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起了当皇帝心思的人就是刘启的亲弟弟、在刘启的母亲窦太后那里最得宠的梁王刘武。

在讲这个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地了解下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继承制度，看看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坐上天下之主的位置。

在很久很久以前，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继承遵循的是禅让制，就是前任统治者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在天下臣民中选择一位能力最强、威望最高的人来代替自己治理国家。这种选择注重的只是继承者的品德、能力，而不考虑这个人的出身、地位。这应当是对百姓最有利的一种继承制度，但这是上古时代才有的事情。从大禹把统治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的那一刻起，这种天下为公的继承制度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历史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

在之后的中国，长期存在两种家天下的继承制度，一种叫父死子继，另一种叫兄终弟及。周朝之前，这两种制度交替实施、并行于世。比如商朝，商汤死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太丁已经早他一步不在了，于是他的二儿子外丙继承了统治权；外丙死后，外丙的弟弟中壬即位；中壬没过几年也死了，权力又移交到太丁的儿子太甲的手上；太甲一死，他的儿子沃丁上位；沃丁崩后又轮到他的弟弟太庚……想必大家看到这里已经混乱了，这样不确定的继承制度显然会给国家的政治局面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那为什么统治者们就不能把规矩定死呢？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商朝人的平均寿命很短，单算男性的平均寿命，大概35岁不到，因此，很多统治者到了要死的时候，自己的儿子还很小，甚至可能还没有儿子，所以只能让弟弟来继承皇位。

然而，让弟弟来继承皇位对即将死去的统治者来说是有疑虑的。最大的疑虑就是，等自己弟弟死后，权力能不能再次回到自己的后代(如果有的话)手中？即便弟弟很大方，表示会还政于侄子，那弟弟的儿子们会同意吗？如果他们不同意，双方难免大打出手，到时候局面可能就无法收拾了。当年战国时期宋国的国君宋宣公不把继承权留给儿子，而是留给了弟弟公子和，最终造成了宋国好几代的混乱。可大多数时候，统治者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要怨也只能怨自己死得早。

好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得到了延长，只要不出什么意外，大多数统治者都能活到自己的儿子成年，父死子继的制度才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便这样，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也不一定只有前任统治者的儿子才会觊觎。远的不说，刘恒的事情便已证明：只要你老子姓刘，你就终归有可能坐到那个最高的位子上。

有了自己父亲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也难怪刘武坐不住了。当然，刘武之所以会真正生出当皇帝继承人的心思，还得怨刘启自己。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时候，刘武入朝，刘启在一场只有自己家人参加的宴会上喝高了，当着众亲戚的面醉醺醺地说了一句：“如果我死了，这位子……”他拍拍自己的屁股底下的席子，“让给弟弟你来坐。”

这话一出，在场的人因为都没有心理准备，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窦太后和刘武自然都是一脸高兴样。当然，刘启只是说了一句醉话，但君无戏言，皇帝是能够随便开玩笑的吗？于是窦太后的侄子，也就是皇帝的表哥窦婴马上起身提醒皇帝：“陛下，我大汉的江山是高皇帝打下来的，然后传给了他的儿子，父传子是高皇帝定下的规矩，陛下恐怕是喝醉了，怎么能说传给梁王呢？”

窦婴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凡事太较真、太实在。皇帝不过就随口这么一说，又没立什么字据，更没有让刘武把玉玺揣兜里。再说了，皇帝是说“如果”他死了，那时候刘启当皇帝才第三个年头，位子在屁股下还没焐热乎呢，更别谈想到自己身后的事情。窦婴的一番话让皇帝哄老娘没哄成，他自己也被窦太后一怒之下开除了门籍，再也不能进宫了。

这事给了刘武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太后跟皇帝都有意愿让自己继承帝位。于是，七国之乱时，刘武格外卖力，毕竟哥哥要是被赶下台，自己的继承权也要打水漂了。平定七国之乱后，朝廷派人来清算战功，梁国士兵斩获的叛军人头数居然和中央军的差不多。这可以说是一件天大的功劳，刘启给了弟弟极大的赏赐和肯定。这下，刘武就更觉得自己皇太弟的位子是十拿九稳了。

可让刘武没想到的是，一转眼，刘启便立了刘荣做太子，再也不跟他提什么“千秋之后传位梁王”的事情了。如果非要说刘启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时候就预料到之后刘武和他的梁国会派上大用场，未免过于夸张。要说也只能说现在刘启的表现正常了，知道什么时候开得玩笑，什么时候开不得玩笑。

