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入20世纪后，列强侵华加剧，民众反抗清廷的斗争亦蓬勃发展。清廷内外交困，为维护统治，不得不顺应形势，进行改革，实行新政。新政一项内容为：从1902年起，各省科举要考试能够解说四书、五经和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及西学政治、艺学的策论，废除八股文章。这样，刚刚学作试帖诗、八股文的钱玄同也不得不接触新学了。他的老师让他读《瀛寰志略》、《海国图志》、《东洋史要》、《地理答问》、《纲鉴易知录》、《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书。[23]不过，钱玄同并未立即接受新学，相反对新学充满抵触之情，“维时不肖极恶西学，忆有一回师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论》，吾大骂改服制之不应该”。钱玄同在自编年谱中曾评价自己这一行为是“不随士趋新，似不肖渐长一端，然无意识之顽固也”。[24]这种无意识的顽固实际上是长期接受封建正统教育的结果，反映了一个自幼在严父教导下，以科举仕途为目的的读书人面临社会变革，否定过去，重新作出人生选择的困难。

1902年，钱玄同赴湖州府试。回来见师，其师冯蓝宋以钱玄同年幼失父，家无恒产，为其生计考虑，让他学习一些应用之学。[25]钱玄同遂从师习算学，加减乘除之法，习《数理精蕴》。8月13日，钱母去世。9月，兄钱恂回湖扫墓。钱恂（1854-1927年），字念劬，清末外交官，1889年以直隶候补县丞随薛福成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为张之洞帮办洋务。1890年任驻俄使馆参赞。1899年，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官。1907年5月7日，以江苏省补用知府任出使荷兰大臣，翌年7月23日任改任驻意大利公使，1909年8月11日罢官。他赠钱玄同《世界地理》、《万国历史》、《国家学》、《法学通论》四种书籍，钱玄同竟“不知为何物，以为东籍也”。[26]但面对家庭的变故，社会的变迁，钱玄同也不得不改变其对新学的态度。他回忆说，当时他“拟稍阅新书，苦未得其门径，适有以《新民丛报》告者，因取阅焉”。[27]钱玄同此时虽欲读新书，但接受新学还是艰难的。他对谭嗣同的《仁学》的激烈议论，“很是生气，曾经撕毁一本《仁学》”。[28]其实，钱玄同对于《新民丛报》“不仅提倡民权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隐隐含有排满之意”的宣传接受也是有限的。当时与其思想更为契合的是戊戌时期康梁的保皇论，当钱玄同知道《新民丛报》的前身是《清议报》时，便设法买到几本残缺的《清议报》全编，当他读到戊戌、己亥时的保皇论文章时，“于是大悦”，“五体投地，时时要将它高声朗诵的”。[29]以至于13年后，钱玄同还能记得《爱国论》中赞美光绪的一大段文字，他在反驳一位赞成反满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本朝虽以异族人入主中夏，然已为二百余年之共主。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况今上圣明，肆口诋淇，抑岂臣子所忍出！”。[30]钱玄同此时的思想是“想做新党却主张保皇”。[31]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主、客观原因：

第一，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思想界、舆论界改良思想仍占主流，这势必要影响钱玄同。尽管当时民主革命思想已开始传播，但影响尚小。当时，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吴稚晖等已积极宣传革命，可钱玄同的故乡湖州，“那地方离上海很近，坐轮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底新书报极不容易输入（并非官厅禁止，那时内地底官厅还未曾懂得禁止新书报，实在是因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们看得到报纸只有《申报》和《新闻报》，它俩对于章、邹、蔡、吴先生底主张革命，都持极端反对底态度，并且它俩记载《苏报》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32]所以，钱玄同在当时虽知道《苏报》案一事，但“那种尊崇本朝底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底主张为然”。[33]

第二，钱玄同自幼喜读《公羊》，而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的理论武器就是以新知附益旧学，用进化论改造古老的今文经学，托古改制。钱玄同因喜《公羊》而接近康、梁。如钱玄同自己所言，1902年，他在读了《经世文新编》之后，“见其中多康、梁说宗教之词，崇《公羊》，以孔子为教主，乃大好之。盖予数年前读《公》、《穀》之时，即好《公》、《穀》也。知康梁之言《公》、《穀》，非能真知圣人改闰变制之理者，徒以国势陵夷，教祸日迫，欲崇之为教主，因取《公羊》以附会之，故每欲与欧洲新理附会。不肖盖无学者，故适成为叶公好龙而已”。[34]

