，比如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在苦恼的意识中，从有限的、具体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既是被肯定的同时也是被否定的。在涉及那些已经疏远的时代，比如中世纪以后的欧洲以及体现在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和经验的中断的时候，黑格尔正是以某些方式来看待这种疏远，而这些方式正预示了马克思集中研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法。他根据那种表现了恶的无限性之不协调的概念世界来表达异化。比如，在近代早期，国家权力和财富被看作是这个时期那些专制国家的最重要的方面，而人类的全部努力都被纳入到了一个无限的活动序列中，这些活动实际上彼此说明，并从而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批判以戒备这件事情的虚无性。又比如，在对启蒙的真理的讨论中，黑格尔把启蒙思想的纯粹洞见的驱动力确定在效用上，确定在了效用和利用的概念上，正是这两个概念设定了“自在存在的……先后更替”。效用和利用的概念因此将有限的对象和富于洞见的判断的无限的过程联系在了一起，然而这些对象只有在一个无休止的解释过程中才能被重新发现，而这个解释过程对思想所具备的无限性质毫无反思。“并且认为这种关于有限事物亦即关于真实东西的知识是最高的知识。”

《逻辑学》所具有的思想特点的逻辑，比如说设立了善和恶的无限进展的过程，同样地指示着《法哲学》。当黑格尔逗留在他于《历史哲学讲演录》所表达的历史发展中的时候，和我们对马克思的《大纲》进行讨论一样，对《法哲学》的讨论也同时出现了，在这些讨论中并不把那些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和最简单的范畴看作是自足的。他们力图创造那些更加综合性的和自洽的范畴。《法哲学》中最为基本的概念是意志概念，人们总把它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最简单的自由概念通常被认为是无限的，是和它自身概念相对应的逻辑范畴。意志对任何特殊确定性的无限抽象的能力正好证明了意志的纯粹自由。但这种意志的无限的潜能是抽象的，并且只能引起那种具有无穷欲望的坏的无限性，在这种欲望中，意志的形式永远处于特殊的内容之外。

《法哲学》中那些讨论的辩证动力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自我的无限的自我确定的权力并不与某个表达了这种无限性的具体的社会世界重合。在黑格尔看来，最终的答案在于那由家庭生活、一系列市民社会的“私人”活动以及国家的所有政治法律所组成的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世界的发展。任何忽视了围绕着社会和政治观点的立场在黑格尔看来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他认为意志的普遍性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具体方式有所表达。比如说，财产和契约的制度只有从它们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时候，才是可行的，而这又正好解释了它们在逻辑上的出现。马克思在他的《大纲》中表现出他非常了解黑格尔在财产关系方面的逻辑体系。

二、马克思，概念的发展和无限

从1953年马克思的《大纲》被发现起，这部著作就由于其明显地乞灵于黑格尔及黑格尔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分析方式而显得十分著名。关于这个问题比较著名的讨论可以参考尤西达（Uchida）所著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尤西达十分正确地发现了《大纲》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依赖。然而他的工作由于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整个工作方式的认识不足而遭遇到了困难，黑格尔和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概念解释的工作的。尤西达的主要结论是，《大纲》关于货币和资本的许多章节都模仿了《逻辑学》中关于存在和本质的那些章节。这个解释十分地简洁明了，但就其本身而言却有失偏颇，尤其是对这两部著作中的整体的和一般的辩证形式而言更是如此。

无限概念在善与恶中的变换有助于解释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发展的动力。正像对于黑格尔而言，有限存在物的恶的无限，或者说功利主义、功利计算并不意味着范畴的无限自我关联和自我生产的性质，因此，货币和资本从不同的方面把社会现实的诸方面还原成外部的和它们自身的流通节奏。再者，正像对于黑格尔而言，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哲学意识意味着一个能够完全解释自身性质的善的无限性的目的，因此，资本就其能够再生产自身的条件以及能够控制生产的所有方面而言，近乎达到了自我中介、自我生产的真正的无限性。此外，在马克思的《大纲》对货币和资本所做的表面的讨论下面存在着关于社会劳动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组织概念，而这正好和真正的无限性的要求相对应。

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正是这些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在理智上和方法上对黑格尔所欠下的债务。正如史密斯在其《辩证社会理论及其批判》中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正力图建立一种方法上的步骤，而这正来自黑格尔，同时他也允许将经济现象系统地概念化。这个步骤让马克思有机会自觉地利用黑格尔的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概念来发展他后来的理论。

