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主要内容。《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3]，着力于对儒家三纲学说的批判，发表了一系列批孔文章。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首先注重的是白话文问题。对于孔学，他赞成李大钊的观点，主张对之加以分析，有所取弃。[74]1917年6月以后，钱玄同开始批判儒家纲常学说，“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乃今之尊孔者，则似专一崇拜此点。”[75]钱玄同在日记中说自己在“此时始知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二十世纪共和时代”。[76]从此，钱玄同开始激烈批判儒家的纲常观念。

钱玄同这一思想转折与现实政治有很大的关系。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虽败，但思想界、政界复古空气依旧。1916年，康有为鼓吹尊孔，定孔教为国教，复跪拜。1917年2月，张勋联合16省督军、省长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速定孔教为国教。1917年3月，各省尊孔团体在上海组织全国尊孔联合会，发动所谓国教请愿运动。而北京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77]为题。对此，钱玄同极为愤慨，所以力倡道德文章之改革。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

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目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则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志”，“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两千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之威严，彼之威严损，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跪拜，仔细想想，岂非至奇极怪之事。[78]

一个月后，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另一封信中又写道：

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79]

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历来被统治阶层视为最根本的和美好的。晚清以来，仍是如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明确讲：“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80]不过，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思想的输入，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受到挑战。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儒家思想进一步受到冲击。虽然如此，儒家学说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清算和总结，在中国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有着重要的影响。保皇党以尊孔来反对革命，而袁世凯、张勋等军阀则直接利用儒学维护其统治或为复辟造势。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件发生，事件虽在短时间内即遭失败，但“武圣”张勋和“文圣”康有为联手导演的复辟丑剧对当时思想界却产生极大影响。既然反动政治总以尊孔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击退尊孔复古的逆流，周作人对此后来回忆说：“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81]张勋复辟后，陈独秀著《复辟与尊孔》，提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82]，将尊孔与复辟之间的关系视为必然的逻辑发展。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痛斥礼教为“吃人”，发出批判传统思想的凌厉呐喊。钱玄同在读了姚叔节《示正志中学校一二班毕业班毕业诸生》一文后，写道：“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如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83]不仅如此，他为了彻底地抛弃传统，肃清旧思想，更产生了废除汉文的思想。1918年3月4日，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将他废汉文的思想全面发挥：

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上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人时代“**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之根本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4]

以废汉文的方式来彻底反传统，钱玄同的反传统思想达到了顶峰，这种言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言论之最极端者。[85]

启蒙思想家对儒学中的纲常尊卑观念和中国文化中的非科学成分加以批判，是祛除专制、愚昧，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前提。旧传统、旧观念往往是一种对人的无形的巨大的束缚力量，要建立新文化，就必须批判旧文化，没有这个批判，就不可能从旧文化旧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对儒学的批判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过，钱玄同以废除汉文来反对传统却过于激进甚至是偏激。客观地说，激进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有其作用，耿云志先生在《胡适与〈新青年〉》一文中论道，“激进，往往可以给麻痹的社会、麻痹的人群一种大的刺激，逼使他们作出反应。因而对于造成声势，扩大影响，会有相当的作用”。[8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激进也是对旧文化批判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当时一位在海外关注文学革命的人评论过胡适的稳健和钱玄同的激进说，“《新青年》、《新潮》听说在内地各省之奏效很大。此地留学生都格外敬重先生。因为先生所持的纯粹是学者的态度，不像钱先生他们常常怒骂，我以为钱先生们也是少不得的。他并不是喜欢骂，实在是不得不骂”。[87]鲁迅在很长时间后也还给钱玄同这一做法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因为有废止汉文的激进主张，不喜欢改革的人“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88]

不过，激进在思想革命中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思想变革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思想的变革需要以理性的态度深入地批判、具体地说理、反复地讨论，新思想才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旧思想的堡垒才能被攻破。如果一味地追求激进的改革，采取一种“抄近路”，甚至是简单化的办法，反而会给改革造成阻力，影响改革的进行。钱玄同在五四**之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深刻反思。他放弃了废汉文、将中国书“束之高阁”的提法，而赞成对古书进行整理，并倡导疑古辨伪运动，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清算。在语言文字的改革上，钱玄同放弃了世界语的主张，而着手进行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和创制工作，并提出可行的简化汉字的设想和具体方案。

