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必先有良好的教育。

——蔡元培：《何谓文化》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蔡元培在家乡绍兴接受了严格而完整的旧式教育。他儿时阅读《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并得到叔父的悉心指导。17岁中秀才后开始自由阅读，因为当时无力购买书籍，只得向叔父借阅。除读《周礼》《春秋公羊传》《礼记》等儒家经典外，还随意阅读考据和词章的书。蔡元培曾在绍兴藏书家徐友兰家中为其校订所刻图书，因而得以博览徐家丰富的藏书。

蔡元培的教师身份始于他在家乡设馆教书，曾担任两年私塾先生。此后的几年间，蔡元培中进士，点翰林，26岁便跻身封建知识分子的最高层。在翰林院任职的数年中，他除了阅读经、史、子、集等古籍外，开始涉猎论述世界事物与译自外国文的书籍报刊，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及《日本史略》《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等。他不仅探究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还旁及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对这些西方论著的阅读拓展了他的视野，也激发了他日后对西学的浓厚兴趣。

也许是蔡元培的北大改革太为人所乐道，以致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教育之路始于基础教育。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蔡元培在北京目睹了戊戌变法发生、发展与失败的全过程，他根据自己数年的观察与体验，清楚认识到清廷的政治改革“无可希望”。他认为：中国积弊如此之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而改革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蔡元培毅然离开翰林院，以一介布衣回到家乡浙江绍兴，实践自己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救国理想。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弃官从教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的。正如张寄谦所说：“纵观晚清数十年间，以名翰林而毅然抛弃前程，背叛本阶级，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后又能毕生坚持爱国事业的，仅蔡元培一人而已。”[1]1898年9月的弃官南下，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是他从封建科举的士大夫转变成为民主革命家、从旧式教育中脱离转而倡导新教育的重大转折点。在回到南方的四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先后创办和主持了七所新式学校。

回到故乡后，蔡元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之始。这所学堂是乡绅们用地方公款设立的，按学生程度分为三斋，大致如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的程度。能否办好新式教育，教师起到关键的作用。为了办好中西结合的新教育，他遍访绍兴以及杭州等地的名流，并陆续聘请到了比较满意的教师。他所聘请的教员，如马用锡、薛炳、马水臣等讲授哲学、文学和史学，杜亚泉、寿孝天等讲授数学及理科，胡道南主持训育，这“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绍兴中西学堂原有英、法两种外国语课程，他又增设日语课，聘请日本人到校任教。此外，蔡元培还组织老师自编教材，以真正实现对传统教材的改革，并增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为使学生能进行自然科学的实验，加强直观教学的效果，蔡元培设法购置一批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矿物的仪器、标本及教具。因为蔡元培的到来，绍兴中西学堂培养出了一批初步拥有新思想的学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就曾是一名绍兴中西学堂的小学生。他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

蔡元培对学堂学生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他曾手订《绍兴府学堂学友约》，并手订学堂授课及作息时间表，如：学生每天早上5点起床盥洗；6点吃早饭；7点外国语以及算学各班开始上课。[2]他还撰拟《绍兴推广学堂议》，建议绍属八县筹款，在府城设高级、中级学堂各一所，在各县分设初级学堂一所。他通过详细考察写成《浙江筹办学堂节略》，希图由此能在浙江全省推广新式的学校教育。绍兴中西学堂教员中有新旧两派之争，由于蔡元培支持新派而引起旧派忌恨，旧派怂恿学堂堂董干涉校政，最后，他只能愤而辞职。辞去中西学堂职务后，蔡元培一度担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并受聘为诸暨丽泽书院院长。他还前往临安，为绍兴侨农创建小学。

1901年，蔡元培受上海南洋公学聘请来校任教。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7年，当时设有上院（小学）、中院（中学）、师范院（专科）。这一年，新设特班，授以英文及政治、理财等学科，以备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被聘为特班总教习，负指导学生之责。他亲自选定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的书目。门类为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哲学、论理、伦理、文学、科学等。每一学生自选一门或两门，按书目阅读，每日需要写札记上交老师，并规定每月作文一篇。每篇札记、文章蔡元培都亲手批改。他在“日记及课文评语中，多提倡民权之说”。蔡元培又在同学中设立演讲会。蔡元培每晚会召二三学生到他的起居室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及对时事感想。他要求学生通晓世界大势，学习外文，阅读外国书报。同时鉴于“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还要求学生练习演说，养成唤醒民智的能力。这种活泼的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喜爱，当时特班学生黄炎培回忆道：“这种教育方法，切合学生们的要求，蔡师语言态度的亲切、谦和，使每一个学生都心悦诚服。这些还影响到上院其他各班和中院。”[3]

对社会和民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一直是蔡元培向学生强调的。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特班的每个学生。黄炎培回忆道：“吾师教人，其主旨在何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4]如蔡元培自己所言：“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他希望对青年学生进行新式的教育，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操，通过新青年去影响全中国。蔡元培不仅“诲人不倦”，而且还“学而不厌”。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点。1901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早晨，蔡元培步行四五里路到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心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就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大清早的，马相伯感到惊奇，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正是蔡元培。马相伯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败兴，但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4岁，却仍有程门立雪的好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