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晚年在思想自传性质的文章《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中，回忆了自己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杜威的哲学创作共发生了两次主要的转向：第一次是由神学直觉主义转向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发生在1882—1888年之间；第二次是由黑格尔的绝对主义转向工具主义(后被称为“实用主义”),发生在1889—1903年之间。

1.从神学直觉主义转向绝对主义

生直觉主义(intuitionalism)是一种哲学主张和认识方式。在它看来，直觉即是认识主体对于自身、外部世界、共相、价值、真理等获得认识的能力。它认为，直觉或直观认识比理性认识更基本、更可靠。

“直觉主义把直觉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直觉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内部、认识绝对，把握事物始终不变的本质；体验到事物运动的精神状态，通过想象力得到关于个体的知识，并洞察到终极的实在。”①

在直觉主义者看来，心灵与肉体、经验与直观、事实与价值以及理性与科学都是二分的。塔利斯指出：“直觉主义与教士的亲近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因为西方宗教都蔚成于不同类型的二元论这一事实，而且因为直觉主义者们都涉及上帝和心灵的神学教义，都将它归纳到人类直觉所把握的自明性的真理之中。”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哲学系都是从宗教系或神学系之中分离出来的，很多教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福音派在美国公立和私立的大中小学校都有巨大的发言权。因此，这一时期直觉主义在大学的哲学系中占有统治地位。正是在其就读于佛蒙特大学之时(1875—1879),杜威在托里(H.P.Torrey)教授的指导下对直觉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

不过从杜威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对这个带有清晰的二元论的哲学有过什么好感。晚年的杜威这样说道：“自我脱离了世界，心灵脱离了肉体，自然界脱离了上帝；这样形成的那种分崩离析之感，使我感到一种苦人的压抑——或者说，这种分崩离析使我心如刀割，也许更为确切。”①正是这样一种压抑之感，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的杜威，在导师乔治·莫里斯的引导下而最终接受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

我国著名黑格尔研究学者杨寿堪教授指出，绝对主义(absolutism)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认为真理是绝对的，否认真理的具体性和相对性。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真理的“绝对”乃是“绝对精神”或曰“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是同义语，指作为一切存在的本质和根据的精神实体、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过是绝对和绝对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是能动的主体和实体，它不断运动和发展，从纯概念开始，然后外化为自然界，最后在人类社会中回复到自身。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乃是绝对理念发展中，自我实现的形式或阶段。①

由此可见，与直觉主义不同，黑格尔哲学完全是反二元论的，它强调综合和延续性，强调在绝对精神的发展中来理解生命、观念和自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杜威发现了他从大学时代以来一直朦胧向往的东西，即对统一、有机、联系和连续的追求。

直觉主义时期，杜威的哲学论文只有两篇，分别是《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说》 (1882)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1882)。这两篇文章所使用的语言是高度示意性的(sche-matic)、形式性的和直觉主义式的。在前一篇文章中，杜威以直觉主义的二元论认识方式，指出了一元唯物论哲学的片面性，认为没有直觉的或本体论的知识，唯物论者便不能具有关于原因的知识，而这种直觉知识要求一个实在的意识(a real mind),这个实在的意识在唯物论中却没有一席之地。后一篇文章则意图指出斯宾诺莎泛神论的虚妄。②

从1882年9月入学成为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杜威便在《思辨哲学杂志》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主编、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哈里斯(W.T.Harris)和其导师莫里斯的引导下，逐渐走入绝对主义哲学的殿堂。同时杜威也受到了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J.Stanley Hall)的实验心理学的影响。杜威1884年发表的《新心理学》一文，便是他意图把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融入黑格尔哲学中去的尝试。1887年出版的《心理学》一书是这种尝试的继续。它表现出了浓厚的黑格尔哲学的气息。但在这本书中，杜威也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某些矛盾，认为“哲学探究的一切对象，其本质的确定依赖于经验对它们的解释。而心理学则是对这种经验进行科学和系统地阐释的学问”①。这实际上为后来杜威接受了威廉·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埋下了伏笔。