可刘武不这么想，太后的支持、皇帝的金口，加上自己的功劳，这可都是实打实的硬条件，一旦哥哥刘启死了，皇帝这个位子，舍他刘武其谁？刘武便把自己看作未来的皇帝，自顾自地得意起来。

既然自认为是“未来帝”，那就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诸侯，首先不能弱了气势。刘武在梁国比照皇帝的上林苑修建了一座东苑，据说方圆三百余里，又大量增建了宫殿，自己出入宫门不仅有成千上万人前呼后拥，还要清道，事事都按皇帝的标准来执行。并且，从这时候开始，刘武公开以重金厚禄招募天下能人异士。一时间，全国的人才都开始向梁国流动，东边齐国的公孙诡、羊胜、邹阳，西边蜀地的司马相如之流，纷纷汇集到梁国的国都睢阳。刘武利用这些人给自己造声势、出主意，为自己有朝一日能获得帝国的继承权做准备。

看到堂下济济的人才，刘武很是得意，常在心里自我营造一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景象，大有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感觉。

到了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十月，刘武再次入朝。这次刘启给了他更高规格的待遇，命使者拿着皇帝的信物，驾着皇帝御用的四匹马的副车，早早地在函谷关口等待刘武到来。刘武一到函谷关，使者便用皇帝的副驾将他从函谷关一直载到了长安。刘武这次入朝似乎也有所准备，入朝结束后，他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向皇帝申请在长安留住一段时间，陪伴母亲窦太后。

这样的要求太后自然不会拒绝，哥哥刘启看上去也很高兴。每次同刘武一起出入时，刘启都让弟弟和自己坐一辆车子，他们还一起在御用的上林苑里打猎，兄弟两人仿佛形影不离、亲密无间。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朝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太子刘荣被废了。这下刘武激动万分，以为哥哥刘启是在为他将来当皇太弟清除障碍。他马上更加积极地在宫里走动，仗着母亲窦太后的宠爱，不断地在瞎了眼的老太太耳边吹风，要让哥哥及早把自己定为帝国的继承人。

窦太后本来耳根子就软，前几年因为生病眼睛又瞎了，更架不住小儿子的哀求。而且，老太太也有自己的私心：下任皇帝如果还是自己儿子的话，那么自己还是说一不二的太后；要是换成了自己的孙子辈，那太后就成了自己的媳妇，自己成了太皇太后，眼还瞎了，到时候说不准会被安排到哪个犄角旮旯度余年，恐怕再也享受不到这无上的富贵荣华。所以，太子的位子空出来后，窦太后便几次三番地叫人把皇帝刘启请来，商量立刘武为储的事情。

刘启的心思我们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把位子让给刘武的。但谁让他当年嘴欠，说了让人当真的假话，导致无法直接拒绝窦太后。还好，根据“君有事，臣子服其劳”的原则，这种让自己左右为难的事情当然是让忠心的大臣们去做更好。

一天，窦太后又跟刘启唠叨：“你们兄弟同心，都是娘的骨肉，看你这几年身子骨也不好，还不如哀家硬朗，你现在还没立太子，万一将来有什么三长两短，那为娘的该怎么办？依我看，还是让你弟弟刘武给你分忧才好。”

刘启一听窦太后又提立储的事情，本想糊弄过去，可老太太都说得这么直白了，他只好说这样的大事还是要跟大臣们商量，需要大臣们同意才行，自己可不能随便坏了规矩。

老太太见之前说了几次刘启都没有答应她，也是来气，就说：“那好啊，你现在叫他们一起来这里，当面跟我商量下。”

这下糟了，老太太脾气倔是出了名的，哪个大臣能在窦太后面前做到威武不能屈？好在刘启早有准备，他马上一连说了十几个人的名字，让侍从们去召这些人进宫议事。

刘启找来的这些人的具体名单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里面有袁盎，从这个人选可见他早就费了不少心思，因为这时候袁盎已经因病辞官，闲居在家。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不久，袁盎因为自己多次向朝廷提出建议却不被采纳，加上自己身体也不好，就从楚国相国的位置上退下来，赋闲在家。和一般官员的退休不同，袁盎退是退了，但没有休，皇帝一遇到事情仍不时派人找他进宫商量。可不管怎么样，立储这样的大事总该由皇帝和国家重臣来商量、讨论，他袁盎现在终归是平民百姓一个，怎么说都不合适。要说只能说袁盎和其他人都是刘启慎重挑选出来对付窦太后的，反正老太太也看不见他们是谁。刘启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口才好、耿直，不畏强权。

