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天,“双百方针”的发表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像温馨的春风一样吹拂着昙华林与桂子山的华师校园。科学研究之风与自由讨论之风蔚然兴起,遂使1956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科学的春天。
当时我正是“三十而立”之年,在教学之余撰写并发表过《试论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等文章,也到其他几所大学参加过学术会议,因此在比我更年轻的大学生们心目中便成为科学研究的“先驱者”(Pioneer)。正是在这年春季,1953年入学的历史系三年级学生邀请我为他们做“向科学进军”的报告。年轻的老师与年轻的同学很容易沟通,我的报告很快就激起他们探索新知的兴趣与热情,可以说我们都沉醉于这科学的春天的良辰美景。
但是,讲到快结尾时喉头突然一痒,我赶快用手帕捂住嘴唇,轻轻一咳竟发现唾液中布满血丝。我的心突然一沉,但看见同学们一张张充满信赖而又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脸庞,我真不忍心让他们扫兴,强忍着咳嗽用铿锵有力的**话语结束了报告。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持续甚久,我却匆匆躲进厕所,忍不住又咳起来,未想到竟大口大口吐起血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口吐血,心里有些害怕,幸好很快就停止了。由于年轻好胜,又不愿让学生为我担心,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宿舍。稍为休息片刻,又到医务所看急诊。值班的冯医生很有经验,做过常规检查后安慰我说:“别紧张,已排除肺病的可能,或许是运动时出力过猛,肺部若干毛细血管受到损伤,演讲时又过于激动,以至血管破裂溢血。”他只给我注射仙鹤草素止血,并未作其他任何治疗,说是只要注意休息并暂停激烈运动就可以痊愈。我将信将疑,但又注射过两次仙鹤草素以后居然未再咳血,教学与研究工作一切如常。
这件偶发事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也没有当做什么大事。可是有天走进昙华林校区大门突然遇见杨东莼院长,他喊住我,亲切地问:“听说你最近‘失红’?”没想到这个秘密竟被我最敬爱的老院长揭穿,我觉得颇为尴尬,但也只有点头承认。东老没有深究,只是慈祥地叮嘱:“年轻人不要‘霸蛮’。”那“霸蛮”一词是拖长着湘音说的,听来备觉亲切。我从小浪迹在外,当时还没有成家,是个愣头愣脑的书呆子,连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就走开了。
可是,这偶然的相遇已成为我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失红”与“霸蛮”两个词语时时在耳边回响,前者体现出前辈学者的儒雅与礼貌,后者则是东老的乡土化本色。东老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简洁的话语中流露真挚的关切与规劝。年轻人的拼搏精神是好的,但也要时时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这就是我对“失红”与“霸蛮”的理解。
东老作为一个老教育家,并未对我的带病工作给以任何奖励或宣传,这是他对青年真正的关切。“拼命三郎”式的不惜损害健康以追求眼前功利,毕竟是不应该提倡的;如果领导者竟然以此等事例来渲染自己的“政绩”,那更是其心可诛!东老用简朴的话语给我上了极其生动而又深刻的一课,他那崇高的教师与校长风范伴我终生。
但东老也不是无动于衷,他对我最大的回报就是理解与信任。在华师任职期间,他每次接待外国学者来访,总要我陪侍在旁,让我很早就学会国际学术交流。1957年调往北京国务院与全国政协担任重要工作以后,他仍然没有忘记我,遇有重要而难度较大的学术性工作,往往借调我前往协助,把我引进一个更为广阔、更高层次的学术天地。
要爱学生,要爱学生,要爱学生!!!这就是师德,这就是老师的本分。我愿将杨东莼先生的谆谆教诲提供给年轻的教师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