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鲁先生匆匆走了，海外学界知己又少一人。

宗鲁是个奇人，他是经济学家，一直在美国康州高校讲授与研究经济学；但却对清末留美幼童情有独钟，花费很多精力搜集资料，调查研究，成为这一史学领域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终生不渝。

珠海友人拟为宗鲁出版纪念文集，并嘱我撰文忆述往事。往事并非如烟，但毕竟脑力业已衰退，何况又别离多年。

幸好拙著《鸿爪集》萍踪篇中“北美羁旅”一节中尚有简略记述：

1991年11月10日，星期日，雨

上午参加圆桌会议“海峡两岸关系之未来”，主持人翟文伯教授硬拉我上台，发言者尚有熊玠、陈炯明之孙及台湾政治大学一副教授，发言大多倾向于中国统一。我仍坚持1979年首次访美以来一贯主张：先经济、文化、科技合作交流，渐进、务实、积累，政治整合乃最后之水到渠成，反是则步步荆棘。政大教授发言赞同我的见解。

下午与高宗鲁（早期留美幼童书信的发现与整理者）、李大陵（著有《中国同盟会》一书）同返New Haven。气候恶劣，飞机晚点近30分钟，到华盛顿又因原定航班取消，只有改飞纽约再转机回New Haven。空中气流强劲，飞机颠簸不已。到New Haven机场又值倾盆大雨，高、李已告别并各自回家，幸工作人员叫来Taxi，与耶鲁两女生一起回校。

这是我与宗鲁结识之始，而且同历空中狂风暴雨袭击之险，可谓风雨同机，生死与共，此情此景，而今依然历历。

此前我们并不相识，尽管当时同在New Haven，但并非同校又非同一专业，因此无缘见面。因此，当我俩在11月8日应邀前往维吉利亚大学参加北美汉学家协会举办的年会，在New Haven机场候机时竟相对无言。New Haven机场很小，航班既少，飞机也小，一般都是飞纽约转机。由于气候恶劣，当天乘客极少，候机室里好像只有宗鲁与我两人。我平素不爱交际，何况又在异国他乡。宗鲁先到，坐在椅上聚精会神看报，我也静坐休息并考虑会上的发言与必要应对。因为北美汉学家协会是清一色的来自中国台湾的学者组成，这是首次邀请我这唯一的“大陆学者”参加。过了片刻，倒是宗鲁捧阅的那份报纸吸引了我，因为那是我旅居美国以后很久未曾见过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他视力欠佳，阅读又极为认真，简直是贴近着眼睛看报，似乎没有发觉我已坐在他的对面。

好奇心使我打破了沉默：“请问您是大陆来的吗？”“啊，不是，我原来是从台湾来的，已在美国教书多年。”宗鲁坦然回答，普通话中多少带有一点山东乡音。接着互通姓名，原来彼此都是思慕已久、渴望结交的学界对象，其结果便是一见如故，坦露胸怀，很自然地结伴同行。特别是在归程，气流湍急，风雨交加，飞机上的共同的命运更把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

我在耶鲁的工作时间不到一年，宗鲁则已在康州长期执教，所以他对我这个新来者经常热情照拂。我的妻子与女儿前来探亲，他邀我们在风景如画的海滨餐厅品尝佳肴海鲜。次年暮春我偕妻前往圣地亚哥另就新职，他又与李大陵教授在家中设宴饯行，这些深情厚谊都温暖了我们这些年复一年羁旅太平洋彼岸的漂泊者之心。

当时，中国内地学者对他的留美幼童研究工作了解甚少。我曾建议将他编辑的珍贵原始资料（如幼童书信）与相关论著交由大陆出版社刊行。他欣然同意，并委托我的学生回国联络出版，但由于当时国内出版界对此不够重视，加以我又羁旅海外，未能亲自直接张罗，所以迟迟未能实现他的愿望。这是我在北美期间的一大遗憾。

所幸近年以来，国内学界对于这个领域研究的热度日益增加，相关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国际学术会议频频召开，使我们更为增强了留美幼童与留美教育研究前景的看好。前些年，我与宗鲁先后在珠海与香港两度欢晤，是早期留美幼童史又把我们重新联结在一起。我亲眼看到他多年辛勤劳动的业绩已经开花结果，并且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共同认知与推重，心中感到无比欣慰。我们觉得可以而且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并且相约在美国当年留美幼童聚集的故地再次会晤，可惜他竟这样匆匆先我而去。但我的内心仍然为他欣慰，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正在做我们来不及做的工作。早期留美幼童史必将与容闳研究以及留美教育史一同走向更为美好辉煌的明天。

一路走好，宗鲁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