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的谋反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伍被主动投案之前，朝廷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的。从一开始的雷被到淮南国相，他们所说的罪状不过是刘安与刘迁父子阻挠爱国人士应征入伍。到了刘建告状，也无非是告刘迁企图谋杀国家公务员未遂。即便后来丞相公孙弘怀疑刘安谋反，也没有真凭实据，只是要逮捕刘迁进行审讯。后来，朝廷官员在淮南王宫里搜到的证据也只有那些地图和刘安私刻的皇帝玉玺、百官的官印。

对于刘彻来说，一直以来他处理淮南王，无非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最后查到刘安谋反，实在是个意外的发现。刘安父子阻挠雷被入伍出征匈奴，虽然确实违抗了朝廷的诏令，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抓起来打几顿板子，罚个千八百万的也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刘彻好像始终都抓着刘安不放呢？

我们看一下当时其他诸侯王的情况或许就知道了。

燕王刘定国是当年吕后封的琅邪王刘泽的孙子。这家伙比较不像话，他当王以后，仿佛要效仿匈奴人物尽其用，不仅和自己父亲的妾勾搭成奸，还堂而皇之地生了个儿子。看到弟弟的老婆漂亮，他就干脆抢过来给自己做老婆。这还不算什么，他最后还跟自己的三个女儿搞在一起。这个乱人伦、丧天良、禽兽不如、人神共愤的社会败类，就应当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被人唾弃千百年，承受道德和良心的双重谴责。最后，他丑事败露，依律被判处斩首的极刑。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刘定国在接到判决后自杀，燕国的封号被取消。

齐王刘次昌的母亲齐太后姓纪，这个老女人为了让自己的娘家人把控齐国，就给齐王定了门亲事，让齐王娶她的外甥女为妻。但是，强扭的瓜不甜，刘次昌对这个表亲老婆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每天都在别的女人那里睡。纪太后一看，这样可不行啊，就想了一个馊主意，要把这两个人强扭到一块儿。她的办法是让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刘次昌的姐姐住到宫里，让姐姐来隔绝刘次昌和其他女人的联系。没想到，最后刘次昌依旧把王后晾在了一旁，这姐弟俩倒是干柴烈火地滚了床单。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刘次昌的事情不久就被朝廷知道了。他害怕会落个跟刘定国一样的下场，惶惶不可终日，后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服毒自尽，齐国的封号也被撤销。

刘安的弟弟衡山王刘赐家里也是窝里斗、一团糟。因为担心刘安造反以后会吞并衡山国，刘赐也在偷偷地做准备。一旦刘安起兵，他也准备起兵占据江淮一带，偏安一隅。结果，在刘安死的那年，刘赐因他受了牵连，加上自己儿子告密，刘赐最后被逼自杀。他的王后和儿子则都被弃市，衡山国的封号被取消，改为衡山郡。

江都王刘建(不是之前的那个刘建)则比上几位更不像话，他不仅像刘安、刘赐一样想要造反，还有跟刘定国、刘次昌相同的嗜好，那他还能有好下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因为受刘安等人谋反的牵连，刘建也被定为谋反罪，最终服罪自杀，江都国纳入中央政府，改称广陵郡。

这里还不包括像山阳王、清河王、胶西王这些自然死亡又没有儿子，因此封国被取消的，也不包括像济川王、济东王这些犯法被革职并被取消封国改为郡县的。

那问题来了：以上的事情说明了什么？

我知道大家想说什么，无非是感叹：贵圈真乱。

不可否认，汉朝皇族的私生活确实很乱。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刘彻是在继续自己父亲做过的事情——削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是给他提供了个由头而已，而且这时候朝廷的军事力量之强盛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相比于景帝一朝，诸侯王的实力、水平又都比较差，所以他们只有被宰的份儿，并没有反抗的机会。但是，老是这么明目张胆地削藩，刘彻也怕大家心里有怨言。怎样才能让大家甘心被削呢？正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臣主父偃及时给他带来了这么一条计策：推恩令。

推恩令这玩意儿说来也无甚稀奇，简单地说，就是让诸侯王把地盘分给自己众多的儿子，人人有份，儿子死了再分给儿子的儿子，绝不落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就是当年贾谊在《治安策》里提出的“割地定制”的把戏，新瓶装旧酒而已。这次，刘彻执行了这一政策，这让他着实省了很多心力，之后的诸侯王再也没能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可怜贾谊如果在天有灵，定然会为朝廷这几十年走的弯路痛心不已。我们也只能感叹：再对的政策也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刘彻并不是为了削藩而削藩的，削藩只是他心中那个巨大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计划至少还包括另外两部分：

第一，不仅削藩，还要削侯。汉初，刘邦曾分封了连功臣到亲戚一共一百四十三个侯爵，并且赐给他们丹书铁券，承诺朝廷会世代优待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刘彻却不管这些：“既然是高皇帝的承诺，有本事你们找他兑现去。”到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这一百多个号称能“爰及苗裔”的侯爵仅剩下五位，其他人大多都在武帝一朝被朝廷以各种理由革掉了爵位。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刘彻甚至一口气就革掉了一百零六个侯爵，理由是当年这些列侯进献助祭的黄金要么分量不足，要么成色不好，是对上天的“大不敬”。

第二，撇开丞相，建立内朝。刘彻在原来的朝廷制度之外又纠集了一批人才参与政治，为自己出谋划策。这批人直接听命于皇帝，独立于朝廷之外，不受百官之首的丞相管辖。为了和以往的制度相区别，历史上称以丞相为首的官员体系为外朝，与之对应的、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这批人所形成的体系则被称为内朝。内朝确切的建立时间似乎已无法确定，但最迟应该不会晚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为这一年卫青与霍去病同时被任命为大司马，而大司马则是内朝的首领。

了解这三点后，我们就知道刘彻的心思了。他是要改变以往的政治制度，不仅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还要架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把国家的政权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做一个独裁者。刘彻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够不受限制地传达给基层，同时基层的声音也能直接上达天听。不可否认，刘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雄才大略的帝王，而历史上每一位雄主或多或少都喜爱法家的独裁专制。然而，对确保国家稳定的政治制度而言，内朝的建立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破坏，直接导致了西汉初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皇权和相权之间微妙平衡的崩溃。

内朝的建立证明刘彻是聪明的，他懂得在不破坏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如何轻易地绕开束缚皇权的那把枷锁；它也证明刘彻是勤奋的，因为架空丞相就意味着所有事情他都要亲自去操心。然而，内朝实在是一个坏东西，它后来甚至引发了西汉的灭亡，这说明刘彻并不懂得丞相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