二

那么，钱玄同激进思想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前面的分析看，钱玄同激进思想的产生，显然受当时形势所激，但除激于形势之外，也有其自身的思想原因。

第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是近代激进思潮的一个重要源头。钱玄同在日本时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当时钱玄同倾向于《天义》一派而反对《新世纪》。洪宪帝制之后，钱玄同思想激变，他对《新世纪》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思之，《新世纪》之报，既为吾国言Anarchismo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极有价值之报。”[89]他开始向无政府主义寻找批判传统的武器。民国成立以后，无政府主义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而其思想主流即是《新世纪》一派的观点。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与无政府主义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他的日记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1916年9月18日“交明日讲义。至师校收到区佩刚寄来Anar之印刷小册四种”。1916年9月19日寄书上海购Anarchismo书报数种。1917年1月11日，“至大学访蔡孑民谈话，拟托其购《旅欧杂志》及昔年吴稚晖、李真民诸先生所办之《新世纪》”。1917年1月14日，“晨至直隶书局，购顺德卢信所著之《人道》，其书系主张Anarchismo者”，等等。这些都可以反映出钱玄同当时的思想倾向。如众所知，《新世纪》是近代中国全面反传统、主张西化的思想源头，一些激烈的反传统观念，如家庭革命、三纲革命、废灭汉文等思想均与该思想流派有很大的关系，有的直接来源于此，如废汉文，采用世界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新世纪》激烈的反传统思想，“阅《新世纪》。九年前阅此，觉其议论过激，颇不谓然，现在重读，乃觉其甚为和平”。[90]钱玄同后来废姓，也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91]另外，在改造社会的道路上，钱玄同一度也主张激进的方式。1917年1月5日，钱玄同在北京见到当年在《新世纪》上撰文的鞫普，对其“举止言语无异曩昔，且谓大同主义之主张，今尤昔也”，感到“可喜可慰”，但当他看到鞫普因全球大革命时流血之惨，而减低其对大同思想的热心时，却不以为然，“我亦主张和平者，然以为改革之际，恐怖时代决不能免。夫武力解决，无论如何文明，必谓石虽尽焚，而玉一无波及，必不可能之事，况强凌弱，重暴寡，此等世界无论如何温和稳健之人，亦不免发指眦裂，一旦反抗，复仇之思想，讵能仅免。吾谓恐怖时代不足惧，但令经一度恐怖，即能进斯世于极乐，万物玄同，相望于道，即是无上上幸福矣！”。[92]可以说，五四时期钱玄同激进的反传统思想与无政府主义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经学思想转变的影响。钱玄同“自1917年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93]在此之前，钱玄同专宗今文，视古文经为伪，如今，又打破对今文的信仰，那么，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价值在他心中破灭了，所以钱玄同极端地批判传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改革心态。近代中国，顽固守旧势力极大，民众觉悟程度极低，改革者步履维艰，鲁迅曾形容为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在这种情况下，在与顽固派的斗争和唤醒国民的启蒙中，改革者为产生影响，往往语多凌厉，甚至是以偏赅全。事实上，他们真正的思想往往与他们的公开言论有所不同。他们考虑到传统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任何对旧思想旧文化的肯定都可能会导致对传统的保护，消融人们的变革意识，形成改革的阻力。因此，对旧事物旧思想往往较少有公开的肯定。[94]

第四，思想性格。思想性格指一个人的思想特质。此种特质，通常是一个人思考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性格会影响其思想性格，钱玄同议论事物，往往有过激特点，十分话说到十二分，其师友对他都有这方面的评价，如章太炎就曾劝他“立论不可太过”。[95]而蔡元培则赞他“理想高谈不讳狂”。[96]周作人说他“主张常涉两极端”。[97]极端复古和极端的反复古的言论和态度也与此思想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三

钱玄同对传统批判的态度是激烈的，但钱玄同并未全面地反传统。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钱玄同与传统的联系。

