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蒂利希（Paulus Johannes Tillich，1886—1965），20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蒂利希于1886年8月20日出生在德国的施塔泽德尔，其父是一名路德教会的牧师，他幼时的教育是在哥尼斯堡——纽马克这座中世纪古城度过的，这种哥特式氛围及在波罗的海海滨的童年生活成为他终生对自然和神圣者保持浪漫主义的意识的源泉。1909年，蒂利希通过神学毕业考试。1911年他以一篇研究谢林哲学与宗教思想的论文在布列斯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还获哈雷大学神学硕士学位。“一战”期间，他做过四年随军牧师，战后在柏林大学开始教师生涯，后分别在马堡大学、德累斯顿大学、莱比锡大学担任神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曾经做过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的同事，并开始创立自己的神学体系，以回应巴特的辩证神学。1929年，蒂利希成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并因此卷入到宗教社会主义运动之中，该种政治活动加上他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导致他于1933年成为第一位被解除教职的非犹太学者。同年他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之邀赴美国担任纽约协和神学院哲学神学教授，同时还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直到1955年荣休。此后他曾被授予哈佛大学教授。1962年，他迁居芝加哥大学，担任神学特别教席的教授。自1951～1963年，他相继发表了他的《系统神学》的五大部分（总三卷），该书与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堪称20世纪建设性神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主要著作还包括《宗教哲学中对宗教概念的放弃》（1922）、《根据对象与方法的科学系统》（1923）、《辩白与怀疑》（1924）、《宗教哲学》（1925）、《当代宗教形势》（1926）、《宗教之实现》（1930）、《社会主义的决定》（1933）、《在边缘上》（1936）、《历史的解释》（1936）、《根基的动摇》（1948）、《新教时代》（1948）、《存在的勇气》（1952）、《爱、权力、正义》（1954）、《新的存在》（1955）、《信仰的动力》（1957）、《文化神学》（1959）和《永恒在此间》等。

蒂利希所建构的神学体系的思想渊源内容丰富，古代的柏拉图主义、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尤其是谢林哲学）、自克尔凯郭尔至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都成为他进行神学沉思的养料；为了发扬基督教传统的“公教实质”，他还采取了传统中伟大先知精神的激进主义。可以说，在当代所有的神学家中间，蒂利希几乎继承并发展了基督教会整个传统。而他对历史的解释方法——没有“**裸”的纯粹历史事实，只有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在特定情境中的契合观念，则备受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与义理姿态上，他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神学，而持新正统派的立场。他在分析20世纪基督徒的存在状况时，指出基督教理论的重构与神学沉思都应正视人的生存处境，认清人的存在危机和焦虑，探究人的存在意义与勇气并阐释其精神关切之迫切性和终极关怀。

本书选取了《基督教思想史》中的《政治激进主义及其神学意义》和《政治期望》中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在前一个文本中，蒂利希从神学的角度出发称马克思为宗教改革以来最为成功的神学家。他认为，马克思比施蒂纳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但看到了人的存在，而且看到只有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才是真实的人，而且马克思是从统治阶级阵营分离出去的“激进派”。蒂利希区分了三类唯物主义，即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伦理学的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他在强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整个历史过程是归根结底依赖于经济生产方式”。他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在社会中的非人化和异化的批判大为赞赏，并同时觉察到马克思试图以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来取代被歪曲了的人道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利用“意识形态”来对资产阶级和教会进行批判本无错误，但遗憾的是他不懂得对自己进行最终的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思想中存在“浓厚的”存在主义成分，马克思的真理是从人的生存处境得出的真理，只有对人类生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才可以把握真理；他将马克思和犹太先知进行了比较，认为与犹太先知一样，马克思的先知因素显而易见，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世俗化的先知主义”并不依赖上帝来对社会进行干预，而是依赖“人的集团或依赖逻辑的或经济的必然性”，但对自身力量的过分强调，却导致了对政党的超越性的迷信。

在《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蒂利希首先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要求将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因而应将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进行比较。他主要探讨了第一个时期即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其中主要的两个决定性的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和关于历史的概念。蒂利希认为，马克思几乎在其所有作品中或隐或显地阐明了人的观点：自我异化（alienation）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在马克思那里，首先展示的是作为人的人，其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异化和非人化的人，最后是在即将来临的社会形态中，人将再度实现他自身的本质；而在基督教那里，被马克思称之为异化的事物便是人堕落为与自身创造基础对立的样子，而且人的这种堕落在基督教那里是普遍的，但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并且无产阶级可以克服这种异化，而在基督教那里，则不承认任何例外。蒂利希还认为，马克思将历史视为拥有一个终极目的的过程，其三个阶段分别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基督教的描述是：乐园、背负诅咒的人类历史、天国的邻近及在大地之上建立上帝之国。但马克思的历史是直线的、充满失望和恐怖的乌托邦，而基督教的历史则是曲线的、积极的展望；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基督教神意信仰之间的对立最终体现在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