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学案小识》由五大学案组成，即《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和《心宗学案》。全书凡15卷。卷1、卷2为《传道学案》，著录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4人学行。卷3、卷4、卷5为《翼道学案》，著录汤斌、顾炎武、张尔岐、王夫之等19人学行。卷6、卷7、卷8、卷9为《守道学案》，著录于成龙、魏象枢、李光地等44人学行。卷10、卷11为《守道学案》之《待访录》，著录应谦、张贞生、刁包等68人学行。卷12、卷13、卷14为《经学学案》，著录黄宗羲、朱鹤龄、梅文鼎等104人学行。后附《待访录》，著录张惠言、金榜、王鸣盛等8人学行。卷末为《心宗学案》，著录张沐、潘用微、赵宽夫3人学行。后附《待访录》，著录邵廷采、魏一鳌、彭绍升等6人学行。全书著录200年间学者，凡256人。卷末一案虽未称做卷15，实独立为一大案，故全书实应为15卷。

《国朝学案小识》何以要作五大学案的区分？著者于卷首撰有《提要》一篇以作解释。于《传道》一案，唐鉴开宗明义即云：

传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传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谓之传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废，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严，异说不能乱；行之力，同志服其真。虽未必遽能大明与行，而后之学者，可由是而进于明、进于行也。则谓之明可，谓之行可，谓之传可。

这就是说，所谓传道者，指的是传承孔、孟、程、朱之道。换句话说，也就是陆九渊、王阳明之学，皆不在此道之中。于此，著者接下去说得很清楚，他说：“明自正、嘉以后，讲新建者大肆狂澜，决破藩篱，逾越绳检。人伦以坏，世道日漓，邪说诬民，充塞仁义。逮及鼎革，托为老师宿儒者，尚欲以诐**邪遁，淆乱人心，伤何如哉！”因而唐鉴认为：“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说者，即谓之孟子可也，即谓之朱子可也。道之传也，非斯人其谁与归！”

于《翼道》一案，著者的解释是：

传道者少，未尝不为道忧，翼道者众，又未尝不为道喜。非翼道之重于传道也，翼之则道不孤矣。道不孤，则乱道者不能夺其传矣。不能夺其传，而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学术正而人心端，教化肃而风俗美，人道与天道、地道并立矣。然则道之传也，传者传之，翼者亦相与传之也。

意即因有翼道诸人，传道者其势始得不孤。为此，唐鉴取南宋朱熹之与张栻、吕祖谦为例，指出：“孔子尚矣，曾子、子思、孟子尚矣，朱子又岂易得耶？”

唐氏认为，道之所以不绝于天下，除传道、翼道诸儒外，尚有守道而不渝诸儒。于是他于《守道》一案论道：

今夫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正直可以慑回邪，刚健可以御强梗，庄严可以消柔佞，端悫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横逆，简易可以综繁颐，抱仁戴义可以淑心身，周规折矩可以柔血气，独立不惧可以振风规，百折不回可以定识力，守顾不重乎哉！

因此，唐鉴于守道诸儒亦至为推崇，表示：“吾每得一人焉，未尝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缅思也。虽其人已往，而其流风余韵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壤间也。”

以上三案，为全书主干，占至三分之二以上篇幅。相形之下，《经学》、《心宗》二案，或轩轾早定，或意存贬抑，实则无足轻重，陪衬而已。所以于《经学》一案，著者借题发挥，对乾嘉考据学痛下针砭，指出：

得其一字一句，远搜而旁猎之，或数十百言，或数千百言，蔓衍而无所底止。……乃或以辞意之别于今，度数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为得所未得，而反厌薄夫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是其所以自处，亦太轻矣。

由此而进，唐鉴引秦人论尊师之道为喻，对崇汉抑宋的学风加以抨击，认为：“秦人有敬其老师而慢其师者，或问之，曰老师衣紫，师衣褐。或曰然则非敬其老师也，敬紫也。今之尊汉经师而诋朱子者，是亦敬紫之类也，又乌足与校哉！”

唐氏视陆王心学为异己，于《心宗》一案，则上起王阳明，下迄孙奇逢，皆以唱心学而有异朱子，遂同遭诋斥。他说：“天泉一会，为阳明之学者，推阐师说，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讲愈诞，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无礼。沦澌流**，无所底极，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征君孙先生者，与鹿伯顺讲学于明者也。入国朝，年已七十，遁影韬形，枯槁以终其身宜矣，而乃移讲席于苏门山，仍以其旧闻号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1]

[1]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首《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