第一，钱玄同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儒学中适应专制制度和等级社会的部分，即“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钱玄同对儒家在历史上的一些正面价值从未完全否认，对于孔子，钱玄同一直承认其是“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孔丘确是圣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98]“一部《论语》确是古代底大学者底言论。”[99]钱玄同对于梁启超、梁漱溟关于孔家生活最不计较效率的观点，极以为然，认为是孔学最优之点，应当继承。[100]他甚至认为胡适、陈独秀否定孔子太过。[101]对于理学，钱玄同肯定宋儒的疑古精神。[102]对于心学，钱玄同肯定陆王心学强调个人价值的意义。他在1917年9月19日日记中写道：“午后至大学访适之，畅谈，甚乐。适之谓自汉至唐之儒学以《孝经》为主，自宋至明以《大学》为主。以《孝经》为主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均因我为我父之子，故不能不作好人，我之身但为我父之附属品而已。此种学说完全没有个‘我’，以《大学》为主，必先诚意、正心、修身、而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以我为主者。故陆王心学均能以‘我’为主，如陆九渊所言，‘我虽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作一个人’是也。此说吾谓极精。”[103]

第二，钱玄同注意从传统中正统及非正统的思想中汲取民主、进步的精华。1916年钱玄同与沈尹默、马幼渔等人选编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术文录，马幼渔认为《抱朴子·诘鲍》篇，黄梨洲《原君》、《原臣》篇之类皆宜选授。钱玄同极以为然。[104]钱玄同撰写学术文录说明书，关于戴震的传记，选择了刘申叔所作，他认为“因他作均不详‘以理杀人’一段议论也”。[105]在编选预科模范文选时，钱玄同认选颜元、李塨、黄宗羲、唐甄、戴震五人之文。[106]鲍敬言主无君、黄宗羲批封建、唐甄倡男女平等、颜李重实践、戴震痛斥“以理杀人”，这些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钱玄同非但没有抛弃，反而选入教科书，在大学讲堂上加以阐扬。钱玄同本人一生虽思想屡变，但他始终服膺颜李学派的实践精神，也是儒家传统。

第三，钱玄同没有完全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学。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点阅《史记》时写道：“太史公书好处全在其作意，最大者如‘述往事，思来者’。盖史公深明历史为记载人群遥代之迹，使人得鉴既往，以明现在，以测将来，决非帝王家谱相斫书也。此外，如纪年托始于共和，项羽为本纪，陈涉在列传，则学革命诛暴之事也；游侠、刺客有传，则愤社会之不平等也；货殖有传，明生计之切要也；本纪始陶唐，世家始泰伯，列传始伯夷，贵让国之高义也。此亦史公之特识也。……独秀谓太炎师尝云《红楼梦》善写人情，我谓太史公之善写人情，实不亚于曹雪琴，二书价值信足相并。”[107]这与钱玄同其后公开发文批判中国历史“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大相径庭。可见，钱玄同从未全面否定中国史学。对文学也是这样，钱玄同赞美古代诗歌，“短如《箜篌引》（文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优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108]钱玄同也称颂《诗经》“很美很美”。[109]他对于《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也称赞有加，从未一概否定。

第四，钱玄同对于儒学以外的中国传统中的非主流学说中的积极因素也加以吸收。墨学在战国时与儒学并称显学。汉后即废至清达两千年。清乾嘉之际，汉学鼎盛，大开考据之风，由经而子，过去被正统儒学视为异端的诸子学说也开始得到整理。子学的复活，打破了儒学一尊的地位，是“思想解放的一大关键”。[110]钱玄同极度推崇墨子，在日本时期他就认为“今日治学虽不必确宗孔学，然孔氏立教以六艺为本，固与玄言有异，吾谓诚能兼取孔墨最好了”。[111]这是从儒、墨皆重实践而言。袁世凯复辟失败后，钱玄同放弃保存国粹思想，但对墨学却仍“情有独钟”，1916年9月12日，钱玄同将自己的名字夏改为玄同，原因是“因厌误阶级社会之故，无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献身社会之心日盛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钱玄同推崇墨子，甚至到了“既想学墨子长处，则其短处亦不觉沾染，墨子非乐，即其不明美术作用之点”。[112]陈独秀批判三纲，被人诋为无父，钱玄同却以墨子兼爱为陈独秀辩白，“我想陈独秀果然能如墨子之无父，也就很了不得了”。[113]钱玄同认为，与孔子倡“别上下，定尊卑”不同，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能倡平等学说。他称赞夏穗卿对墨学的赞誉及对孔学的抨击是精绝之论。[114]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即以儒学而言，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形成不同的流派。其后，不同时代，儒学也有其不同的形态和内容。其中既有适合专制制度等级社会的伦理纲常学说，也有具有民主精华的“异端”；有空言心性的心学、理学，也有注重实践、讲求功利的实学；有信古、泥古的思想，也有大胆怀疑的主张。钱玄同对儒学中的纲常伦理的批判本身，不能说是全盘的反传统，何况在儒学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学说呢？只不过是他对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肯定的比较少，即使有所肯定也多存在于学术范围内和私人的记述中而已。另外，应该指出的是，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钱玄同此时思想的重点是向西方学习，而不是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去创造新文化。如钱玄同所言的那样：“研究一九一六年以前之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进化而已。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对待墨家学说的问题上，钱玄同就不仅将它视为历史上的一种学说，而是将墨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如黎锦熙所言：“钱先生的思想人格，若照先秦诸子的说法，是‘逃杨而归儒，逃儒而归墨’的……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115]钱玄同不仅自己如此，他还积极主张用墨家的学说教育青年[116]，这就更说明墨家思想在钱玄同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了。

