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姆昌德是印度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现代印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戈丹》生动地描绘了印度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

一、 生平与创作

普列姆昌德（1880—1936）原名滕纳伯德·拉耶，出生在印度北方邦贝拿勒斯近郊的拉希姆村。童年时期，普列姆昌德在农村私塾中学习乌尔都语和波斯语。16岁时父亲去世，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由他承担，饱尝了生活之苦。“继母的态度，过早的结婚，祭师们的祭礼，农民和职员的苦难生活，这一切，年仅16岁的普列姆昌德都见到了。”[1]此后，他一边当家庭教师、小学教员，一边刻苦自学。1902年他考入师范学院进修两年，获得教师证书。后来还取得了英语、波斯语和历史学的学位。在师范学院进修期间，普列姆昌德开始创作小说，在教学之余从事创作。1908年他调任督学，往返农村和城镇之间，对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民的痛苦了解更深，眼界更加开阔。他的创作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0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热爱祖国》，这部集子由5篇小说组成，基本内容是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号召人民为祖国独立而奋争。在《世界的无价之宝》中把为祖国独立而战流下的鲜血誉为“世上的无价之宝”。因它“富有感人力量的煽动性言论”被殖民当局查禁，烧毁了尚未卖出的700余册小说。当局的压迫并没有使他停笔，他换了个笔名，此后一直用“普列姆昌德”的笔名发表作品。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沙伦塔夫人》也是反帝反殖、号召独立的名篇。创作试验阶段表现出来的反封建思想，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发展，反映了封建制度、封建势力、封建礼教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沉痛的笔调，对社会予以批判。

1921年圣雄甘地到北方演讲，宣传不合作运动，在20万人的大会上号召放弃政府公职。普列姆昌德响应号召，毅然辞掉公职，放弃固定收入，专事创作，出版了《仁爱道院》《舞台》《妮摩拉》《贪污》《圣洁的土地》和《戈丹》等著名长篇和大量短篇小说。

《仁爱道院》（1922）是普列姆昌德第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农村佃农的悲惨命运、王公贵族的奢华生活、中小地主的分化瓦解、贪婪自私的社会风气等都在小说中得到现实的表现。《舞台》（1925）是普列姆昌德最长的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小说形象地概括了20世纪前20余年印度人民的生活，强烈表明了反帝反封的民主思想，画面广阔，人物众多，线索纷繁，是普列姆昌德创作中的重要作品。《妮摩拉》（1925—1926）是一部反映妇女命运的中篇小说。《贪污》（1931）对警察与政府官员沆瀣一气、营私舞弊、欺压弱小、草菅人命的行为提出了愤怒的控诉。这里的“贪污”不仅仅指主人公罗玛纳特为满足妻子喜好首饰的嗜好而挪用一笔公款，更大的贪污犯是当权者，他们利用手中权势，鱼肉人民，中饱私囊。《圣洁的土地》（1932）以1930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为背景，描绘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这是作者最鲜明最集中地描写殖民者罪恶、印度人民的愤懑的长篇小说，在他的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非常明显地受到“甘地主义”的影响。

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从各个角度、侧面反映20世纪前30年印度社会的现实，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的反映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表达爱国主义思想（如《进军》《游行》《牢狱》）；有的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号召人民从沉睡中觉醒（如《一把小麦》《冬夜》《可番布》等）；有的描写妇女的悲惨命运，控诉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虐待（如《驱逐》《有女儿的寡妇》《古苏姆》等）；有的描述恋爱生活，赞美纯洁坚贞的爱情，批判扼杀这种美好感情的丑恶势力（如《如意树》《礼教的祭坛》《首陀罗姑娘》等）；有的展现一个儿童世界，刻画童心的纯朴可爱和社**影笼罩下的可悲可怜（如《偷窃》《打嘎儿》《开斋节的会礼地》等）。其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或者平直叙述人物一生中某几个关键生活片断；或者精心刻画瞬间展现的几个场面；有时由人物转述情节；有时通篇对话。小说意趣上也异彩纷呈：或者刻画一种性格；或者渲染一种气氛；或者讲述有趣的故事；或者抒发强烈的感情；或者寄寓着深刻的哲理，但总的艺术风格是朴素明晰。在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中，时常出现轻松的幽默和委婉的讽刺，这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并不多见。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创作成就突出，他一生创作的20多部短篇小说集，是20世纪前30余年印度社会的一部形象历史。普列姆昌德的优秀短篇完全可以和莫泊桑、契诃夫的上乘之作相比。

