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在描述唐代“开元盛世”时，通常会从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昌盛、民族和睦、中外交流等方面举证，很少有人关注普通百姓的真实生存状况。

和多数人想象中的安居乐业不同，玄宗时代的唐朝百姓，常常被迫逃亡。

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农民将朝廷分给的田地抛弃或卖掉，逃到地主庄园或寺观中，充当佃农。玄宗即位后，情况更加严重，他在开元九年（721年）的“禁逃亡诏”中承认，“四海清宴，百年于兹，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①

导致百姓逃亡的原因，除天灾外，主要是兵役、徭役沉重。

在府兵制下，符合标准的人，从20岁—60岁，每年要服役120天。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朝不断对外用兵，出现“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的情况。玄宗亦好大喜功，他在位期间，边防军数量最多曾达60余万。唐朝的徭役包括军需役、漕运役、土木工程役、地方杂役等。仅以土木工程役来说，玄宗多次扩建兴庆宫、华清宫，新建“花萼相辉楼”等，都要常年征召劳役。

百姓服兵役、徭役期间，不仅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还要倒贴路费，很多人因之生活困顿乃至倾家**产。两害相权取其轻，民众往往选择从国家户籍中逃亡，自愿没入大地主家做佃农——虽然做佃农每年缴纳的粮食要比国家正税多出不少。②

唐玄宗对增加朝廷、内库收入兴致浓厚，重用了一批善于搜刮财富的“聚敛之臣”，如杨崇礼、杨慎矜、王鉷、宇文融等。

史书记载：杨崇礼、杨慎矜父子对各地上缴的绢布考察极严，发现些许污渍、破损，即要求地方补缴；王鉷利用边关将领瞒报士兵死亡人数的漏洞，继续按照原有户籍，向阵亡者家属追缴税收，以至“天下之人苦而无告”。据统计，依仗非法的加税手段，玄宗的个人内库，可得“岁贡额外钱百亿万”。③

“聚敛之臣”当中，宇文融提议的“括户”政策最为有效。

“括户”，即是将逃入地主庄园中的百姓，强制寻回，重新给他们分配土地，为朝廷纳税、服役。经过四年“括田”，全国户籍新增“客户八十余万”，朝廷当年增收“缗钱数百万”。为安抚这些重新分得田地的百姓，玄宗免去其六年纳绢义务，但治标不治本。这些被“括户”出来的百姓，很快又因繁重的兵役、徭役和非正规搜刮，再次走上逃亡之路。④

事实上，即便没有上述兵役、徭役以及额外的搜刮，仅仅负担正规的国家赋税“租庸调”，也已超出了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范畴。

有学者计算过玄宗时期唐代农民的产出与负担：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负担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这些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往来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予三十亩这个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 ④

所以，史书里关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民生，往往说的是：“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朝士广占良田”“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玄宗多次颁布诏书，斥责“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兼并了自由民的土地，造成朝廷控制下的户口和税源减少，也多次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逃户”回归，但终究无济于事——《通典》记载：“开元之际，天宝以来，兼并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

依靠无偿劳役，及“括户”增加的收入，唐玄宗得以享受超越前代的奢华。

玄宗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将温泉宫扩建为华清宫；将“五王宅”改为兴庆宫；在长安、洛阳修建行宫，各有1000多个房间。他还征召民夫，在骊山建了一座会昌城。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去泰山封禅，从准备到结束，前后持续有一年时间。封禅大典前，玄宗带着长达数百里的队伍，自洛阳出发，前往泰山。王公大臣上万人、骏马数万匹的食宿都由沿途州县负责解决，百姓负担剧增，破产者不计其数。

玄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让全国人为自己过生日的皇帝。从开元十八年（730年）起，每年这一天（先称“千秋节”，后改为“天长节”）全国放假三天，在长安或洛阳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千秋节，玄宗曾下诏：“今兹节日——与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庆同之，并宜坐食”，这或许就是《妖猫传》中“极乐之宴”的原型。

玄宗喜欢在各种宴会上重赏群臣。如开元十八年（730年），赏赐宰相以下赴宴官员每人5千缗；又如天宝十三年（754年），赏赐不同品级的官员绢40—80匹。玄宗还任命了“检校进食使”，让各地进献美食。“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一道菜的花费就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⑤

受玄宗宠幸之人，同样可以肆无忌惮地消耗国家财富。

在宫中，为杨贵妃织锦的刺绣工人，多达700人，负责雕刻、熔造的，亦有数百人。杨贵妃兄弟姐妹住宅的豪华程度，可以和皇宫相比，“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如果看到谁家的住宅更好，就拆掉自己的，重新建造，以至“土木之工，不舍昼夜”。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时常扈从玄宗，前往华清宫，她们所乘的车都“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拉车的名马带的也都是黄金驾具。

玄宗为安禄山在长安修建住宅，下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一切器物、装饰都用最华贵的，以至“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比玄宗自己用的还要贵重。玄宗叮嘱手下：“胡眼大，勿令笑我”——安禄山是胡人，眼界大，不能让他笑我小气。

如果只看唐玄宗封禅、贺寿、建宫殿、大摆筵席，以及开疆拓土、万邦来朝，确实称得上“开元盛世”。

但若将视角拉向民间，就会发现，所谓的 “开元盛世”，不过是玄宗一人的盛世，至多，也只是玄宗集团的盛世。

“开元盛世”的由来，既有玄宗执政时期官方宣传的因素，也有安史之乱后唐朝知识界的“事后美化”。

从杜甫身上，可以清晰地看见这种“事后美化”。

杜诗《兵车行》《丽人行》（约750年前后），曾讽刺过玄宗和杨贵妃的骄奢；“安史之乱”前夕，杜甫也写出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诗句。可见当时他眼中并无所谓的“开元盛世”。但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杜诗中却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公元764年前后）。

这种怀念，当不得真。

参考资料

①张德美.论唐代流民问题及其对策[A].法史学刊第二卷[C].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②黄新亚.唐初徭役考辨[A].唐史论丛第4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③李志生.论宇文融括田括户对开元之治的影响[J].河北学刊，1994,（5）.

④孙翊刚.中国赋税史[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175.

⑤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