[1]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日。

[2] 胡适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视。其一则为陈独秀本人。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玄同“向独秀和我写了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支持我们的观点……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参见唐徳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54、155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3] 《钱玄同日记》，1909年6月18日。

[4] 《钱玄同日记》，1909年10月22日。另，据钱玄同回忆，1914年、1915年“时而想学《文选》的骈文，时而拿什么桐城义法的鬼话去教中学校学生”。参见《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1日。

[5]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25日。

[6]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7]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8]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9] 钱玄同：《国语的进化》，1922年10月2日，《钱玄同文集》第3卷，10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0]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3月3日，《胡适文存》（二集），230、231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

[11] 钱玄同：《〈尝试集〉序》，1918年1月10日，《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1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70页。

[13] 钱玄同：《〈尝试集〉序》，1918年1月10日，《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14] 钱玄同：《〈尝试集〉序》，1918年1月10日，《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15]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存》（一集），13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

[16]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97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7] 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学，桐城派曾经占有绝对优势，先后在此任教的有吴汝纶、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其中严、林二位，不是地道的桐城家法，但仍起羽翼作用，民国初建，章门弟子北上，北京大学里的新旧之争，首先体现在六朝文之逐渐取代唐宋文。据沈尹默回忆，章门弟子也有新旧之分，可“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的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沈尹默：《我与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22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3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19] 钱玄同：《〈尝试集〉序》，1918年1月10日，《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钱玄同痛诋文选和桐城二派，当时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钱玄同并非是完全地否定二者。他在1921年7月28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我以为今后的学生对于看古今文体的书，其程序当如下：第一步，读极合于现代普通语的国民学校国语课本。第二步，读较现代普通语为高的（即未来的理想国语）高小国语读本。第三步，读语体小说，不论新旧，但需有文学价值者（大概以先读旧的为宜，因为旧小说大都‘言近而旨不甚远’，新小说往往‘言近而旨远’也）。第四步，读《三国演义》，以为今语入古语底媒介。第五步，看梁启超、章行严、胡适之、蔡孑民底文言文。第六步以上，大概可以读‘谬种’诸公……之文了。”参见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23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20]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56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

[21] 参见鲁迅：《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鲁迅全集》（五），3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和《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六），3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日。

[23]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24] 钱玄同提出的十三条改良内容是：（1）以国语为之。（2）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3）凡一义数字者（指意义用时完全一样，毫无差异者言）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4）关于文法之排列，制成一定不易之“语典”，不许倒装移置。（5）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6）绝对不用典。（7）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注“假名”之例。（8）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9）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10）数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11）凡纪年，尽改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12）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13）印刷之体，宜分数种，以便印刷须特别注意之名词等等。

[25]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26] 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1917年5月10日，《胡适文存》（一集），27页。

[27]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233页。

[28]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234页。

[29]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胡适文存》（一集），45、47页。

[30] 《钱玄同日记》，1922年10月1日。

[31] 同上。

[32] 钱玄同：《一封最紧要的信》，1922年12月24日，《钱玄同文集》第3卷，114页。

[33] 《国语周刊》的广告，《钱玄同文集》第3卷，155页。

[34] 《国语周刊》第1期，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文集》第3卷，156页。

[35] 《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36] 参见陈独秀：《答胡适之》，1917年5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0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胡适：《寄陈独秀》，《胡适文存》（一集），22页。