第三，钱玄同刚刚由旧学转向新学，这种转变不是自觉的。如他自己所言：“昔之反对新书为无意识，今之喜读新书亦无意识也，盖有入世想钱之心而读新书，乌克有济。”[35]这种不自觉，也影响了对新知的进一步探索。

第四，钱玄同此时对曾经在戊戌变法中支持康梁变法的光绪皇帝仍有好感，如他后来所回忆：“那时我底尊清思想，实在是因为对于载湉个人有特别之好感。而对于那拉氏，则已经不承认伊是皇太后，而且以为伊是该杀的，伊正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盖我彼时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论’之支配也。”[36]这一点也反映了戊戌后保皇人士和社会上许多人的普遍心理。

尽管如此，旧思想的堤坝一旦出现缝隙，新思潮的大水势必汹涌而来。虽然钱玄同对新学的认识还很有限，但已迈出了由旧式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变的第一步。

二

1903年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革命团体相继建立，革命思想宣传日益加强。在上海，出现一个创办刊物、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热潮。1903年10月，钱玄同结识方青箱。受方青箱影响，钱玄同“始知今年四月被逮之章、邹宗旨确乎不错”，并开始阅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37]二书对钱玄同产生了重大影响。钱玄同的思想从此发生转折性变化，由尊清走向反满革命。

钱玄同思想转变的基础是民族主义。1903年，钱玄同阅读了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编著的《中国历史》，“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38]据俞旦初先生研究，曾氏《历史》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的同时，突出国民在历史上的地位。二是突出民族主义。[39]从钱玄同当时的思想看，他感受最强烈的显然是后者。钱玄同读《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时感受最强烈的也是民族主义。对此，钱玄同后来写道：“看它底序中将‘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之‘皇上’二字例抬头写它，末行是‘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本文第二行写‘国制蜀人邹容泣述’（这‘制’字与穿孝的人底名片上的小‘制’字同义，‘国制’是说‘汉族底国亡了，现在给它穿孝’），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许多刺激的论调和名词，看了以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底尊清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再看太炎先生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数语，忽然觉得：对ㄧㄚ，这些野蛮的典礼，衣冠，文字，我们实在应该反抗ㄤㄚ，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颂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数语，更大大地佩服起来。因为我从十三四岁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这个意思，那时我是极以为不错的。那么，满清灭明，以汉人为奴隶，我们汉族正应该复九世之仇ㄨㄚ”，“复仇既然应该，则革命正是天经地义了。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庭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此后，钱玄同“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旧学》、《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40]

知是行的先导。确立了反满革命思想的钱玄同立即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第一，1904年4月25日，钱玄同断发，“以表示义不帝清之至义”。[41]这一行为，是钱玄同当时思想进步的一个标志。第二，与方青箱、张介定、潘芸生等办《湖州白话报》，“要做那开通民智的事业”。[42]《湖州白话报》不奉清朝正朔，而以干支纪年。对此，钱玄同说，“其实写干支还不能满足，很想写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只因这样一写，一定会被官厅干涉，禁止发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写干支”。[43]第三，6月至上海制西衣，并往拜见蔡元培、刘师培二人。[44]蔡元培，时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刘师培当时著《中国民族志》，阐述光复汉族的见解，著《中国民约精义》，直接呼号民权自由，著《攘书》，直白清廷作为夷狄应该攘除。当时被誉为“东亚卢梭”，更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宣传排满革命，名重一时。钱玄同欲拜见此二人，其思想倾向可见。

1904年12月，钱玄同考入上海苏氏民立中学堂，因学费无着，改入南洋中学。1905年春，钱玄同到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南洋中学是盛宣怀用电报局、招商局的盈余款办的。培养的目标是造就忠实于清廷的洋务人才，一切设施均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性质。尊孔忠君表现得特别突出，每逢朔望，总办率全体学生排队至礼堂，用三跪九叩礼谒圣，8月27日孔诞，每年均悬灯结彩，放假庆祝。[45]在钱玄同自编的年谱中有“八月二十七日，学堂中因孔诞演剧，予不赞成，致召全体学生之反对，人人要殴我”。[46]的记载。这一史料说明思想转变的钱玄同与同学之间在观念上已有所不同。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区，东西文化、新旧学术在这里交融、碰撞。1905年2月，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国粹学报》，是当时革命派刊物中专门谈学术的一种，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学报》的编者们表示要师法《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的精神，探讨学术源流，历叙诸家得失，来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批判乾嘉学派末流的繁琐考据和陆王心学的禅寂清谈，号召人们研究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在当时尤为突出地宣传了‘夷夏大防’的民族主义思想，猛烈地抨击了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47]《国粹学报》强烈地吸引了钱玄同。1905年，钱玄同先后阅读了《学报》主要作者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南北学术不同论》、《古政原始论》、《经大义相同论》、《小学发微补》、《理学字义通释》、《国学教科书》等文章及《学报》中的其他文章，并读了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于是始知国学之梗概”。[48]

