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贝尔纳（J.D.Bernal，1901-1971），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1919年入剑桥大学，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后曾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任教；1937年起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二战”期间，他坚定地站在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主张把科学技术用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战后，他在结晶学和生物化学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研究物质结构问题，并在金属、激素、维生素、简单蛋白质和病毒结构等研究方面有颇多发现和著述。此外，他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写有许多影响力很大的著作，尤其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必然的自由》论文集（1949）、《生命的物理学基础》（1951）、《19世纪的科学与工业》（1953）和《历史上的科学》（1954）等。

贝尔纳是英国共产党员。他系统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考察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情况，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理解和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他坚持不懈地为社会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并通俗地宣传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揭露帝国主义疯狂扩军的罪恶行径，号召科学家为使科学服务于人民而斗争。同时，他也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曾经当选英国和平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

贝尔纳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对科学学的研究和发展。所谓科学学又可称为“关于科学的科学”。它是一门对科学本身进行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探讨科学的社会性质、社会功能、发展规律、体系结构、规划管理及科学政策等问题。科学学这一名称一般被认为由波兰学者奥索夫斯基夫妇在1936年首度提出，但J.D.贝尔纳无疑是明确阐述了科学学的具体内涵和思想，并为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的人，他出版于1939年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著作。此后，从20世纪60年代起，科学学在西方有很大发展，而贝尔纳也一直没有放松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1964年，为纪念《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题为“科学的科学”的学术论文集，贝尔纳亲自撰写文章总结了该书出版25年以后在科学学领域发生的新情况。1965年，贝尔纳在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致开幕词，题为“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此后，世界各国的科学学研究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科学学成为一门受到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决策管理层人员普遍重视的交叉性学科。

贝尔纳在科学学领域的研究还集中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自觉运用和高度推崇。1931年，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伦敦举行。苏联理论物理学家赫森宣读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对贝尔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科学的社会功能》这部重要著作中不难看到。本书选取了《科学的社会功能》最后一章《科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全书的总结和结论部分，贝尔纳在这里指出：科学与物质和经济生活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它也指引和推动生活的前进。最重要的是，贝尔纳再一次阐明了马克思对科学的历史的见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解和发展科学过程中所体现的真正的科学性。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还因为“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产生一种真正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显然，贝尔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理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