[37] 《〈儒林外史〉新叙》，《钱玄同文集》第1卷，391、393页。

[38] 《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12月7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97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39] 《胡适致钱玄同》，1921年12月10日，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40] 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自序，新月书店，1929。

[41]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4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参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70、171页。

[43] 同上书，150页。

[44] 钱玄同：《几句老话（为〈孔德校刊〉写）——注音符号，G.R和简体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485页。

[45] 耿云志：《胡适新论》，2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46] 《胡适文存》（一集），6、11页。

[47]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48] 《钱玄同日记》，1906年3月4日。

[49]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50]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7月2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51] 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1917年5月10日，《胡适文存》（一集），28页。

[52]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7月2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53] 《钱玄同致胡适》，《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54]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55]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27日。

[56]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57] 同上。

[58] 《钱玄同致胡适》，《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59] 同上。

[60] 《钱玄同致胡适》，1917年11月21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61]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236、2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2] 钱玄同：《〈天明〉附识》，《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63]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64]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65] 同上。

[66] 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39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67]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68] 钱玄同：《随感录》（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69] 《今日所谓评剧家》，1918年8月8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70] 《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12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71] 同上书，125页。

[72] 钱玄同：《随感录》（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7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25日，《独秀文存》，第41页。

[74] 1917年2月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甲寅》日刊有李守常《论真理》，其言曰‘孔、佛、耶学说，有几分合于真理者，我则取之，否则斥之’。其说甚正”。

[75]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

[76]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1日。

[77] 参见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917年5月1日，《独秀文存》，103页。

[78]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

[79]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80] 张之洞：《劝学篇·明纲》。

[8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319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

[82] 《独秀文存》，112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83] 《姚叔节之孔经谈》，1919年2月12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84]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3月4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85] 在当时，主张废除汉文的不仅是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等《新青年》同人也主张废汉文，钱玄同在1918年1月2日的日记中就记到“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论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

[86] 耿云志：《胡适新论》，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87] 《胡适往来书信选》（上），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88]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9]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7日。

[90] 《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24日。

[91] 《钱玄同日记》，1925年8月4日。

[92]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5日。

[93]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卷上编，30页。

[94] 比如，在白话文问题上，钱玄同虽然激烈地攻击文言，但他并不是完全地否定文言，只不过是他很少肯定文言。他在1917年10月31日致胡适的信中说：“我以为将来的‘新国语’中，虽然应该掺入许多近文的字面，但是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作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52页。

[95] 《章太炎致钱玄同》，1910年12月9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1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96] 《挽钱玄同》，1939年3月10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56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97]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115页。

[98] 《钱玄同日记》，1922年10月1日。

[99] 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52页。

[100] 《钱玄同日记》，1923年1月15日。

[101] 《钱玄同日记》，1923年4月1日。

[102] 钱玄同在1921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宋、元、明人说经，勇于疑古是其特长，我们要整理国故，很应该参考者也。”他在同年1月10日的日记中还写道：“我尝谓宋人病在武断，而好在勇于怀疑，清儒好在求证谨严，而病在拘牵，然思想之开展。宋儒究竟胜于清儒也。清儒如定法者，宋儒如革命者。”

[103] 《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9日。

[104] 《钱玄同日记》，1916年10月6日。

[105] 《钱玄同日记》，1917年4月4日。

[106] 《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3日。

[107] 《钱玄同日记》，1917年4月14日。

[108]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2月25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109] 《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12月7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98页。

[11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8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1]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8日。

[112] 《钱玄同日记》，1917年4月14日。

[113] 《钱玄同日记》，1918年1月14日。

[114]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6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

[115]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200页。

[116] 《钱玄同日记》1923年3月21日记载，“近两三个月来，沈尹默、张风举、徐耀辰三人于礼拜日对于沈氏、钱氏诸子女为文学的讲演，这是很好的事，但青年，尤其是中国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的——一心注意文学，我恐怕他们难免要走到伤春怨秋的路上去，我尤其怕他们有颓废的人生观。今天听士远来讲，他也加入演讲行列，但他却不是讲演文学，他讲过墨子的思想和《史记·刺客列传》，我以为这很足以和文学相调济，我很赞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