马克思看到，社会现实并不是由那些各不相干的事物所组成的，而是一个关系世界，正如奥尔曼（Ollman）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是辩证理论实践的基础。对马克思来说，现实关系性质的基础在它的社会性质中，他把这社会性质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大纲》中，马克思引用了一个观点来反对私人语言，从而更加确认了现实的概念性的社会关系性质。在导言中，马克思强调了他对现实的唯物解读与黑格尔的唯心解读是对立的，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关系“能够，并且也只能在观念中得到表达……”马克思在《大纲》中对现实的根本关系性质所做的概念表达使他能够根据无限的自我联系的诸范畴来考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导言中，马克思还承认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方式是从少数决定性的抽象普遍关系开始。他对此给出的理由恰好追随了黑格尔的理性路线。“特殊就是特殊，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凝结，因此也是差别的统一体。”在这里，马克思的有计划的步骤要求更高的解释必须具有自我中介的诸差别的统一体的形式，而黑格尔就将差别看作是善的无限性的标志；这步骤同时也期待着一种结构性的、体系化的解释方式，史密斯和阿瑟认为后来的《资本论》就采用了这种解释方式。马克思显然明确地认识到他的理论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的一致性。马克思引用了《法哲学》来解释如何在应付那些更为复杂的范畴之前必须先处理那些更加抽象的范畴，因此这也就确认了在《法哲学》和《大纲》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马克思承认在《法哲学》和《逻辑学》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相似关系。马克思注意了《法哲学》是如何处理家庭、部落和国家等概念产生之前的私有财产的，尽管家庭、部落和国家在历史上早于私有财产并且是私有财产产生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概念次序的理解，即认为那些更加综合性的和更有解释力的概念乃是对相对较为简单的概念的继承的理解是正确的。随后的关于货币和资本的章节正好证明了这个方法规则，因为这个特殊的物质生产的世界乃是从更加简单的抽象物，从货币和资本中发展出来的。

最后，《大纲》的导言还认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被看作是内在关联的现象。在这个关系的内在关联的概念中，马克思赋予生产以优先性，这是逻辑上的优先性，因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必须在历史中产生，而且它是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方式的生产条件。资本章阐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能被看作是资本在建构劳动和生产条件的背景中的自我再生产体系。资本创造它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确立了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方式，这给了资本一个善的、自我中介的无限体系的形式，其中所有的规定性都是内在关联的条件，而非外在的限制。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主义的信用改革计划的批判，从而在《大纲》的开头部分建立了生产体系的内在关联的条件，而蒲鲁东的片面的方法是从组成一个体系的内在关联的整体性中抽象出来的。

《大纲》的资本章的导论部分从黑格尔的概念框架出发，而这后来又在货币章中得到了证明。为了从这些杂乱无章的概念研究中获得意义，在术语的森林中专门来考察一下争论的树木还是很重要的。尤西达在《马克思的大纲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中，通过比较马克思对一些特殊概念的使用以及它们在《逻辑学》中的用法把《大纲》和《逻辑学》这两本著作联系了起来。然而，他基本上没有揭示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人如何展开讨论的一般方式。因为《大纲》和《逻辑学》两本书在术语和概念的使用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那两个突出的概念即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就成为了解释他们的理论发展和逻辑的核心概念了。一个像货币或者量这样的概念或范畴，或者像资本或者度这样的概念或范畴正是处在要求发展的关键点上，尤其是当它要详细说明那些无法返回来解释自身的无穷的具体事例的时候更是如此。当解释不成功了就得要求一个新的范畴形式。同样，在这两部著作中，如要完全解释它自身的条件和发展，就要使用一个令人满意的概念。

一个被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使用的不断发展的争论过程带来的启示是，争论双方的概念和水平根本不是彼此外在的。正如史密斯所看到的那样，黑格尔主义对实在的解释是“过于武断的”。因此，当黑格尔的《逻辑学》把实在设想为一系列自我中介的思想的时候，这种观点把实在表达为被设定在自身的开放范畴之内的存在。同样，一个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复杂世界也不可能排斥掉特殊的自由行动。与此类似，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与资本的自我再生产概念同样包含着商品和交换价值概念的更为简单的规定性。尤西达看到，在《大纲》的货币章与《逻辑学》中关于存在的章节之间有某种联系，而《大纲》的资本章与《逻辑学》中关于本质的章节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这些联系并没有排除这两部著作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上的整体上的相似性，而这两部著作从被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善的无限性所表现出来的完全自我中介的广泛的范畴解释中获得其意义。