普列姆昌德辉煌的创作实绩和踏实的工作精神，深得印度进步作家的敬佩。1936年4月，印度进步作家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主席。正当他以更大的精力和信心投身印度进步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的时候，却因劳累过度感染重病，几个月后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圣线》，离开了人世。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特点：（1）反映生活的广阔性。普列姆昌德是位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他的小说有的表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时代思潮和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与小家庭的柴米油盐相纠结；有人生的大起大落，也有孩子们的小小悲喜剧；长篇小说跨越广阔的时空背景，众多的短篇小说则撷取生活中的某一个侧面。普列姆昌德创作题材广泛、多样，这与他生活阅历丰富、注意观察生活、重视文学素材积累是分不开的。（2）评价生活的倾向性。普列姆昌德不是冷静地超脱于生活之外，“爱”与“恨”构成他作品的基本旋律。他对印度现实的批评，是基于认同传统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他的小说世界是以印度传统文明为构架，以此营造文化氛围。《世界上的无价之宝》赞美寡妇自焚殉夫的古老风俗，《五大神》歌颂印度农村中传统的五人长老会。他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传统道德观念在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可见普列姆昌德对传统文明方式及伦理规范的认同。他的社会政治理想是乌托邦式的宗法制农村村社，《仁爱道院》中普列姆·辛格尔放弃财产，自食其力，真诚热心地为民服务，以仁爱唤醒麻木的人民。《舞台》颂扬仁爱精神，反对暴力革命，追求纯朴恬静而反对工业发展。（3）表现生活的朴实性。普列姆昌德的小说风格以朴实为基调。他的小说结构并不复杂，很少有多重线索的纠结，故事性强，情节生动，人物对话简练，以质朴无华的语言展现人情世态和社会风俗，生活气息浓郁，将自己的倾向和深情倾注在质朴的描述中。短篇小说《神庙》描写一个低种姓的女人苏咯娅为给孩子治病意志坚定地到神庙拜求，被当作不洁的人遭到驱赶，孩子死了，她也悲惨地死去。小说开篇赞美母爱的永恒，与苏咯娅死去后的结尾颂扬母爱是真正的信仰和虔诚相呼应，**洋溢，催人泪下。

普列姆昌德是印度文学史上继泰戈尔之后的伟大作家。他为印度文学开辟了新领域。普列姆昌德创作的简朴明晰、通俗晓畅的艺术风格，也丰富发展了印度文学。

二、《戈丹》

《戈丹》出版于1936年，是印度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丰碑。小说着重刻画的是农村，以现实主义的笔触，非常真实地表现了30年代农村的生活面貌，描绘了一幅幅悲惨的农村生活图景，分析了农民苦难的社会根源。

小说围绕何利一家展开情节。何利是一个淳朴厚道的农民，他只知埋头干活，唯一的梦想就是买头母牛拴在家门口，以图吉祥如意（印度习俗，母牛是吉祥的象征），也让孩子能喝上牛奶，强身健体，干活有力。然而却是这个起码的生活要求与现实冲突，引发连串祸事：儿子因恋上寡妇触犯习俗而出逃在外，失去了耕种的土地，女儿变相卖给一个老头作填房，何利夫妇的精神被击垮。他们只知机械地劳动，在何利心中的唯一念头就是当年梦想的母牛，为此拼命干活，白天在野外干，晚上在灯下搓绳子。何利最终累死在采石场，妻子丹妮娅把仅存的20个安那交给祭司作“戈丹”谢礼，也“昏倒在地”。

小说通过这个典型的印度农家的生活遭遇，具体展示了当时印度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印度农民贫困悲惨的社会根源。小说开始，何利一家虽然日子艰难，但也还全家团圆，何利还有着美好的生活愿望和信心。到小说结尾，何利活活累死，妻子丹妮娅的“泼劲”和儿子戈巴尔的“锐气”都被生活磨掉，女儿卢巴步入火坑。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墨，描绘社会把他们一步一步逼向绝路，推向苦难的深渊。小说具体揭示地主老爷、村中头人、高利贷者、资本家、警官法院、宗法礼俗、封建宗教的残酷压迫剥削、严厉束缚，是他们导演了何利一家的悲剧。由于赊来的母牛被毒死和儿子戈巴尔与寡妇的恋情失去了耕牛，粮食罚光了，全靠借债借粮，半饥不饱度日。何利一家还是拼命劳作，种出上好的甘蔗，等待收获时能翻个身，但高利贷者和收购甘蔗的糖厂老板合计好，把债款按高息全部扣除，辛劳一年仅得25个卢比。钱刚到手，债主又逼上门来，何利把25个卢比默默地塞给他，空手回家。翌年甘蔗长得喜人，何利计划为大女儿办嫁妆。但收获时，法院传来状子，控告何利欠债不还，法院将甘蔗拍卖，嫁女儿还得另借200卢比。小说通过人物的口，揭露腐败的政治和国家机器。民主选举是玩钱的游戏，“谁有钱，谁就能当选”，民主仅是用来欺骗百姓，“实际上是那些大商人大地主的王国，如此而已”。法律也是有钱人的法律，一个高利贷者说：“法院是保护有钱人的，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警察也只会与有钱人合伙敲诈穷苦人。报纸舆论宣传工具，也只是有钱人手中的玩物。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贫苦人民的好日子过。何利是千千万万印度农民的缩影。

