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学者这个行当来说，最大的癖好就是搜寻珍贵的文献资料，因此图书馆也就成为我们经常的“栖息地”。而就我自己的学术生涯来说，帮助最大的即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20世纪60年代研究张謇，常去坐落在风光绮丽的北海之畔的北图旧馆，其善本阅览室似乎是一座永远发掘不尽的宝藏。80年代我把研究领域扩大到清末民初的江浙资产阶级，上图又成为我源源不绝的史料供应库，而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对我最具吸引力的是收藏特丰的早期中文报刊，那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时“**”结束不久，大批早期报刊重重叠叠堆在书架上或墙角边，尚不具备正式陈列阅读的条件。但由于“**”时间耽误太久，各行各业都急于重振旗鼓，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急于把这些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献及早整理上架以供学者利用。当我看到他们灰头土脸地抱着一大摞报刊蹒跚走来时，内心真是充满说不出的感激与歉疚。至今我仍遗憾，当时大家都埋头忙于工作，竟未请教他们的尊姓大名。他们才是帮助学术发展的真正的无名英雄啊！

由于年深日久，老旧的藏书楼缺少必要的先进设备，报刊纸张脆化与虫蛀现象已相当严重。有次我系统查阅好几年的《汇报》，发现有若干卷合订本竟被蛀虫啃出几寸深的洞眼。也有若干特殊的读者不大了解这批报刊价值，翻阅时粗心大意也增加了新的破损。我曾偶然巧遇一位电影名演员，他为了从文献中体验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生活，也来借阅《申报》《良友画报》之类。此人大概演惯了领导干部，看书时也派头十足，翻阅动作往往过大过猛，每翻一页都会撒出若干碎片。我提醒他注意，他却不以为然，仿佛无非是废旧纸张一堆。我本来很欣赏他的演技，但从此便很难给以推崇。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繁重校务的缠绕，不再拥有一天到晚“泡”图书馆的余暇。其后又由于长期客居海外，与上图一别就是十多年。幸好今年春天，我们研究中心希望与上图合作从事一大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编辑出版，年轻的同事怂恿我亲自出马联系，我自然不愿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当我一到上图新馆，眼睛顿时为之一亮，这与旧馆，特别是徐家汇藏书楼，差别是多么大啊！宏伟的建筑，宽敞的空间，明亮的采光，合理的布局，先进的设备，周到的服务，幽美的环境，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使人心旷神怡。这大概正是新上海三年一大变的缩影吧！

上图老领导和同事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稍经商谈便一拍即合，因为大家都是为着同一目标而勤奋工作啊！我们参观了馆藏珍贵书画与家谱阅览室。古色古香而且宽敞明亮的阅览室为读者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工作条件，而一万多种的家谱收藏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谱牒宝库。在书库中我找到了《吴兴荻溪章氏家乘》四修本及其续编（我家源于此系），收藏乃是为了利用，这是现代图书馆与旧时藏书楼观念根本区别所在。上图新馆不仅以新的风貌而且以新的业绩紧跟着世界图书馆的时代潮流！

我默默地为上图更为辉煌的前景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