当然，马克思认为，一种商品的确定有赖于它和另外的商品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理解让我们想起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定在概念。而且，马克思对流通的解释也确实让我们联想到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的章节中对这种循环展开并成其所是的节奏的论述。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资本的解释也同样让我们想起黑格尔在解释本质的时候关于假象和表象的论述。在商品和货币的简单流通中，货币和商品表现为互不相干的两种现象，在这里，表象的过程还没有得到解释。尤西达十分正确地看出了马克思对资本的不断自我再生产的性质的解释与黑格尔对本质的解释之间所具有的逻辑上的近似。资本的形式隐藏在它的变化多端的表象后面，但却是这些表象的基础。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政治经济学表达了本质的逻辑，因为它是一个由互为因果的不同部分所构成的整体。

《大纲》中的货币章同样也是对黑格尔本质逻辑的回应；商品是通过无数不同使用价值而彼此规定的；货币是无数交换价值的量的尺度，而交换价值正是通过“变成”货币这样一个现象上的转变才能得到表达。与此相似，资本章的的确确是对黑格尔《逻辑学》中对本质的解释的一种回应。尤西达非常正确地发现了马克思对资本流通的解释其实表达了黑格尔的现象背后的本质这个概念。发达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部分非常恰当地互为因果。

尽管如此，《大纲》中马克思对货币和资本的解释的力量的核心本质上却是矛盾的，这表现在它既是货币流通的恶的无限，然而却又是类似于善的、最终被资本的自我再生产体系所表达的有缺陷的无限。如果说资本以及在其自身的流通中的货币所表达的乃是黑格尔的概念范畴的自我再生产的性质，那么尤西达在这个意义上把《大纲》理解为对黑格尔主义逻辑范畴的表达就是片面的了。

在《大纲》中，货币的流通遭遇到了一种“恶的无限性”，这种“恶的无限性”作为某种受限制的行动是对货币自身持续生产的障碍。马克思看到，和商品流通一样，货币的流通是从无数点出发，又回到无数的点。马克思强调了这里的方法，在这里，流通的无限乃是在无穷尽的意义上无限，但这无穷尽过程中的点却不能解释货币和商品之间的相互转换。“初看起来，流通表现为恶的无限过程。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如此反复，无穷无尽。”这个循环（CMMC，即商品—货币—货币—商品——译注）表现为无穷无尽，这既不能产生也不能解释它自身的状况。同样，在相反的流通中，货币转换成商品，商品又转换成货币（MCCM）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放入了一个分界点，在这里货币全部被转换成商品。然而，当货币被用来通过买卖商品而增值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货币来购买商品，这样，货币的增值就成为了一个持续的过程，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逻辑基础就在这里被发现了。

至于说到货币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它自身的流通条件，这里乃是假定了一个善的无限，然而，这里却还没有建立起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节奏。资本利用可变资本来创造它自身生产的条件，正是通过在商品形式中获得了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更加频繁地表现出善的无限的自我中介的性质。“货币由于对流通采取否定态度，退出流通，才获得了不灭性，而资本获得这种不灭性，则恰恰是由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流通，从而保存了自己。”

然而尽管资本有善的无限的特点，可是它却被它自身的矛盾所困扰，这些矛盾能破坏它自称具有的善的无限性。一方面，资本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的发展道路使固定资本的积累持续提高，而剩余价值却依赖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因此，资本主义过程的逻辑破坏了它自己的再生产过程，这种内部失败的一个表征就是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因此，资本的无限自我再生产的趋势就被破坏了。此外，这种为资本主义所渴望的无限的自我再生产的体系同样也是这样一个体系，在其中，它生产和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那种有活力的、创造性的条件与其说是被确定了，不如说是被歪曲了。被资本的再生产所利用社会劳动的创造性的力量以异化的形式被表达出来了。“他（无产阶级）的劳动的创造性力量却造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来对抗他。”马克思在《大纲》中使用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用过的主体间的主人—奴隶的辩证法来表达资本主义的异化的、有限的方面。“它（指主人—奴隶关系）被表达在——通过中介的形式——资本当中，并因此产生了它自身分解的酵素，同时还是它自身有限性的象征。”