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思想可塑性最强的阶段。在晚清革命大潮的激**下，钱玄同由一个尊崇清王朝的旧式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反满革命论者。值得注意的是，从接受革命思想开始，钱玄同就受到民族主义的极大影响。

1905年12月9日，钱玄同东渡日本。日本是亚洲最早采用西方制度、走向近代化的国家，也是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活动的基地。到日本后，钱玄同的视野更为开阔，他的活动直接融入辛亥革命的时代大潮中。他的政治观念、文化思想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进一步发展。

[1] 钱玄同一生随思想变迁曾多次更改名字。师黄、德潜是他最初的名和字，据钱玄同回忆，此名是“先子命也，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钱玄同东渡日本后，“以睹青年之无爱国心，咸务变夏于夷，毅然以明种性为己任，因更名曰夏……以诸兄姊中己最稚，因改字季（或以一字不便呼，故或曰子季、季子）”。（见钱玄同1910年自撰之《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1887年条）在日本留学时用名钱怡，钱玄同是他1916年9月所改，据他说改名玄同，是“妄希墨子之故也”。1921年以疑古为别号，自称疑古玄同。1937年复名钱夏。其笔名较多，如浑然、中季、王敬轩、异、仁佗、XY、无能子、疑古玄同、掇献玄同、疑古老人。其号有饼斋、龟竞、义鹄、逸谷、逸叟、彦钧、鲍山疒叟等。

[2] 《钱玄同致周作人》，1937年8月20日。见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和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113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3] 钱振常和钱振伦共著有《玉谿生诗笺注》、《樊南文集补编笺注》。除上两部合作著作外，钱振伦还有著述多种。另据王森然在采访钱玄同后所作的《钱玄同先生评传》称：“振常先生最不好名，少年所作，均已焚毁，故盖世文章，所传者少。”参见《近代名家评传》（二集），331、33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4]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7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黎锦熙之《钱玄同先生传》为多种有关钱玄同研究的资料所收录，如刘绍唐之《钱玄同先生传及手札合刊》（台湾传记录文学出版社1972年1月影印版），吴奔星编著之《钱玄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高勤丽编《名人笔下的钱玄同和钱玄同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为方便阅读，以曹述敬著之《钱玄同年谱》页码注出引文出处。

[5]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3年（手稿本）。

[6] 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331页。

[7]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4年。

[8]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3年。

[9]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3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0]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9。

[11] 同上。

[12]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3。

[13]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8。

[14]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9。

[15]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册上编，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30页。左氏为太官（《北堂书抄》引作太官厨），公羊卖饼家，语出《三国志·魏书·裴潜传》引《魏略》：“严幹，字公仲……特善《春秋公羊》。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龚自珍曾有“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一诗。《杂诗乙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十四首之六。

[17]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18] 《钱得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892年。

[19] 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333页。

[20] 见1923年2月3日《钱玄同日记》。据钱玄同回忆，“父亲在日，曾给我一个别号叫做‘有不为斋’，当时是因为康有为渐出风头，父亲是反对此人的，故以‘有不为斋’为我的别号”。

[21] 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22]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1日。

[23]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901。

[24] 同上。

[25]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902。

[26] 同上。

[27] 同上。

[28]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29]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30] 同上。

[31]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1日。

[32]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33] 同上。

[34]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902。

[35] 同上。

[36]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37]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903。

[38] 同上。

[39]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0]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41] 同上。

[42]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1日。

[43]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44]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904年。

[45] 余子夷：《回忆蔡元培和草创时的光复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3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46]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编），1905年。

[47] 杨天石：《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寻求历史的谜底》，290、29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48]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