1888年发表的《莱布尼兹关于人类理解的新论》,可以被视为杜威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向结束的标志。在该文中，杜威论述了有机统一、连续性、与消极论相对立的物力论与普遍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他采用了与经院主义的形式逻辑相对立的黑格尔逻辑，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立场，反对二元论、机械论和感官经验主义。杜威将莱布尼兹视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知识巨匠。杜威称赞莱布尼兹对二元论和将心灵视为或多或少是一块被动的白板的理论的批判，也同意莱布尼兹“实在即是活动”的观点。他同样称赞莱布尼兹将历史与理性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以阐释思想的策略。②

2.从绝对主义转向工具主义

美国学者莫里斯·爱默斯(S.Morris Eames)研究发现，在密歇根大学的第二个阶段，即1889—1894年间，杜威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阶段，杜威的思想逐渐由传统的黑格尔主义开始转向了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工具主义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在杜威职业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便放弃了对这个词语的使用转而用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来代替它。其他人则以“实用主义”来称呼杜威的新哲学。

何谓工具主义?工具主义乃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和方式，在它看来，世界是变动的，充满着偶然性的。变化而非永恒才是实在性的检验标准；人们认识的焦点应由绝对的起源和世界本身转向特殊、多样化。工具主义者要求以自然主义的实验方法来代替传统的超自然的世界观；他们相信，知识是感性有机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认识主体去追求那作为对象的异在世界的摹本；真理不再具有永恒的特征，它只是一种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现实生活的有力工具。①

从绝对主义到工具主义的转向是一个跨越了大约十五年的漫长历程，以1903年《逻辑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为结束的标志。如果说在杜威思想发展过程的第一个转向当中，莫里斯和霍尔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这第二次转向的完成，却不能不提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的功劳。

1890年詹姆斯出版了《心理学原理》这部经典著作。正是《心理学原理》使杜威的思想信仰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对这部著作的研究，杜威认识到，尽管同自己一样，詹姆斯也拒斥传统哲学的二元论，但不同的是，詹姆斯并不求助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反，他通过蕴涵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功能主义来解释延续性。在杜威看来，《心理学原理》一书为他的思想导引出新的方向和品性。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处在转向时期的杜威，杜威思想的焦灼和彷徨。正如孙有中教授所指出的：“绝对唯心主义一直是杜威所心爱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有机的、有目的的世界，这便为杜威的民主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提供了基础，也满足了他在道德上和情感上对融合个性发展与共同体利益的追求。他长期不愿意放弃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这里。”①

在詹姆斯的启发下，杜威提出了经验的、形而下的自我实现理论。杜威指出，当我们谈到能力的时候，我们即是在说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是当前和这里能够看得到的；而且由于这些活动与在过去的经验中实现的目标相联结，我们便能够把这些观察到的行为作为形成当前目标的条件。于是，道德理想乃是从过去的经验中生长出来；它不是过去经验的复制品，肯定地说，它的内容和作为一种理想的潜质是与作为其后来者的实际经验保持连续①。杜威同意在经验生成方面，智力具有建构性和综合性角色，并在个体生活的连续性上为它们的统一提供基础。

杜威指出，知识乃是对行动的陈述，现代科学的方法乃是进行这种陈述的合适的手段。他认为，在哲学上，这就意味着兴趣上的一个转变，即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兴趣转向心理学和社会伦理学。②在杜威那里，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而越来越不满足于对生活和行动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而不是经验的和科学的探究。1903年，在杜威行将离开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终于完成了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彻底改造。此时，“生活”和“经验”成为杜威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在杜威那里，人成为生活世界的中心。人的地位提高了，人的风险与责任也随之增加了，因为他被永远地推上了并无保障的、矛盾丛生的、永无止境的生命之旅。人将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究、去试验、去成功，也去失败，经历痛苦，也将获得欢乐。这也将是杜威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