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慈禧名言，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但若细思，便会生出疑惑：这话实在太不得体，太丢脸面，私下指示尚可，公开说出肯定极为不妥。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明了下面这两个基本事实：

（1）慈禧确实公开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

（2）但是，慈禧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来公开说这句话的。

时为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西狩”不敢回京的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内阁下了一道谕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挠。叠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议和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知之……①

大意是：今年夏天“拳匪”作乱，得罪了友邦。我（光绪）拥戴太后西逃，京城陷落。授权庆亲王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友邦使臣议和。奕劻之前呈送来的各国提出的十二条议和大纲，我（光绪）已批示照准。不过，也仍发电报命令这两位全权大臣，须将详细内容细细斟酌查核，做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如今，我（光绪）得到了悔祸的机会，也应该颁布自责的诏书，把朝廷所遭遇的种种“委曲难言”的苦衷，说给天下臣民们知晓……

虽然清帝国的高级官僚们都知道光绪已是傀儡，所有以光绪名义颁发的谕旨其实都出自慈禧之意。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丢人的话，终究是公开写在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谕旨里，而非写在以慈禧名义发布的指示当中。让光绪替自己说这种话，慈禧不会有太大压力。

慈禧借光绪之口，公开说出的这句名言，常规的解读，可参见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概括：“（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确是值得‘保全’的。”

但学者王开玺不认同这种常规解读。在他看来，清廷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前，曾努力与列强交涉，想要削减赔款的数额，只是最终没有成功；且这份谕旨当中还有一段话，是要奕劻与李鸿章等人与列强讨价还价：“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故此，王开玺认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慈禧名言的正确解读应该是：

清廷的上谕是要求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必须“竭忠尽智”，与列强切实相商，不得在赔款等问题上漫天要价，任意要挟，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②

就字面意思而言，王开玺的理解似乎是正确的。据谕旨原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之前，确实有“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这样的指示。此处的“悉心酌核”与后面的“婉商力辩”，确实是在指示参与谈判的大臣们，要想办法减少赔款总额，不能对方开口要多少就答应给多少。

但王开玺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解读为“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却又有些走得太远了。毕竟，谕旨里还有一句“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大国们都是讲究信义的，对赔款的要求应当会以大清“力之所能及”为准。

这句“当视我力之所能及”，固然未必等同于胡绳的“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却也同样不能等同于王开玺的“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谕旨一面要求参与谈判的大臣努力与列强磋商（婉商力辩），一面指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模棱两可的指示，实际上是一种话术，反映了慈禧既希望不惜代价确保和谈成功、又不愿意承担达成巨额赔款的谈判责任的现实心理。一如时人李希圣所言：

太后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③

大意是：慈禧本来焦躁不安，担忧列强追究祸首会追到自己头上，后见列强提出的十二条和议大纲里没有提到自己，大喜过望，遂下诏让奕劻、李鸿章全盘接受了十二条。此即前文所引诏书中提到的“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议和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

换句话说，如何让自己免于被列强追究，才是整个和议过程中慈禧最关心的事情。李鸿章曾在议和中为载漪等人辩护，瓦德西的回应是：“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犹未提也。”④——现在点名要求惩办的人，不过是从犯，为保全你们的体面，我们还未追究首罪之人。瓦德西这番话所指向的正是慈禧。李鸿章将瓦德西的强硬态度传至西安后，慈禧立即同意在“惩凶”一事上完全应允列强的要求。稍后，列强严苛至极的十二条议和大纲送至西安，慈禧的回应也是全盘照准：

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仍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该王大臣等力为其难，惟力是视可耳。钦此。⑤

指示中要求奕劻、李鸿章在细节上与列强继续“婉商磋磨”，以求“稍资补救”，这些话自然也只是在装点门面——十二条大纲已全部“照允”，哪里还有补救的空间？这种“应即照允”，正是慈禧“量中华之（尽可能多的）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心态的产物。

略言之，以光绪名义颁发的谕旨里，虽然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外，尚装点有“悉心酌核”、“婉商力辩”等词句，但无论是慈禧的内心倾向，还是实际的谈判操作，都更接近“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

参考资料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90:945-947.

②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新解[J].近代史研究，2006,（4）.

③李希圣.庚子国变记[A].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C].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④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⑤中国史学会.义和团（第四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76.