普列姆昌德在《戈丹》中，深刻揭示社会问题，把罪恶归结为社会制度，他认识到要使劳动人民摆脱苦难，不是几个富人伸出仁慈的手，开设几个“服务院”、“仁爱道院”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改变现行制度。但究竟怎样改变社会制度？《戈丹》中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戈巴尔从城里回来，组织村里人演出闹剧嘲讽村里有权势的人，对方无可奈何。丹妮娅的强硬，也取得几次小小的胜利，但这些力量非常弱小。从整个作品看，还是仁爱的力量强大，尤其是小说中梅达这个形象的塑造最能说明问题。他坚毅勇敢、头脑清醒、观察敏锐，集优秀品德于一身。他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认真的思索，得出一个结论：“在追逐名利和与世无争这两种倾向之间，还有着为他人服务的一种精神，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生命富有意义，才能使生命变得崇高和纯洁。”与其说这是梅达的结论，不如说这是普列姆昌德的理解。小说中莱易老爷、康纳、唐卡属于追名逐利一类，像何利只知埋头生计、逆来顺受，则属于与世无争一类。普列姆昌德对前者加以鞭笞，对后者寄予同情，赞美的是梅达——“他唯一的愿望是帮助别人”。梅达，尽管他认识到了“要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但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把自己每月1000卢比的收入大部分救济寡妇和穷苦大学生。小说中描写了梅达仁爱精神的力量，原来一味寻求享乐的玛尔蒂在他的感化下，成了一个自我牺牲主义者；他们常到贫困的农村去，给农民送去欢乐，送去幸福，农民也像迎接天神般地欢迎他们。这里梅达认识上和行动上的矛盾，也就是普列姆昌德思想上的矛盾。他认识到靠几个人的仁爱不能改变现实，但小说中提出的还是“仁爱”的改良主义方案。由此可以看出甘地主义对普列姆昌德的深刻影响。

《戈丹》的艺术成就突出，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小说纵横开阖、情景交融，朴实淳厚，生动感人。小说以何利的一生活动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物活动为纬，既主线清晰明了，又能广泛涉笔，容量极大，把农村和城市两条平行的线索巧妙交织，描绘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在情节安排上，《戈丹》显得自然、紧凑。往往在一个新的情节出现之前，早有伏笔、暗示，在展开一个情节的同时，又为另一个情节作铺垫。这样环环相扣，发展情节。

第二，鲜明的人物性格刻画是《戈丹》艺术成就的突出表现。普列姆昌德“对印地语小说的真正贡献即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化”[2]。《戈丹》中的人物，因各自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即使是同一类人物，小说中描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何利有何利的凄楚，薄拉有薄拉的不幸，戈巴尔有戈巴尔的痛苦。同是下层妇女，有外表泼辣严厉的丹妮娅，有忍受屈从、忠心不贰的西里雅，有追求幸福、不惧礼俗的裘妮娅，也有为过好日子而不顾廉耻的诺哈利。小说中常常通过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对比刻画不同人物的性格，使之更加鲜明。何利的逆来顺受、胆小卑怯，丹妮娅的不甘压迫，胆大勇烈，就常常是在同一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同时作者也往往在不断变化中从多方面描写人物，使之更加丰满。人物的性格不是静止的，而是有所发展；人物性格也不是扁平单一的，而是复杂交错。好人也有缺点，恶人也有人性活跃的时刻。何利勤劳善良，朴实厚道，但也有时自私、贪财。莱易老爷残酷凶狠，他有时也为自己的作为感到可耻。

第三，《戈丹》运用了大量富于生活气息的生动比喻。或者用比喻来剖露人物复杂的、难以言说的内心感受，如何利一家借债度日，辛劳一年，眼看着丰收在望的庄稼：“家里的生活像一度停下来的车子，现在又往前开了。本来因为受到阻塞而产生漩涡、泡沫、并且喧嚷奔腾的流水，在阻塞的东西清除以后，又发生了柔和、甜蜜的声音，平静和悠缓地、像一泓油汁似的流去。”或者用比喻增强作品的形象性，使表现的内容更加鲜明、生动。如“她的每一个毛孔仿佛都在发出甜蜜的歌声”，这样以强烈的艺术效果凸显人物兴高采烈的情形。有时通过比喻，把抽象复杂的意义，浅显有趣地表达出来。如何利想独吞买竹子的钱，结果上了当，他又不能说出来，小说中比喻：“何利把自己的失败闷在心里，仿佛一个人爬上树去偷芒果，不幸从树上摔下，连忙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免得被人看见。”《戈丹》中的比喻来自实际生活，富于生活情趣，给《戈丹》的艺术表现增色不少。

思考题

1.简述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创作的思想内容。

2.为什么说《戈丹》“是印度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丰碑”？

[1] ［印度］拉默·维拉斯·谢马尔：《普列姆昌德的一生》，见刘安武编选：《印度现代文学研究》，2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 ［印度］萨吉达南德·瓦差衍：《印地语文学》，见《印度现代文学》，黄宝生等译，94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