资本无限性的“恶”的限制同样表现在它对劳动的社会性和创造性的否定，这样，资本就被不断驱使着去追求更大量的利润，在它这样做的时候，就始终保持着这种无穷尽的和无创造力的恶的无限性。马克思把资本的性质比作是黑格尔意义的量的恶的无限性。“固定地表现为财富，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表现为以数量来衡量的价值，因此它（资本）就不断地驱使自己去克服量的限制：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黑格尔在他的题为《法哲学》的讲演中曾经总结过，掩盖在追求利润的外衣底下的需要的增长正好证明了恶的无限性：“英国人所谓‘舒适的’是某种完全无穷无尽的和无限度前进的东西。”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包含着毁灭自身的种子，这正是由于它是自我生成的无限的自我再生产的体系。它将被一种社会组织所代替，这正好证明了已经被古希腊人所认识到的伦理生活的自我限制的理想。共产主义下的社会劳动将为社会的个人提供满足生产活动和享受闲暇的条件，而这一切都是对社会劳动的合理组织的结果。这种社会性的和创造性的生产条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改善和承认。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强调过共产主义的自我维持的“无限”逻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引用了黑格尔的善的无限来描绘类存在。人的存在的类特性存在于人的一般性质之中；在共产主义下，她（他）能够自由地和一般地生产，个人的自由的和普遍的特性也将在那种个人以发展其能力和需要来塑造其个性的生产体系中得到表达。使类和个人内在地自我关联的类的生活的“无限的”特性，正表达在下面的引文中。“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的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地是类的生活的较为特殊的表现或者较为普遍的表现，而类的生活必然地是较为特殊的个人生活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通过分析黑格尔成熟体系中的三部著作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识到这是黑格尔对从无限到有限再返回无限的运动过程的错误的描述，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了他对黑格尔的善的无限性概念的批判性认识。马克思对黑格尔无限概念的富于争议的逻辑有着持续的兴趣，这种兴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次得到了证明。我在较早的一篇论文《〈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理论的历史》中曾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批判施蒂纳对个人的特殊性的赞美的时候，已经有意识地关注了黑格尔的善的无限性概念，并且借用了社会性个人的普遍性。此外，在对马克思和无限物的讨论中，史密斯提出，马克思的概念和他对巴黎公社的支持来自于他力图实现的普遍（或无限）和个体的合理的联合体。

在一篇对马克思思想的温和而简短的批评性评论中，埃尔斯特（Elster）特别严厉地批评了《大纲》中的黑格尔主义的概念的辩证法。他强调，“尽管一些改变是有意义的，比如发现了历史的发展，但这里所声称的辩证的联系仍然让人很难理解。概念根本不具备人们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所许诺过的那种独立于行动的‘发展逻辑’。”本论文试图通过分析马克思对黑格尔论证方式的借用使《大纲》显得更加容易理解。不仅如此，当埃尔斯特正确地指出概念不可能独立于人们的行动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个人行动乃是和社会意义的世界相联系的这个观点也是同样真实的。就我的阅读而言，黑格尔的《逻辑学》关心的是内在于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的联系中的诸概念的内在联系，并且保留着一种模棱两可的计划。马克思的《大纲》把自己的概念研究奠定在男人和女人的社会性质的基础上。人的活动被看作是社会性的和主体间的，表达和理解这些关系的唯一的办法是诉诸理念。政治经济学所表达的主体间关系是可理解的和非外在的，确切地说它是和人的行动相伴随的。史密斯看到，马克思和黑格尔在进行概念解释的时候都保留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性。“像马克思和黑格尔那样的社会理论家在进行范畴转换的时候怎样寻找微观的基础这一点通常都没有得到重视。”而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人学说中的善的无限概念开启了一种认识，使男人和女人的活动内在关联起来，并且如果他们希望自由的话，就必须找到获得和建构这些关系的途径。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自由观念，但却不是荒谬的。

（孙大鹏 译）

[1] 选自英文版《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5）。

[2] 许多对《大纲》的解释都注意到了它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之间的联系，比如尤西达，但却没有将它和黑格尔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