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在武汉住一辈子。

1932年，也就是长江大水灾之后的那一年，由于父亲参与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筹建，我也随同来到武汉，借住在粮道街古老而又阴暗的民宅，并且在胭脂路小学读一年级。那时班上只有我一个外地学生，因而成为本地学生“欺负”的当然对象，曾被大孩子从山坡上推下，把右臂跌伤，至今仍有隐痛。武汉小学老师上课人人手执教鞭，不仅威慑精神，且常接触肢体，那寒冬腊月冻手挨重鞭的滋味真是终生难忘。

因此，我不喜欢武汉，两年以后回到故乡，从未想过再来武汉。

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了，这年深秋（或初冬）我们全家随着一拨又一拨的难民潮再次来到武汉。不过这次是暂住等待上水船，很快便到四川去了，对保卫大武汉的轰轰烈烈场面无缘目睹。

抗战8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因此我对四川感情特深，一向视之为第二故乡。由于时过境迁，对于童年曾经居住的武汉，印象已经非常模糊，说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

但是，想不到革命洪流却使我重新进入武汉，而且是嵌入式的进入，从此便终身定格在这中部大城市，仿佛已经被焊接在钢板上的铆钉。

当然，我起初也并非心甘情愿留在武汉。进军大西南，解放海南岛……但凡有什么可以乘机离开武汉的壮举，我都曾满腔热情报名参加，不过每次都以失望而告终。“组织”不止一次严肃地告诫：“别再胡思乱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你的任务就全心全意参与建设新型正规大学。”我们这一代人，“组织”观念特强，只要是“组织”的决定，我们必然坚决执行。就这样，我一头扎进华中师范大学，至今也整整服务了半个世纪以上。

所以，1995年春，香港《星岛日报》曾发表一篇特约记者的专访，标题就是“革命为章开沅选择职业”，并且故弄玄虚地说：“章开沅一生充满偶然。”我则自我调侃：“我与史学是包办婚姻，先结婚，后恋爱。”是在长期工作中产生了极为浓厚的感情。对于武汉，我似乎也是别无选择，先落户，然后在长期的工作与生活中增进了理解与热爱。

是在武汉，我开始了教学与研究生涯，从一个未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的幼稚青年，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学者。

是在武汉，我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生儿育女，同欢乐，共患难，相伴相随，白头偕老，堪称是幸福美满的家庭。

难忘昙华美，未了桂子情。无论是昙华林的老校园，还是桂子山的新校园，都是我梦魂萦绕的精神家园。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铭刻着百年沧桑，记录着世纪风云，凝注着多少代师生的心血与智慧……都是我心灵深处的最爱。

半个世纪以上的岁月，已经把我的生命与学校融为一体，更延伸而与武汉融为一体。武汉是辛亥革命首义圣地，我终生研究辛亥革命，把国外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又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推向世界，与众多本地学者一起促使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我还协助市、区各级政府努力发掘辛亥革命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建设文化武汉并把这个名城装点得更靓更美而呕心沥血……

前些年，我曾经说过一些似乎冷峭而又刻薄的话，如“热干面水平”“对武汉没有归属感”之类，可能使一些“老武汉”听来刺耳。但平心而论，这是爱之深而责之切，我唯恐武汉失去当前的大好机遇，因而便常用激将法催促武汉加快前进的步伐。武汉人常有失落感，有时甚至流于愤愤不平。武汉处于长江中游、内陆中部，既非东南沿海，又非辽阔西部，似乎很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事在人为，贵在自强。我常说：“我们身在中游，但应该力争上游，千万不能有中游思想。”中部与中游自有其区位的特定优势，我们就是应该在东西之间，沿海与内陆边疆之间，大做“中”字文章。武汉就是武汉，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一切先进地区的经验与长处，但我们终究要根据本地区的主客观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规划，坚定不移地、奋发有为地走武汉自己的道路。

作为老市民，我们不能只是口头上高呼“热爱武汉”，应该以实际行动，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与全部心血来关爱武汉、建设武汉。这些年，经日本著名学者野泽丰诸教授与我们共同策划的推动研究武汉的国际交流活动正在逐步展开。在东京出版的《近邻》杂志第43期已辟有“武汉研究特集”，并发表多篇中日知名学者的文章，如我的《武汉呼唤研究》，陈锋的《武汉大学的武汉史研究》，朱英与章博的《近现代武汉历史资料》等。李宪生市长的学术论文《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也刊于这个特集并颇得好评。现在，我们正努力筹议在日本成立武汉研究会，希望能得到武汉有关部门与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

从想离开武汉到离不开武汉，这不仅反映了一位学者对武汉认识的转变，而且更表明武汉这些年的巨大变化正在产生越来越吸引人的魅力与亲和力，愿武汉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