果然，皇帝找来的这十几个人对太后要立梁王为储君的要求表示强烈的反对，个个引经据典、议古论今，驳得老太太最后也无话可说。

不难猜测，其间必定言辞激烈，甚至针锋相对，窦太后试图以威势压人，大臣们秉持道义，悍不畏死，双方的争论持续了许久。他们具体说了什么，当时不在场的人都不晓得，我们现在更是无从知晓，我们知道的只是这次讨论有两个结果：一是窦太后以国家大局为重，放弃了让刘武做储君的想法；二是刘武从此恨透了袁盎这些人。

数月后，刘启趁热打铁，宣布立王娡为皇后，立王娡的儿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正式确定了帝国的继承者。

刘启不愿意直接忤逆母亲，选择了让袁盎他们来替自己说话，最后虽然表面上保存了自己的孝道，却害死了袁盎他们。

刘武彻底失去了做储君的机会。他闷闷不乐地回到梁国，越想越愤怒，竟然要把气全都撒在反对立自己为储的十几个大臣身上。于是，刘武和手下谋士羊胜、公孙诡策划派出刺客刺杀那天参与议论的大臣们。

谁都知道，这种刺杀并无实际意义。哪怕你把所有的大臣都杀光，就能改变自己不能当储君的事实吗？刘武的目的仅仅是泄愤而已。由此可见，这个人的心智其实并不成熟。

不管怎么样，刘武的刺杀计划还是被执行了。第一个被刘武派去刺杀袁盎的刺客从梁国到了关中，可他并不认识袁盎，一路走一路跟别人打听人们对袁盎的看法。这个刺客大概是个游侠，心里多少有些侠义之气，他每每向路人提到袁盎，但凡知道的人所给的评价都是“好人啊！”“侠义啊！”“难得啊！”“君子啊！”，几乎所有提到袁盎的人都对他的为人赞不绝口，弄得这个刺客最后竟下不了手了。末了，他一狠心，干脆去面见袁盎，跟袁盎直接把话挑明：“我是梁王派来杀你的，但我一路打听过来，知道你是个宽厚长者，我现在下不了手了。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杀你，以后还有的是人要来杀你，你自己小心。”

然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何况袁盎现在不过是布衣一个，完全暴露在阳光底下，他怎么防得了？最终袁盎还是死在了刘武后来派出的刺客手里，当时在场参加讨论的其他十几个大臣也都无一幸免。

袁盎和晁错，两个人虽然性格迥异、水火不容，但两人同样能力不凡且直言敢谏，同样为国尽忠且不畏牺牲，也同样间接死于景帝刘启之手。无怪乎连史圣司马迁也把晁错和袁盎放在同一篇传记里，还发出了“悲彼二子，名立身败”的感叹。

当刘启收到十几个大臣都被刺杀的消息，马上便知道是刘武干的好事。虽然刘启最后只拿了羊胜和公孙诡做替死鬼，但刘武不理智的行为正中刘启的下怀。

刘武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下窦太后也不好再说什么。刘启再也不用装好脸色给刘武看了。刘武再来入朝，刘启也不再跟他坐一辆车子，不再一起打猎；刘武再想留在长安住一段时间，刘启也不再批准。至于储君的事情，刘武连想都不要想了。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刘武在郁郁寡欢中染疾暴毙。

终于，刘彻坐稳了太子的位置。而刘启之所以急着确立继承人，除了为国家政治的大局考虑，恐怕还跟他的身子不好有关。或许是因为即位之初的那场动乱让他受了不小的惊吓，之后的刘启一直是大病时发、小病不断。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刘启甚至还给自己建了一座德阳庙。还没死就给自己立庙，怎么看都不是一件吉利的事情。由此可以推测，长期以来，刘启的身体状况大概就是两种状态：生病和准备生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恐怕他只盼望着自己能多熬些时日，等待太子刘彻长大成人。

最终，刘启又熬了五年。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甲寅，刘启感觉自己时日无多，提前给当时仅十六虚岁的皇太子刘彻举行了冠礼，赋予了他“人治”的权力。

九天后，汉孝景帝刘启崩于未央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